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獨」疑幻疑真 「餘孽」日趨活躍

一年多以來，香港的政治生態突變，社會撕裂，一個傳統的經濟城市變成政治城市。香港已不是北京最初估計的人們只顧賺錢和「舞照跳，馬照跑」的地方，而是有可能成為威脅國家安全，對中國不懷好意的敵對勢力的橋頭堡。

連續不斷的政治性示威遊行，「佔領中環」的叫囂，少數激進青年的衝擊警察的行動，人們以為是反對派——泛民主派策動的反建制行動，沒有深究其幕後的更大的魔掌和長遠的陰謀。

最近一年，有兩個重要的迹象應該引起人們的注意﹕

第一，「港獨」的浮現；

第二，英國在港潛勢力的活躍。

港獨活動浮現

許多人認為「港獨」不成氣候。是的，「港獨」不為港人接受，強大的祖國就在近鄰，不允許也不可能讓香港獨立。

大約一年多以前，公民黨的梁家傑曾說過，香港從英國的殖民地又變成「中國的殖民地」。言下之意，就是香港過去由英國統治，現在又給中國統治，不能自行其是，因此要爭取獨立自主，擺脫「殖民地」地位。

這話大概並沒有引起太多人注意。但往後的一連串抗中、拒中，反對深港合作，對北部的發展計劃說三道四，誇大搶購奶粉潮的與內地人的矛盾，對內地人來港旅行表示種種不滿，煽動反大陸人的情緒不絕如縷。

後來在若干示威遊行中，更出現所謂香港英治時期的代表旗幟龍獅旗，以對抗正式規定的香港區旗。

到了最近，居然有人公然到台灣向「台獨」分子取經，要策動「港獨」活動又進一步。其幕後勢力是誰呢，不是昭然若揭嗎？

外國敵對勢力念念不忘他們的所謂顏色革命。在蘇聯解體中已嘗到一定甜頭，在北非的顏色革命上又獲得若干成功。他們認為中國的社會矛盾終於會激化，屆時他們就可在亂中取勝，策動「港獨」就是這個陰謀的組成部分。

「港英餘孽」日趨活躍

英國人在香港回歸以後，表面上似乎十分低調，讓人們以為它只重視保留在港的經濟利益，並不過分熱心參與香港政治。

英國是最老牌的帝國主義國家。它有最長的統治殖民地的歷史，它有最豐富的特務情報活動經驗，它的情報組織比美國要早好幾十年。

香港曾是英國最重要的殖民地，它在香港經營150多年，教育出大量的「英式頭腦」，豢養着數量不少的忠於英國的人物。這些人仍然在香港政商界佔有重要地位。當然不是英國人培養的都是死心塌地忠於大英帝國，但的確存在着不少「港英餘孽」。忠心耿耿，為英國利益服務。

近一兩年來，為配合國際反華大氣候，也許還配合美國對華的圍堵政策，這些「港英餘孽」日趨活躍，成為國際反華浪潮中的「第五縱隊」。無論在社會上、議會中、輿論界裏，都可以看到他們若隱若現的言論和身影。

「港英餘孽」的頭號人物陳方安生，現在十分活躍。這位曾任特區政府的第二把手，現在仍是享受特區政府豐厚的退休金的卸任官員，凡在重要的政治關節上，她都要出來講話，參加遊行，儼然是反對派的頭號代言人。她還組識一個「香港2020」的政治組識，說要推動香港民主政制改革，其成員就有前英籍高官等人。

其他一些在港英時期的紅人親英分子，也紛紛在不同場合，用不同腔調以配合英美的反華政策。如果認真關心政治，看看年來各路前港英政治紅人的表現，大概都可以看出一個英美協作的脈絡。

認清形勢 制止動亂

2017年普選如果按照正常的運作，本來是香港民主進展的一件大好事。但現在由於各種外來勢力的滲透，變成一個要向中央奪權的鬥爭。

香港不是獨立的政治實體，一國兩制，《基本法》也沒有授予香港絕對權力。現在的所謂政治爭議，就是要不要根據《基本法》規定，承認中央人民政府在普選中應有的角色，還是想方設法擺脫中央應有的權力規定，一切「自把自為」，以獨立政治實體的身分，甚至一如獨立國家那樣安排選舉？

政改的鬥爭方興未艾，外國勢力的干預若隱若現，「港獨」的陰霾在香港上空徘徊，港英潛伏勢力已在行動。善良的人們，沉默的大多數，我們要警惕啊﹗

本文發表於明報 (2013年12月6日)

 

四地華人 誰最幸福

有傳媒機構對兩岸三地（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和新加坡等華人聚居地區進行幸福指數調查，並提出十一項指標。調查在網上進行，準確度如何，未有探究，但總是有點參考價值。

其中「生活狀況」一項，香港仍然有優勢，在調查中人們的滿意度列第二，大陸排第三，新加坡同列第二，台灣包尾排第七位。當然，這並不能說台灣人民已達民不聊生地步，而是生活水平比前三者的進步稍遜而已。

政局不穩 人民不滿

至於「人身安全」一項，香港和台灣均名列第一，新加坡排第三，大陸排第五。這就是說在法治狀況方面，大陸亟須改善，因為像公安、城管等執法者並不完全依法而行，違法危及人身安全的事例往往風傳海外。

綠化和污染防治方面，中港台星都不理想。綠化方面，香港排第五，新加坡和台灣都排第六，大陸排第八。至於污染防治，最好的新加坡也只是排第八，香港和台灣都排第十，中國大陸則是包尾。

政府施政方面，四地群眾的滿意度都並不理想，反而是大陸的排位稍高，排第九，與新加坡並列，至於台灣和香港同告包尾。為甚麼香港與及台灣人民對政府施政都很不滿意呢？原因是近年兩地某些施政措施未能得到公眾擁護，加上社會撕裂，政爭頻頻，造成社會很不穩定。我們身處香港，當然知道其中因由。

論及四地之中，哪個地區的人民最幸福？四地的調查答案都指新加坡人最幸福，香港及大陸民眾的次選是香港，而新加坡和台灣則認為台灣是次選。有些人身在福中不知福，有些人則是人云亦云，只聽某些傳媒的宣傳。其實，這些答案和調查結果都不是十分準確的。調查對象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但這個幸福指數沒有把人口、資源、歷史、地理環境等等因素加以比較分析。中國大陸有十三億多人口，台灣人口二千多萬，新加坡、香港的人口同樣只得數百萬，故調查的可比性大有疑問。

先有安居 始能樂業

香港人的平均壽命在四地中最長，男女壽命平均在八十歲以上，百分之一點三的嬰兒死亡率也是四地最低。中國大陸則在就業率方面佔優，特別適齡女性就業率也高達百分之六十七點七。

眾所周知，當今香港的住屋問題相當突出，私營房屋價格高漲，公營房屋遠水救不了近火，「蝸居」、「劏房」等房屋新聞不斷出現。所謂「安居樂業」，首先着重在「安居」，故此新加坡成功的「組屋」政策，受到了其他三地的關注。新加坡的「組屋」政策行之有效，居民的滿意度列第一，中國大陸的房屋問題還差強人意，人們最不滿意的便是香港了。

在亞洲來說，香港、新加坡、台灣是發達地區，過去這三個地區還位列亞洲「四小龍」。新世紀以來，四地的經濟狀況都是有所進步的，中國大陸更已躍居世界經濟體的第二位，變化之大有目共睹。香港和台灣方面，也不能說走了下坡，只是人們的要求隨着時代的進步而有所提高，要滿足民眾的生活訴求和更安全舒適的生活環境，只有當政者的努力和力求進步才行。

四地都是以華人為主的社會，華人以刻苦耐勞和聰明才智著稱，希望今後可以你追我趕，為華人社會多創輝煌！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 (2013年12月5日)

 

老人想落葉歸根 當局宜寬容大度

前中共中央委員、江蘇省委書記、香港新華社社長、九十七歲的許家屯，流亡美國已近二十四年。他多次表示希望回國終老。最近首度離開美國，訪問中國人的土地台灣，以消鄉愁。他再次表達回國的意願，並對習近平主政以後的措施大加讚賞。說習的改革步子不小，對其施政「從內心舉雙手贊成，認為他展現中國領導人的風範」。

一左兩窄 來自領導

許家屯這個人，在港工作數年，我曾與他有多次接觸。覺得他不像是個共產黨人，而更像個資產階級政客。果然，他代表中央在港工作，只重視攀交工商界權貴上層，並不注意基層工作。對我們這些在解放前後長期在港工作的愛國人士，基本否定，認為多年工作是「一左兩窄」。為甚麼會「一左兩窄」呢？源頭不是來自領導的指示和內地政治左風的影響嗎？難道香港的工、農、學，他們天生是「左傾」的嗎？「六七暴動」是「左傾」的集中表現。但源頭來自內地的「文革」，來自新華社的瞎指揮，來自當年新華社高層為了「自保」才愈搞愈左，終以失敗告終。

當年瞎指揮「反英抗暴」的人，大多已經作古。但從來沒有人在生前站出來自我檢討。許家屯譴責多年工運和學運都是「一左兩窄」，全面否定他們在港英當局多方壓迫圍剿孤立底下，仍能站穩腳跟並擴大一定的基層隊伍。他一句鼓勵的話都沒有說，幾年中他基本放棄對基層群眾工作的領導，集中去搞他的「上層工作」。終於在他要逃亡美國的時候，得到某些「上層」的幫忙，得到順利出入境的回報。

我對許家屯的政客作風雖然沒有好印象，但仍然對他要求回國終老的願望表示同情。落葉歸根，中國人這種強烈的鄉土觀念，在世界各民族中是少有的。正是這種凝聚力，使歷代戰亂，大中華的國家都能維持統一。誰要分裂祖國，要搞「藏獨」、「台獨」、「港獨」，都為國人所鄙棄。歷代愛國詩人，他們的思念故土，愛國情懷的詩篇，萬世傳誦。「一身報國有萬死，雙鬢向人無再青」，陸游詩句的愛國心，至死不渝，難道不是後人的楷模嗎？

傳統美德 老有所終

許家屯要求回國，我認為應該允許。他生平所犯錯誤，到了九十七歲，也可不再追究了。七年前，報告文學著名作家劉賓雁在美國病重，要求回國就醫，被當局拒絕，終於客死他鄉。我在當年便寫了一篇短文：《劉賓雁未能回國終老》，對此表示遺憾。劉賓雁只是在「反自由化」中捱批，被最高領導點名並開除黨籍。後來他出國講學，「六四政治風波」時並未牽涉在內。就是這樣的一位作家，卻被剝奪回國權利。比一些在文革中積極參與「四人幫」文化活動、助紂為虐的徐景賢、戚本禹等文化人，改革開放後仍安排擔當文化工作，仍有自由把文章送來香港發表。

許家屯在「六四政治風波」後卸任香港新華社領導職務，曾一度回深圳居住。後獲悉當局可能要清算他，於是流亡美國。他在內地和香港工作時有何不當行為，我們不知道；他到美國後有無出賣國家機密，我們也不知道。但據說他到美後中國駐美外交人員曾勸他回國未果。近年他偶有公開發表言論，都是讚揚內地改革開放的進步，並無抹黑之舉，顯然他不想關閉回國之門。對於一位並未罪大惡極的耄耋老人，讓他回國只會表現中央人民政府的泱泱大度，秉承中國人尊重「老有所終」的傳統美德，此舉有益無害也。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 (2013年11月28日)

 

成立國安會 針對美日菲

中共中央十八屆三中全會閉幕。公報中宣布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確保國家安全」。又宣布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

主要對外 不是對內

「委員會」顯然重要性大於「領導小組」。傳說委員會由習近平親自掛帥，領導小組則由李克強領軍，其主次關係十分明顯，況且委員會的工作有迫切需要，領導小組的工作則是長期打算，兩者的區別即在於此。

評論說，國家安全委員會是參照美俄兩個大國而組成。既然如此，這個國安會顯然主要是對外而不是對內；對內有國家安全部，公安部和武警部隊，不需要架床疊屋地再來個機構。而國際風雲緊急，面對美國全面部署圍堵中國，日本和菲律賓充當反華急先鋒，挑起釣魚島和南海領土紛爭。日本安倍政府更是咄咄逼人，一而再、再而三的顯示海空武力，大有重振「大東亞共榮圈」的軍國主義態勢，使中日關係十分緊張，隨時有擦槍走火之虞。

菲律賓更是狐假虎威，在南海島嶼上挑釁中國主權。對三年前馬尼拉香港遊客被慘殺一案耍弄花槍。奴才仗主子之勢，至今未有停息之意。

面對這個嚴峻的國際局勢，最近的中國海陸空三軍軍演頻繁，習近平主席多次視察部隊，提醒軍隊要接受黨的絕對領導，又要做好作戰及戰之必勝的準備。中國自從韓戰和越戰以後，已經三十多年沒有戰爭。今天的軍隊在和平環境中經歷了一兩代人，是否能經得起戰爭的考驗，是中央密切注意的一個課題。

人的因素 不能低估

中國三軍的先進武器裝備，已經有明顯進步，並不弱於其他軍事強國。但人的因素第一，三軍官兵，其戰鬥力繫於官兵關係和訓練質素。一九七九年的對越自衞反擊戰，開頭並不順利。原因在於韓戰之後，三軍疏於訓練已久，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因而與越軍在反法、反美戰鬥中作戰經驗豐富形成反差。當然，最後我方以優勢兵力與裝備仍然打了勝仗，並且採取有理、有利、有節的政策鳴金收兵。

現代的戰爭已經進入了訊息化和電子化的時代，並不是靠前線的肉搏和刺刀取勝。但人的因素仍然不能低估。

回憶甲午中日戰爭之時，中國的北洋艦隊並不輸蝕於日本艦隊，就是清代治軍不嚴，官兵腐化而致敗。歷史教訓昭昭在目，不可不加以吸取。

近年軍隊的後勤工作中揭露出不少將軍級的軍官涉及貪污腐敗，往前又有某些高級軍官被揭露成為境外間諜。地方官員腐敗只涉及地方工作。軍隊腐敗卻危及國家安全。希望國家安全委員會成立以後，對此能認真重視。

有說國安會重點在控制意識形態和輿論，此點筆者未敢苟同。意識形態問題由宣傳部門分管，目前的嚴密程度已經十分足夠，沒有必要另設一最高委員會來主管。

國安會應該是統籌軍隊和公安、國安等部門的機構。重點在軍隊，在對外，在保證國家的安全，在對付目前國際上的複雜形勢。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 (2013年11月21日)

 

「寬鬆」與「收緊」

1976年打倒「四人幫」，全國人心振奮。1978年底中共中央舉行三中全會，決定全黨工作中心轉到經濟建設中來。1981年中共中央舉行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判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初步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鄧小平主政，倡導改革開放，幾年之間，全國經濟開始好轉，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在多年的政治鬥爭中喘不過氣來的全國人民，開始有了歡容。1978年我到北京參加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深深體會到人們獲得「第二次解放」 的喜悅情緒。

正是在這種政治經濟的新氣氛中，迎來了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

鄧小平的樂觀

鄧小平主持香港主權問題的談判計劃和確立基本原則，並多次會見英國領導人和香港的具代表性人物。我也是在1982年受邀與鄧小平會面提供意見的12名香港人士之一。

鄧小平確立的原則﹕主權不容談判，1997年7月，包括香港、九龍、新界一定要收回；回歸後的香港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即香港不實行社會主義，仍然保留資本主義的制度；除了駐軍顯示主權外，香港特區政府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當年中國一片欣欣向榮，鄧小平和中央領導對香港回歸以後的形勢十分樂觀。一方面認為香港同胞在港英統治底下最重要的是做生意賺錢，同時能夠保持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而已。所以當年提出的是「50年不變」，並強調「舞照跳，馬照跑」。另一方面，由於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舉世矚目，經濟發展迅速，認為祖國應該對香港有極大吸引力。

我在1982年會見鄧小平的時候，曾發言說，香港人要求的是「法治、自由和民主」。在港英統治底下，法治自由基本上是有的，但是沒有民主，所以對民主有所訴求。如果港人治港能滿足港人民主治港的要求，一國兩制應該成功。

香港政治發展的複雜性

誰也沒有估計到香港政治生態發展到今天的複雜性；沒有充分估計中國這10多年經濟崛起後，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處心積慮地佈置圍堵中國；沒有充分認識到英國在撤出香港之前對潛伏力量的嚴密部署在今天發揮的作用；也沒有探討在回歸後壟斷財團的膨脹而要求推薦代理人的能量；更沒有估計到意識形態的碰撞造成知識分子隊伍的分裂……

總之，談判香港前途時的過分樂觀，從《基本法》訂立時的寬鬆和政制只作10年的設計，到在政權交接之前缺乏周密的佈局和安排，卻與英國人和彭定康的深謀遠慮、精心設計形成強烈對比。

《基本法》訂得寬鬆，反對派還是不滿意，往往希望突破和限制中央的權力。如最近反對派說要修改《基本法》第22條，把中國內地人士來港的名額和審批權由中央主管部門決定改為由香港決定。這些傢伙往前不是叫囂說香港已變成「中國殖民地」嗎？他們狂妄到要向「台獨」分子取經，隱隱然要向「港獨」活動前進一步，難怪他們特別憎恨《基本法》第23條立法了。

有逐漸收緊的迹象

現在香港的政治形勢嚴峻，中央似乎已經收回往前對香港前途的樂觀情緒，有對香港政策逐漸「收緊」的迹象。

看在政改方案還未開始諮詢前，北京當局就派大員到來深圳為普選定出底線，接着就出現了「篩選」和「反篩選」之爭。

所謂篩選，就是如何決定候選人。普選當然不能讓提名權氾濫，要有一定的推出候選人的制度。於是有一個具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反對派不願讓提名委員會提名，而要由選民提名，說幾萬公民提名便可參選，這樣特首選舉便可能亂了套，證之於立法會的分區選舉，提名簡單，良莠不齊，便是明證。管治香港一個大都會，又要適應「一國兩制」的特點，善於與中央合作和溝通，港人怎可能「所託非人」？因此篩選是必要的。

現在爭論初起，局面已經很糟，用「佔領中環」的暴力來迫使中央讓步，只有搞亂香港，絕不可能以此威脅得了北京。政制原地踏步，是香港的損失；香港之亂，是香港人自己吃虧。反對派的原則性錯誤，就在於否定中央對港的憲制權力。

關鍵在喚起沉默的一群

相信香港人的大多數，還是希望香港發展經濟，提升生活質素，「舞照跳，馬照跑」的。但他們是沉默的一群，不大去了解政治鬥爭的來龍去脈，更不甚知道其背景是什麼。也有人人云亦云，跟着起哄。當務之急，就是喚醒中間派，喚醒沉默的大多數，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奮起，制止反中亂港的政治痞子為非作歹。也希望正派的傳媒也為此呼籲。

內地有句順口溜，說政策「一放就亂，一收就死」。中央早前對香港的政策是寬鬆的，這是好事，但因為香港的政治生態的混亂而收緊，也非港人之福。我們堅信寬鬆的《基本法》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安定，也希望一如鄧小平所說的，由尊重自己的民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和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的人管治香港。愛祖國、愛香港是我們的天職，我們生於斯、長於斯，都是希望香港好的。

我們希望中央對香港的政策仍然寬鬆，祖國好，香港也好！

本文發表於明報 (2013年11月16日)

 

讀曾彥修《微覺此生未整人》

長期擔任宣傳工作和官方出版社領導工作的老幹部、高級幹部曾彥修，年前在香港出版了一本回憶錄，書名有點怪怪的，叫《微覺此生未整人》。

「整人」和「未整人」是對立的，為甚麼又說「微覺」呢？也許就是說，在宣傳和出版這類意識形態的領導崗位上，在歷次極左的政治鬥爭中，要說手腳乾淨，完全不整人是不可能的。只能說，整人是被動的，後來又受到良心的譴責，加上並不是兇神惡煞地整人、高調地整人，因而才有「微覺」「未整人」的良好回憶。

一九五一年，曾彥修是「南下幹部」，派他到廣東來管宣傳、報紙。當年全國要搞一個大鎮反運動，即鎮壓反革命的運動，把殺人作為一個運動來搞。有一天晚上，上面通知，明天要公開槍斃一百四十多人，並要報紙大張旗鼓地宣傳，要報紙鋪天蓋地幾個版連續幾十天的宣傳，刊登這些反革命分子的罪狀。

罪狀的材料讓曾彥修一看，大多是空空洞洞，他回憶說，大家都驚呆了。其中有原國民黨時期的廣東省教育廳長，他是公開地從香港回到廣州來「投誠」的，並不是偷偷回來當特務的。這樣捉起來便殺掉，如何能爭取更多的人回歸？

稍有逆鱗 死於非命

主持這個大鎮壓的是一位直通中央的公安情報部門高官，他根本不把曾彥修看在眼裏。後來事情鬧到葉劍英那裏去，葉當時是華南的第一把手，而這位仁兄態度仍然十分囂張，只是由於葉帥的堅持才決定緩辦。不過，結果仍是殺掉了一大批，包括那個前教育廳長在內。曾彥修主持的宣傳部門，仍然要執行宣傳任務，把像「民憤極大」、「一貫反動」等空洞的字眼，加諸在這些被殺的人身上。所以，曾彥修的「微覺」，就是說他並不主動、主張鎮壓反革命擴大化，但他還是只能主持宣傳部門，進行毫不實事求是的宣傳。

後來又來了「三反」，即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要在各單位打出貪污的「大老虎」，這就反到他的副手楊奇——當年《南方日報》副社長，後來香港《大公報》社長——來了。這一次，曾彥修就採用拖的辦法，這些所謂大老虎都關在一間大房子裏，即是變相囚禁。曾彥修寫道：「我經常走那裏過，看見他們憔悴不堪的樣子，我沒有進去，就是說，我還沒有膽量，我這個人的正義心有限得很。」

內地歷年極左的政治運動，傷害了成千上萬的無辜人民，包括許多幹部。一場文化大革命，更令千萬人無辜死亡。在一場場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中，最高領導「一句頂一萬句」的命令之下，誰能夠逆一場場左的潮流而動？稍有逆鱗都會死於非命，許多好人就只能隨波逐流，不助紂為虐，已經算得上十分正氣。

自愛很難 自保不易

曾彥修說「微覺此生未整人」，即他沒有主動整人，更沒有加油加醋地整人。正因如此，他曾被打成右派，後來雖然摘帽，但未受重用，他在文革時期也吃過苦頭。到了一九七九年，在恢復黨籍以後，才分配到人民出版社當總編輯。後來，他又對「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等有意見，但他已到退休年齡，也便就此告退，現仍擔任北京《炎黃春秋》的編委。

「微覺此生未整人」，既說明在內地過去數十年的極左鬥爭中，要「潔身自愛」十分困難，要「潔身自保」也不容易。「微覺」，就是在有無之間的一個微妙感覺而已。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 (2013年10月10日)

 

野雞大學騙國人 崇美心結是主因

「野雞大學」這門生意在全球始於何時，未有研究，但在中國起碼有近百年歷史。我在廣州讀大學時，便知道有野雞大學。當年我就讀「國立中山大學」，應該算是第一級；第二級是省立的文理學院和法商學院；另有私立廣州大學和國民大學，名稱堂皇，但人們私下稱之為「野雞大學」。

為甚麼說「野雞」？我想，家雞都有定時良好的飼料，為的是把牠養肥，母雞會多生幾個蛋，養大了也可賣個好價錢。野生的雞只能在荒野中吃點小蟲和野菜，營養可能不良。以此來區別雞種不同，用野雞來比喻此類「大學」並非良種。

國內炫耀 有利升職

我們那時的野雞大學，比現在美國野雞大學「正規」得多。第一，當年這些大學還有像樣的校舍，也有一些有學歷的教授。其「野雞」之處是收生不嚴，沒有嚴格入學試，只要交足學費便可入學。在學期間，課可上可不上，考試寬鬆，畢業論文不加評審，總之馬虎混四年就能拿到畢業文憑。不過，這張文憑，中央教育部不承認。

全球以美國的野雞大學最多，據說佔全世界一半。說起美國大學，好像就是金字招牌，特別是中國人，基於崇美思想，認為美國放個屁都是香的，於是以能取得「美國大學」的文憑和學位為榮，這更助長美國野雞大學的發展。據說有些野雞大學離譜到連校舍都沒有，只是搞一個公司註冊，甚至只憑一個信箱便可招生收費，目的在騙騙急於取得一個「美國學位」的中國人，有利於他們在國內炫耀和取得升職的好處。

本來，在香港這個訊息靈通的國際都會，這類騙局不易得逞。可是，也有一些機構藉着甚麼海外華人會的名義，勾結美國個別野雞大學，便在香港大做出賣「名譽博士」的生意。我就曾收過兩份這樣的信件，說恭喜你當選某某世界傑出華人名銜，同時獲美國某某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但請你捐出若干萬美元的贊助會費云云。發稿之日收到一封信件，又是給你「榮譽」，頒你美國博士學位。我明知這不過是個商業行徑，一笑置之，但居然有些報刊整版刊登這些「盛事」，而「榮獲」名譽博士的又有個別城中名人，頒獎的也有知名人士。

有求有供 財源滾滾

據說，美國野雞大學的學位證書，九成半都是發給中國學生，每年騙取中國人的「學費」達十六億元人民幣。這些「受騙者」有幾類：第一，他們不明底細，以為有美國大學收容，便喜不自勝，不自覺地上當；第二，有人到美國升學，成績不好，入不了正規大學，便去野雞大學混一張學位文憑；第三，有人希望以野雞大學學位來瞞騙不知就裏的上級，以獲得晉升機會。

有真正受騙的，也有甘心受騙的，於是美國野雞大學財源滾滾來，這是美國人騙中國人錢的又一種手法。至於由於崇美思想作祟，中國人受騙的事情多得是，有的是企業受騙，有的是政府受騙。受騙原因十分複雜，但千條萬條都是因為崇美思想作祟，有的認為美國科技世界第一，他們的技術轉讓一定是最好的，但美國人卻把次貨當正貨讓給你。更有時會遇到商業騙子，如中國民航擬引進大型飛機核心技術落空就是一例。中國人崇尚名牌，所以美國野雞大學的命名也找一些與真正名牌大學相近的名稱作校名，以便魚目混珠。

總之，中國人沉迷於崇美思想，也應該醒醒了。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 (2013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