我們現在離戰爭有多遠？

日本鷹派首相安倍晉三，這位全身充滿軍國主義基因的人物，一上台就多次大放厥詞。最新的講話似乎把談判之門關上了，他居然說，釣魚島是「日本的固有領土」，「我們絕對不會讓步」，也不會讓釣魚島成為「談判對象」。言詞之囂張，視我國的警告如無物，一派準備打一場新的中日戰爭的嘴臉。

侵華暴行 從未反省

中日兩國人民，鑑於八年中國抗戰的慘痛歷史，應該不願意再讓戰爭降臨在兩國頭上。但是，戰後六十多年來，由於日本當政者從未認真反省在亞太地區發動侵略戰爭的罪行，又在國民教育中任意竄改歷史教科書，否認南京大屠殺和強迫亞洲婦女充當「慰安婦」等等罪行。一些軍國主義分子，也許包括野田和安倍在內，暗忖日本並未被中國打敗，而是敗於美國的兩顆原子彈。加上當前中日合資而採用高科技的日本牌子的消費品在中國流行，因而認為中國仍要依賴日本。他們沉醉於二戰時期的橫衝直撞，暴行連連的「戰爭快意」之中，於是躍躍欲試，想再次嘗到戰爭甜頭的滋味。

這些軍國主義分子的後台是美國。美國人也是善忘的民族，他們已經忘記珍珠港突襲的慘痛，養虎遺患，常常希望日本能為他們當「爛頭蟀」，為他們在亞太地區圍堵中國當急先鋒。

美國與日本是當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重災區，這些忘記歷史教訓的美、日當權者，又以為可以用戰爭來解救經濟危機。歷史上當然不乏先例，但戰爭總是沒有好結果的，就是美國近年陷入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場局部戰爭中，也是尾大不掉，更不用說二戰以後，美國捲入的韓戰和越戰這兩場更大規模戰爭的慘痛教訓了。

今天的中國遠非二戰時期的中國，無論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都今非昔比。別看中國內地社會存在着若干矛盾，但如發生外侮，中國人的民族情緒、保家衞國的能量，絕對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之上。美日好戰分子如果錯估形勢，他們的失敗，可能比抗日戰爭時期以及韓戰、越戰的遭遇更慘。

曉以利害 立足於打

中國人是愛好和平的民族，與美國以牛仔開發西部、屠殺印第安人土著的開國歷史不同，與日本的武士道兇殘和剖腹自裁的軍國主義傳統也不同。特別是我們目前雖然經濟實力排列國際第二，但人多地廣，仍然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我們還要埋頭建設幾十年，才能趕上最先進的國家。所以我們需要和平，需要「自掃門內雪」，我們怎會去惹是生非呢？

惟若日本人硬要把戰爭強加於我們頭上，我們一定會認真對付。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深知，單對單，日本不可能打贏，因此他們就是要拖美國人落水，但美國人願不願意為此捲入一場不知結局的戰爭呢？

當前我們應對之道，是要爭取與日本同樣有領土紛爭的俄羅斯和南韓連成一線，同時穩定另一組也與我們有領土紛爭的菲律賓和越南，集中優勢力量，打擊日本軍國主義這個主要敵人。對美國也要曉以利害，指出友則雙贏，敵則共輸。美國人會為日本軍國主義者搖旗吶喊，但真正要身陷戰爭之中，恐怕他們也有重重顧慮的。

在軍事上，我們一定要準備打，立足於打；在外交上，我們還有許多工作要做。特別是要做美國的工作，做日本人民的工作。我們堅持和平，我們也要不怕戰爭！

 

吳康民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2013年1月17日）

新年新氣象 輿論應帶頭

自從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改進作風的八條以後，人們期盼着中央在輿論導向上有什麼新的動作。

官方第一大報《人民日報》元旦獻詞，仍然套話連篇。不過在社論之旁，還有一短文叫《新年致讀者》，卻說要“切實改作風、改文風”，說群眾聽得懂的話。還說要“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說真話，寫實情，讓文章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情、更具親和力和感染力，有可讀性可視性”。

這些話說得好，是不是也反映了過去官報不大敢講真話，講實情，而且文風不貼近群眾，因而令人覺得言之無物，欠缺親和力呢。

《人民日報》過去受人詬病的一個方面，就是頭版充滿中央主要領導人的活動報道，這既違反了二00三年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改進會議和領導同志活動新聞報道的意見》中的規定，也違反了更早在一九八0年七月中共中央發出的“少宣傳個人”的指示，也不符合習近平總書記剛剛提倡的對政治局委員活動應按實際需要作報道的要求。

《人民日報》積重難返

但翻開《人民日報》除夕的頭版，仍然是積習難返。頭版的四條對中央政治常委活動的報道，仍然佔據了大幅版面。其中三條，是習近平到河北阜平縣慰問貧困群眾、李克強到江西九江和湖北恩施調研、劉雲山召開調研座談會，還可以說是與群眾生活和宣教工作有關。但另一條是領導人出席新年京劇晚會的報道，便說不過去了。

《人民日報》恐怕有一條不把國際新聞放在頭版的不成文規定，這使國人不太了解國際動態，影響世界視野。

如同日有美國的“財政懸崖博奕進入最後關頭”的新聞，刊在第二十一版。這應該是關係國際經濟問題的大新聞，但就是不上頭版。再就是轟動國際的印度輪姦女大學生致死的慘案，反映印度性別歧視的嚴重，和印度社會根深蒂固的種姓制度和宗教約束的問題。

電視台的條條框框

中央電視台也是如此。元旦前後，打開電視，看下午七時的新聞聯播，大都是一些領導人主持會議和與會者埋頭筆記的鏡頭。其他的深入反映社會動態和生動報導群眾關心的民生事例均付厥如。

中央電視台如此富有，難道派不出記者到各地了解民生動態和群眾生活？看來，這只是電視台的條條框框限制所致。

第一官報和第一官台不能帶頭改進報道的風格，如何能與廣大公眾之間增加“親和力和感染力”？如何“更有可讀性和可視性”？

在官報提倡改革而我們還没有看到改革的苗頭的時候，卻傳來封閉北京著名月刊《炎黃春秋》的網頁，以及廣東宣傳部長蠻橫刪改《南方周末》的文稿的事件。《炎黃春秋》多年來不過呼喚實施民主憲政和重視歷史教訓，我看了該刊多年，未見有什麼激烈的言詞和挑戰性的文字。如果不是有許多老幹部的支持和元老習仲勛的題詞肯定，恐怕早已遭受停刊的命運。《南周》我很少看，但對這一次修改標題和文字的風波看來，只可說是審查新聞的庸官的“傑作”而已。

我們希望新旳一年有新氣象，特別是與廣大群眾息息相關的報紙和電視。

《人民日報》借用《人民日報》致讀者的結語﹕“二0一三年到了，讓我們用實幹和夢想擁抱它”﹗

 

吳康民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2013年1月14日）

重要講話 神化個人

中國是個人治社會，繼承了不少封建殘餘，因而有把領導人神化的傳統。最高領導人被神化已造成多大浩劫？毛澤東是神，比歷代封建皇帝被神化更要高千百倍，除了“萬萬歲、萬萬歲＂的叫喊外，還發明了他的話“一句頂一萬句＂。對他的話“理解的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他的錯誤指示，萬民遭殃。

但神化在改革開放以後有沒有減弱和消除了呢？沒有！至今最高領導人群體仍被神化。他們的一舉一動，比如去看一齣戲，都要上第一官報＜人民日報＞的頭版。莫言得諾貝爾文學獎，消息只能刊在＜人民日報＞內頁第14版。只有李長春發了賀信，這條消息才能上官報首頁。至於最高領導人群體他們的講話，都是“重要講話＂。甚至有些值得商榷的言論也被當作金科玉律。人總有犯錯誤的時候，哪能有最高領導人的話便句句正確？

比如有大人物說要“築牢抵禦＂外來的“錯誤思想＂。思想怎能“築牢抵禦＂的？世界潮流，浩浩蕩蕩，沛然而不可抵禦，只有用思想對思想，您的思想正確，受到群眾擁護，便能抵禦錯誤思想。蔣介石當年如何千方百計“築牢抵禦＂共產主義思想，不僅“築牢＂，而且趕盡殺絕，還不是被趕出大陸，偏安一隅？

又如提倡這個“不＂那個“不＂，不可做的事情，應該經過實踐的檢驗，不是下個“不＂的禁令就可奏效的。

至於批判“普世價值＂，更是把階級觀點絶對化。世上怎麼沒有普世價值？馬克思主義就主張普世價值，他的學說就是繼承了資產階級思想家倡議的普世價值思想成果。他把“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作為共產主義的基本原則。民主自由，難道不是普世價值？馬克思說，“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人的本質＂。同樣，恩格斯在領導第二國際的時候，也着重指出，爭取民主，是戰鬥的無產階級的首要任務之一。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也指出“沒有人民的自由，没有人民的民主政治，能够統一麼？”

共產主義就是實現民主自由

＜共產黨宣言＞產生在資本主義興起、殘酷的階級剝削以積累資本的時期，但它仍然聲言“共產主義並不剝奪任何人佔有社會產品的權力，它只剝奪利用這種佔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

其實，“共產主義＂這個譯名並不十分恰切，並曾給人歪曲為“共產共妻＂的原始社會的變種。恩格斯早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就說過，共產主義一詞不宜普通使用，因為其含義並不確切。有人認為共產主義反對人的自由，實際上共產主義的目的就是人的解放，實現自由。

歷史上許多共產主義國家，實行的並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 ，而是極左的階級鬥爭和專權的統治。蘇聯和東歐的共產主義國家失敗了，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前的左的嘗試也失敗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主義理論被歪曲了、實踐被錯誤路線所糟蹋了，斯大林和毛澤東等所犯的錯誤已受到公開的批判。

今天再把領導人的言論神化，再奉行理解的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恐怕仍將會鑄成大錯。

有的人根本沒有讀懂馬克思、恩格斯的書，連毛澤東思想中的正確部分也沒有很好地理解，就嘩哩嘩啦地發議論，並以“重要講話＂的姿態面世，去指導整個意識形態領域。正像毛澤東所曾批評過那樣：“流毒全黨，妨礙革命，傳播出去，禍國殃民＂。

過去中央有“少宣傳個人”的指示

習近平上台以來，雖然也反對一些對領導人過份逢迎的做法，但宣傳部門還是連篇累牘地宣揚中央主要領導人。

中國現在要改變人治的狀況，還有一條漫長的路要走，但應該從改變神化個人的做法做起。打倒“四人幫＂以後，中共中央舉行三中全會，曾正確指出，中央領導同志的個人意見，不要叫“指示＂。198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一個“少宣傳個人＂的幾個問題的指示，明確指出：“少宣傳領導人個人的沒有重要意義的活動和講話＂。到了1980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報”，決定撤換華國鋒的最高領導人的職務。當年批評華的一條罪狀，便是他“熱心於製造和接受新的個人迷信＂。

現在看來，“文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之一，就是在全黨全國中發展了“個人迷信＂，把毛澤東神化為一個無所不曉的神仙，把他隨便講出的一句話，都作為“最高指示＂，連夜敲鑼打鼓地傳達。打倒“四人幫＂以後，在破除“個人迷信”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由於中國的封建傳統太深，破除得並不徹底。所以今天對於一些大人物的“重要講話＂，誰也不敢公開批評。神化個人的風氣仍然存在，這是不利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

但是在大小領導說了算的風氣下，誰又敢於戳穿這件“皇帝的新衣＂呢。

 

吳康民    電郵﹕hmng@puikiu.edu.hk

本文發表於明報（2013年1月7日）

中央對香港的政策向「左」轉？

最近香港某些輿論，認為中央對香港的政策收緊，有向左轉的傾向，而且這是受香港「左派陣營」的影響。並警告說，左毒會害港誤國，使人憂心忡忡。

他們的論據還聯繫到中共「十八大」對香港政策的論述，張曉明主任對「十八大」有關香港政策的長篇闡釋，以至把香港出版的一本《香港藍皮書》的某些論述也牽涉在內。這個論據，值得探討。

30年前，中英進行香港問題談判並達成協議，並開始對香港《基本法》的擬訂。我作為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執行委員、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及其之前的預備委員會的成員，更是1982年鄧小平邀請12位港澳人士商談香港回歸問題的參加者之一，對內地制訂和討論有關香港《基本法》的方方面面，了解甚詳，茲在此略加介紹。

早年幹部不了解「一國兩制」

鄧小平會見我們12個人的時候，我發了言，清心直說。先詳述港人對內地多年來直至文化大革命的種種「左」的政治運動，對此完全不能接受。因而對香港回歸，頗有顧慮。同時，香港在港英統治下，自由和法治是有的，就是缺乏民主。因而對回歸後的民主訴求，必然劇烈。

會後有關人士批評，說我沒有正面肯定香港回歸種種好處，盡提些憂心的事。

往後，在列席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香港《基本法》草案時，的確有不少人大常委，表示《基本法》草案中對香港的政策過於寬鬆，提出異議。更指出沒有加強中央的權力，過分「高度自治」。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不久，不少人包括高級幹部，在政府部門退下來後擔任人大常委，仍然對鄧小平的港澳政策不太了解，不足為怪。

就是在香港，我主持過多次文化教育界的《基本法》諮詢會，也有人提出不少「左」的意見。如要把瑪麗醫院名稱改為人民醫院、皇仁書院改為香港第一中學等等。也包括內地大學畢業生，如醫科、工科以至會計科，都應免試來港執業等訴求。

今年政治生態有所變化

當年有「左」的思想並不奇怪，除了歷年內地「左」的政治運動的影響之外，也是香港傳統左派長期受到港英壓制之後的一種反彈。

但是到了今天，香港是左的主導還是右的主導呢？

特別是今年以來，特別是這一次香港特首選舉的前前後後，冒出來的不是左的思潮而是右的思潮。

從對內地來港自由行人士的厭棄，斥之為「蝗蟲」，到叫嚷什麼「去中國化」、「中國人滾回中國去」、香港變成「中國的殖民地」等和高舉英國旗遊行，把發展新界東北地區說是為了港深融合、國民教育就是「洗腦」等等。這些反對口號和若干行動，為什麼就沒有人說是「一國兩制」中的破壞「一國」的行為呢？

為什麼一說到司法上的問題，就一口咬定是破壞司法獨立呢？為什麼建議釋法，又是摧毁香港核心價值的法治呢？

上述的一連串的言論和行動，都是破壞「一國兩制」的，這些向右轉的東西，為什麼就不是害港誤國呢？

中央不會以「左」反右

觀之今天香港的政治生態，不是左了，而是右了，不是「兩制」受到傷害，而是忽視「一國」，挑戰合法管治。對人不對事，反中亂港，而某些頭面人竟和泛民反對派走在一起，實為回歸15年來所未見。

中央當然要密切注意形勢的發展，所以對香港形勢的看法，顯然有若干變化。但可以肯定的是，決不會以「左」來反右。中央一貫的政策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當然，今天對香港也不是反右的問題，而是支持梁振英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的問題。同時，也是支持愛國愛港的健康力量，支持香港經濟繁榮、社會穩定，支持香港同胞生活幸福﹗

 

吳康民    電郵﹕hmng@puikiu.edu.hk

本文發表於明報（2012年1月3日）

政治與文學 莫言有話說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國人除了興奮和讚揚之外，也有不少批評和議論，海外更不用說了。因為之前高行健也得過諾貝爾文學獎，劉曉波得到諾貝爾和平獎。內地官方不是冷淡，就是大肆討伐。海外華人社會，有言論自由，自然兩相比較，於是對莫言便有冷言冷語，說他是體制內作家，不值得取得這個奬項。證據之一是他是官方的中國作家協會的副主席；證據之二是今年他曾應官方紀念毛澤東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七十周年，在出版紀念集上抄寫了一段。這些都算在他是依附官方的“罪狀”。

其實，文學作品的優劣，應看作品本身，看作品是否反映了時代的真實，看作品對社會現實是否有深刻的分析和批判。而不在他是否具有一個官方職務的虛名和做了一件附庸“紀念”的小事。

莫言小說具批判性

莫言說，他不贊成作家以那麼明朗的態度介入政治，而且介入的深淺與作家本人的性格有關係。他說他自己的性格“可能不太合適扮演這種台前角色，以非文學的方式扮演社會良心，社會代言人的角色”。

他又說，“我通過小說的方法，把我對社會現實的態度，對強者的批評，對弱者的同情，已經表現得非常充分了。……已經是表現得淋漓盡致了。我的政治觀點、歷史觀點，我對社會的完整看法，已經在小說裡暴靈無遺了”。

我還没有通讀莫言的主要小說，只看過他的長篇《蛙》和若干中短篇。在《蛙》這部小說中，他是對當前內地執行的“計劃生育”制度的某些粗暴的執法和不人道的行為進行了無情的批判。其中更對有權有勢可以走“法律罉”，無錢無勢者的悲慘遭遇有深入的刻劃。這正是他以文學的形式扮演了社會的良心和作為人民的代言人的角色。

現實導致寫作衝動

莫言說，“一個作家如果没有矛盾衝突的話，也就失去了創作的能力，只有當他感到矛盾痛苦，有一種很激烈的情緒的時候，才能來寫作”。此說我深有同感。我不是寫小說的人，我只寫政治評論。當看到社會上矛盾尖銳，而歪理流行的時候，就有種寫作的衝動，不吐不快，因而便能寫出一篇篇評論來。所以我相信有良心的作家就是代表一種聲音，一種吶喊。不過政治評論是直接的，而創作小說卻是較為隠晦和迂迴。小說可能把情緒壓得深沉一些。正如莫言所說的，“用極其平緩的、平和的腔調講述一件非常激烈的事情”。

在斯德哥爾摩，莫言被記者一再要求說說對劉曉波被囚禁的看法。早在他獲獎之時，他已經表示希望劉曉波能够早日得到釋放。記者的再次追問，是希望進一步挖出莫言對當前中國政治和言論自由的看法。作為一位內地的作家，今天又得到國際榮譽和受到國家肯定，在此時此地，這是強人所難的。他說希望劉能得到寛大釋放，是從一個作家良心出發的肺腑之言，你還能要求他進一步說什麼呢。劉曉波是經法庭判決有罪而囚禁的。判決是否正確是另一回事。但海外特別是香港的反對派，不是口口聲聲叫嚷司法神聖不可侵犯嗎？不是有人一說了幾句對司法機構與《基本法》的關係而受到大狀們的口誅筆伐嗎？這些人何以雙重標準至此？

 

吳康民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2013年1月3日）

調職看遠景 選票見高低

香港中聯辦更換主任和港區全國人大選舉，同時成為香港新聞頭條。

中聯辦彭清華主任來港十年。十八大以後，屢傳他將調任，並盛傳他會進中央擔任要職。因為他仍年輕，才五十五歲，距離退休起碼有十年。但熟悉中央用人傳統的，應知青年才俊幹部，升至中央高層，必先在地方鍛練。最好是到較為遍遠的省區，經濟不太發達的地區任職一個時期，經驗較為豐富，方受重用。過去胡錦濤是如此，今天的習近平也是如此。

彭清華出道便當京官，在中央組織部工作多年，官至副部級的局長，然後調來香港。香港雖然是特區，但卻是發達地區，所以升職還需經過一個徧遠而不太發達地區的工作磨鍊，這就是把彭清華調去廣西當第一把手的原因。

有了香港這個特殊環境發達地區的領導經驗，再加上不太發達的廣西自治區的領導經歷，方可再上一個台階。

如果仕途順風順水，彭清華主任，肯定在十九大時有耀眼的位置。祝彭主任好運﹗

張曉明執行中央政策

張曉明來港接任，他以年輕又有理論基礎著稱。雖然他在黨內的位置袛是候補中央委員，論者認為這是中聯辦降級，與港澳辦不相稱。實際上兩者仍然平行，都直屬中央港澳領導小組。過去廖暉主政，因為他是全國政協副主席，屬國家領導人一級，並兼任中央港澳小組副組長，而且資格老而倚老賣老。中聯辦過去的幾任領導人都是謙謙君子，因而顯得港澳辦似乎高了半級。不像早年周南和魯平分掌兩辦，頗有較勁味道。

派張曉明來，就是中央人事政策的年輕化進一步實施。論者認為張在對港言論以及在闡述十八大對港澳論述中表述強硬，認為他到港，或會顯出鷹派的一面。對一國兩制的實施，會重一國而輕兩制。這實在是膚淺之論。中央對港政策，決策在中央，不在個人，更不在張曉明的身上。他決不可能自把自為。加上他年輕而新上任，更加會處事慎重。觀他在港澳辦工作多年的表現，都是平實而不浮誇，兢兢業業，處事虛心，不是誇誇其談之輩。

香港近年的政治生態有所變化，利益集團與港英餘孽力爭話語權而不果，因而對現任政府採取不合作甚至對抗態度。英美外國勢力當然不會“錯失時機”，不斷活動和渗入。對此，中央不能視而不見，當然有若干對策。這些新對策，不論是誰主中聯辦，都必須執行。

人大選舉 冷暖心自知

港區人大選舉，范徐麗泰得票排名第二十九位，劉健儀排名三十六位包尾，她們兩位，都是爭取連任的最低票者。這個得票的變化值得大家深思。

上一屆范太以排第一的票后而獲委任為港區唯一的人大常委，為什麼這一次落差這麼大？原因顯然是她的公開表現。年來她不斷發話，內容與語調與中央的要求頗有差距，讀者可以覆按。至於劉健儀，作為自由黨黨主席，在中央肯定今年特首選舉不應流選之際，在幕後軍師的策動下，在電視上公開宣布主張投白票。自由黨的愈來愈背離中央期望，為港英餘孽所操縱，教我如何再信她？

 

吳康民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2012年12月29日）

避免“文革”重演 政改趕快上馬

剛得到諾貝爾文學奬的莫言，曾說過這樣的一段話﹕「中國甚麼都落後，但是刑罰是最先進的，中國人在這方面有特別的天才。讓人忍受了最大的痛苦才死去，這是中國的藝術，是中國政治的精髓。」這話十分有哲理。

近讀公安部退休幹部晏樂斌所描述的文革時期廣西武鬥的殺人酷刑，的確是駭人聽聞。他們的造反組織「聯指」，在殺柳州鋼鐵廠人事幹部黃日高時，把他背部綁上炸藥，一按電鈕，把人炸得骨肉橫飛，說這就是「天女散花」。廣西省貴縣農民陳國榮，因長得胖，便被活活殺死，挖出心肝，二十個人分吃。女民兵隊長陳文留，自稱一個人吃了六副人肝，還殺人割下五名男人生殖器泡酒喝，說是「大補」。這種殺活人，吃人肝的事，據說在文革時期的廣西，頗為普遍。

湖南道縣，在一九六七年的「文革」期間，發生了慘無人道的大屠殺，有一位譚合成的作者，編成一本厚達六百頁的《血的神話》，記述了文化大革命那一年那一縣的大屠殺紀實。

據他的統計，殺人手段可歸納為十種，計有槍殺、刀殺、沉水、炸死、丟岩洞、活埋、棍棒打死、繩勒、火燒，其他。而其中更可分為挖眼割舌、開膛破肚、先姦後殺，乃至將梭標插進隂道，把四肢釘在門板上凌遲至死等等。

我不知道人性何以會在一場政治鬥爭中，突然爆發成比野蠻人比吃人族更恐怖的行徑﹗

在抗戰時期入侵中國大地的日本兵，他們的殺人野蠻行徑是空前的，難道中國人卻去學這些日冦的殺人手法？

重要的歷史教訓

一個有悠久文化的民族為什麼會在一場政治鬥爭中墮入比野蠻人更野蠻的狀態？

「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想法是多麼可怕﹗這個大亂就是政治愚民對政治賤民的大屠殺，根本和「大治」毫不相干。

這樣的一個歷史教訓，幅射出今天中國社會的種種矛盾，令人感到十分擔心。

當年的文化大革命是自上而下的，是毛澤東發動的。他害怕權力的失落，他有主觀主義的烏托邦思想，他也可能對某些官僚主義現象不滿意。於是號召青年學生，起而造反，結果造成不可收拾的亂局，並釋放出人類遺留的野蠻本性，造成一個中國人民的大災難，大慘劇。但是，至今這個歷史教訓仍然未被認真汲取，造成這個慘劇的某些因素仍未消除。

當今中國社會的內在矛盾正在積累，人們正在討論如何解決愈來愈激化的矛盾的辦法。胡錦濤也在「十八大」的報告中警告說，如不反腐倡廉，有亡黨亡國的危險。

政治改革刻不容緩

解決社會矛盾衹有政治改革一途，這差不多是國人的共識。但如何改革，卻是眾說紛紜。過去的十年，是說多於做，政治改革基本上停步不前，以至有識之士十分憂心。

如果矛盾終有一天爆發呢，如果千方百計維穏而終於維不穏呢，那就有爆發一場文化大革命式的暴亂的危險，就有可能再出現「文革」時期那種慘無人道的殺人手段的悲劇。那就不只是亡黨，而是要千千萬萬人頭落地的呀﹗

難怪許多官商的權貴分子，早就看出了這個危機，早就對內地的維穏没有信心，因而紛紛把子弟、配偶和財產移往美國等西方國家，成為成千上萬的「裸官」、「裸商」，成為千真萬確的“走資”，他們也成為美國人的「人質」。

中國正走在十字路口！
 

吳康民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2012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