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為何「自請」排名挪後？

在報道前政治局委員楊白冰的喪禮消息中，江澤民的名字不再排第二，而是排在一幫已退任的政治局常委之中。這一點引起國內外注意。不過，新華社還要「畫蛇添足」地發出短訊，說這是江澤民向中央請求的，並讚揚他「體現了一名共產黨人高風亮節」。

「十八大」以後，曾有前政協副主席丁光訓逝世，在喪禮上，江澤民的名字也出現過。不過只挪了一個位子，排在胡錦濤和習近平之後。為什麼那個時候，不及時地顯出一名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呢？

幾個月來，大概中國社會上對中央最高領導班子的組成有所議論。因為事前有幾位熱門人選，而且是比較年輕的，都進不了政治局常委的班子。而除了習近平和李克強之外，其餘5人，卻是1945至1948年出生的，都已接近68歲必退的潛規則的邊緣。鄧小平生前倡導的領導幹部年輕化，在「十八大」上似乎未能體現。這些今年已達67、68歲的政治局常委，未做完一屆便已超齡，便不利於領導班子管治的連續性了。

核心安排老化

為什麼會這樣？社會上的傳說都相信是有「政治老人」發功，影響這個新班子的組成，才會出現一個欠缺「老中青三結合」的領導班子。

從1987年的中共第十三大開始，中共中央便很注意老中青三結合。當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共5人，最老的是姚依林，70歲，趙紫陽，68歲，喬石63歲，李鵬59歲，胡啟立59歲。那是一個歷史過渡期，雖然年紀仍偏大，但李鵬和胡啟立還不滿60歲，在當年元老眾多之際，他們還是作為接班人來培養的。

1992年「十四大」，常委7人，仍然是老中青三結合，當時已增選了50歲的胡錦濤。

2007年的「十七大」，「江粉」仍佔主導地位。只是增加了習近平和李克強兩位新血。

「黨國元老」20多年的當權，人脈千絲萬縷。但他的權力核心也已垂垂老矣，因而才會在「十八大」的常委人事安排上，出現了老化的現象。

排名藏重要信息

中國的排名學，反映了中國官場的一些重要動態。誰的名字消失了，誰的名字排前挪後了，裏頭也許含有重要的政治信息。每年春節的中央領導探望的老同志名單，是一個信息來源。某些領導人逝世送別名單中，有的人既未到場，或重病留醫，但只要一息尚存，都不可在名單中漏掉他們的名字。

江澤民主動挪後排名，和他的某些小小行動，如為某單位題詞，為某本書作序，都牽連着一些政治動態。這一次的「挪後排名」，是主動而為，還是受到某些壓力呢？請大家猜猜看﹗  

吳康民    電郵﹕hmng@puikiu.edu.hk

本文發表於明報（2013年1月29日）

中國夢、憲政夢，但願夢想成真﹗

新的一年，內地南北，最鮮活而熱門的詞兒，就是“中國夢”。

由“中國夢”而衍生出的“憲政夢”、“自由夢”、促進政治“體制改革”等，衝着對停滯不前的政治現狀的議論，也在民間和某些開明的媒體上出現，並惹成一場風波。

其實，“中國夢”並不是輿論禁區。第一官報《人民日報》就在新年開頭，在顯著的地位上發表《中國夢：內涵、路徑、保障》的文字。署名的是“中央黨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它開章明義指出﹕“有所思即有所夢，夢的內容反映的是追求、體現的是抱負”，“是千年的迴響，百年的渴望”。“夢想照進現實，關鍵在於行動，在於實幹”，“不幹，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只能停留在夢中，空談誤國，實幹興邦”。說中國夢也是“一個嶄新的夢”，“這就要求我們不能滿足於尋常的做法，更不能因循守舊，而要以開拓創新的精神尋找新方法、探索新路徑積累新經驗，採取新措施，用創新走出新路，用創新實現新夢”。

這些話說得多好啊﹗這是中央通過官報發出對全民的新號召﹗

接着，《人民日報》新年開闢新評論版，第一次的評論版的頭條，題目是《改革，回應人民的強烈期待》。它開頭便說﹕“幾十年不遇的寒冬，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對改革的頻繁重申，點燃全社會的激情”。

寒冬時的中央聲音

這是中央的聲音，而且是說出時代的最強音。但為什麼在北京的嚴寒天氣中，有如此溫暖人心的“響應群眾呼聲”，而在南方的廣州，一份《南方周末》的新年獻詞，卻受到當地宣傳部門的閹割，鬧出一場震驚中外的風波呢？

其實，“共產主義＂這個譯名並不十分恰切，並曾給人歪曲為“共產共妻＂的原始社會的變種。恩格斯早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就說過，共產主義一詞不宜普通使用，因為其含義並不確切。有人認為共產主義反對人的自由，實際上共產主義的目的就是人的解放，實現自由。

《南周》的獻詞被刪掉的幾段話，包括如下的內容﹕

“我們期待憲法長出牙齒，憲政早日落地。惟如此，才能成就這個滄桑古國的艱難轉型；惟如此，國家和人民，才能重新站立於堅實的大地之上”。“今天，已是能够夢想的中國，今天，已是兌現夢想的時代。經歷過憲政缺失的‘文革夢魘’，我們花費三十多年的時間來逐漸回歸常理和常情”。

“兌現憲政，堅守權利，人人才能心如日月流光溢彩；鰥寡孤獨才能感受冬日暖意而非瑟瑟發抖；‘城管’與小販才能談笑風生；房屋才能成為自己與家人的城堡；限權分權，公民們才能大聲說出對公權力的批評，每個人才能依內心信仰自由生活；我們才能建成一個自由的強大國家。兌現憲政大夢，每個人才能做好個人的美夢。”

這些話有什麼不對呢？即使在某些官員聽起來有些刺耳，但這些詞並没有建議推翻什麼，更没有提倡暴力革命。它只是希望貫徹憲法規定的人民應有的權利。“中國夢”實際上就是“憲政夢”。

習近平敦促實施憲法

習近平總書記曾為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30年發表講話，指出“憲法的生命在於實施，憲法的權威也在於實施”。並要求黨和黨員要“帶頭守法”。這些話都說到點子上。

我個人當過共七屆的全國人大代表凡33年。按理該是在主持執行憲法的“最高權力機關”裡頭執法。但眾所周知，也不用我多所饒舌，全國人大，遠未達到“最高權力機關”標準。

至於憲法規定的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眾所周知，這六項自由並未兌現。

憲法規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等等。但現在卻有不少並未被法律判定有罪的人受到監視居注、限制活動，當然更談不上出境旅遊了。

至於通信秘密受法律保護，住宅不受侵犯等等，涉及憲法的《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的24條規定，無一不受到“公檢法”專政機關的破壞，有的地方竟達到無法無天的地步。

“中國夢”實際便是“憲法夢”，也就是“自由夢”‧在新的一年，在“十八大”之後領導新班子上台之時，夢想出現曙光。人們希望把夢想變成現實，這有什麼不可以的呢？開明輿論把人民的呼聲和期昐化為社論，又有什麼可以追究和壓制的呢？

夢想，就是一種和平的爭取。如果到了人們的夢想已經破滅的時候，如果到了人民忍無可忍的時候，會出現一個什麼局面呢？善良的人們，絶大多數的人民，都不願意我們偉大國家出現動亂。歷史上中國人民的苦難够多的了，我們只願望夢想成真﹗

習近平總書記在視察廣東的時候說得好﹕“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既勇於衝破思想觀念的障礙，又勇於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

習總書記是有心人，但願夢想成真﹗

 

吳康民    電郵﹕hmng@puikiu.edu.hk

本文發表於明報（2013年1月24日）

新政府要建立真正監督體制

為什麼“中國夢”成為新的一年的主題詞？

為什麼人們對“十八大”產生的中央新的領導班子，特別是總書記習近平有所期盼？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集體學習的場合中，習近平說﹕“國內外都在看我們這屆中央領導集體工作會以什麼來開局”。

反腐敗？樹新風？大膽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把“十八大”報告中提出的“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必須堅持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必須堅持促進社會和諧”等等落到實處？過去領導人的不少承諾和言詞都淪為“偉大的空話”。十年的一個時代過去了，經濟上有不少進展，成就不小，國際矚目。但是人民的主體地位就是並不到位；公平正義並没有降落人間；社會的對立分化勝過和諧；政府的維穏經費超過軍費。也就是說防民重於防敵；也就是說，建設的成果並未完全落實到民間。人民當然未至於絶望，於是才有夢想。新的中央領導，在開局時的一些言詞和舉止，都重啟人們的期盼，於是才有了“中國夢”。

夢想就是期盼

大人物也講“中國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意識形態的劉雲山，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講，要“為實現中國夢而奮鬥”。第一官報《人民日報》也講“中國夢”，指出“正指引着當代中國向着‘長風破浪會有時’的明天前進”。

《南方周未》的新年獻詞原文“中國夢、憲政夢”說﹕“夢想是我們對應然之的承諾”。想不到該刊的這篇文字，竟引起震動國內外的強行篡改文字的重大風波。

人們現在講的是“夢想”，還不是現實。夢想就是一種期盼，實現與否，還要看執掌權力的人們的決心，看他們是否能“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大家知道，中國內地的政治生態其實和香港的差不多，都有利益集團，“黨國元老”和腐敗分子三結合的無窮干擾。香港的利益集團是一些壟斷資本以及大財團，內地的是國企高層和權貴集團。香港有的是“港英餘孽”，是英國人栽培而留下的別動隊；內地卻是權力交接後而仍掌權不放的“政治老人”。香港有的是為各種反動勢力驅策的反對派，內地卻是遍地開花的各級貪腐官員。

這些人就是改革的強大阻力。就以肅貪反腐來說，就已阻力重重。貪官可以打出一小撮，但如果“遍地開花”地打，便可能惹出“烽火連天”。

《南周》事件衝開缺口

我們深知中國的事情絶不易辦，也認為中央新領導人舉步維艱，所以才會發之為“中國夢”。有“夢”，就是一種溫和的期盼，而不是一種強烈的訴求。如果連“夢想”都要刪掉，都要加以壓制，那麼人民夢想的破滅，將迫使他們走向何方？

“南周”事件的引發，是一些愚蠢而庸碌的宣傳官員為當局幫了倒忙。“南周”事件的發酵，將為內地的言論自由和輿論監督衝開一個缺口。中國的權力監督的不到位，是時候進行改革了。中國的貪腐事件的積重如山，正是政治體制要改革的關鍵問題。習李新政要下工夫，必定要由建立監督體制，真正實行憲政入手，所以有說“中國夢”就是“憲政夢”，所說非虛。

《南周》新年社論最後的標題修改為《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接夢想》，但願如此。接近夢想，就是夢想快成為現實了。好啊，且讓我們大家都來祈禱，準備夢想成真﹗

 

吳康民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2013年1月24日）

我們現在離戰爭有多遠？

日本鷹派首相安倍晉三，這位全身充滿軍國主義基因的人物，一上台就多次大放厥詞。最新的講話似乎把談判之門關上了，他居然說，釣魚島是「日本的固有領土」，「我們絕對不會讓步」，也不會讓釣魚島成為「談判對象」。言詞之囂張，視我國的警告如無物，一派準備打一場新的中日戰爭的嘴臉。

侵華暴行 從未反省

中日兩國人民，鑑於八年中國抗戰的慘痛歷史，應該不願意再讓戰爭降臨在兩國頭上。但是，戰後六十多年來，由於日本當政者從未認真反省在亞太地區發動侵略戰爭的罪行，又在國民教育中任意竄改歷史教科書，否認南京大屠殺和強迫亞洲婦女充當「慰安婦」等等罪行。一些軍國主義分子，也許包括野田和安倍在內，暗忖日本並未被中國打敗，而是敗於美國的兩顆原子彈。加上當前中日合資而採用高科技的日本牌子的消費品在中國流行，因而認為中國仍要依賴日本。他們沉醉於二戰時期的橫衝直撞，暴行連連的「戰爭快意」之中，於是躍躍欲試，想再次嘗到戰爭甜頭的滋味。

這些軍國主義分子的後台是美國。美國人也是善忘的民族，他們已經忘記珍珠港突襲的慘痛，養虎遺患，常常希望日本能為他們當「爛頭蟀」，為他們在亞太地區圍堵中國當急先鋒。

美國與日本是當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重災區，這些忘記歷史教訓的美、日當權者，又以為可以用戰爭來解救經濟危機。歷史上當然不乏先例，但戰爭總是沒有好結果的，就是美國近年陷入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場局部戰爭中，也是尾大不掉，更不用說二戰以後，美國捲入的韓戰和越戰這兩場更大規模戰爭的慘痛教訓了。

今天的中國遠非二戰時期的中國，無論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都今非昔比。別看中國內地社會存在着若干矛盾，但如發生外侮，中國人的民族情緒、保家衞國的能量，絕對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之上。美日好戰分子如果錯估形勢，他們的失敗，可能比抗日戰爭時期以及韓戰、越戰的遭遇更慘。

曉以利害 立足於打

中國人是愛好和平的民族，與美國以牛仔開發西部、屠殺印第安人土著的開國歷史不同，與日本的武士道兇殘和剖腹自裁的軍國主義傳統也不同。特別是我們目前雖然經濟實力排列國際第二，但人多地廣，仍然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我們還要埋頭建設幾十年，才能趕上最先進的國家。所以我們需要和平，需要「自掃門內雪」，我們怎會去惹是生非呢？

惟若日本人硬要把戰爭強加於我們頭上，我們一定會認真對付。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深知，單對單，日本不可能打贏，因此他們就是要拖美國人落水，但美國人願不願意為此捲入一場不知結局的戰爭呢？

當前我們應對之道，是要爭取與日本同樣有領土紛爭的俄羅斯和南韓連成一線，同時穩定另一組也與我們有領土紛爭的菲律賓和越南，集中優勢力量，打擊日本軍國主義這個主要敵人。對美國也要曉以利害，指出友則雙贏，敵則共輸。美國人會為日本軍國主義者搖旗吶喊，但真正要身陷戰爭之中，恐怕他們也有重重顧慮的。

在軍事上，我們一定要準備打，立足於打；在外交上，我們還有許多工作要做。特別是要做美國的工作，做日本人民的工作。我們堅持和平，我們也要不怕戰爭！

 

吳康民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2013年1月17日）

新年新氣象 輿論應帶頭

自從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改進作風的八條以後，人們期盼着中央在輿論導向上有什麼新的動作。

官方第一大報《人民日報》元旦獻詞，仍然套話連篇。不過在社論之旁，還有一短文叫《新年致讀者》，卻說要“切實改作風、改文風”，說群眾聽得懂的話。還說要“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說真話，寫實情，讓文章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情、更具親和力和感染力，有可讀性可視性”。

這些話說得好，是不是也反映了過去官報不大敢講真話，講實情，而且文風不貼近群眾，因而令人覺得言之無物，欠缺親和力呢。

《人民日報》過去受人詬病的一個方面，就是頭版充滿中央主要領導人的活動報道，這既違反了二00三年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改進會議和領導同志活動新聞報道的意見》中的規定，也違反了更早在一九八0年七月中共中央發出的“少宣傳個人”的指示，也不符合習近平總書記剛剛提倡的對政治局委員活動應按實際需要作報道的要求。

《人民日報》積重難返

但翻開《人民日報》除夕的頭版，仍然是積習難返。頭版的四條對中央政治常委活動的報道，仍然佔據了大幅版面。其中三條，是習近平到河北阜平縣慰問貧困群眾、李克強到江西九江和湖北恩施調研、劉雲山召開調研座談會，還可以說是與群眾生活和宣教工作有關。但另一條是領導人出席新年京劇晚會的報道，便說不過去了。

《人民日報》恐怕有一條不把國際新聞放在頭版的不成文規定，這使國人不太了解國際動態，影響世界視野。

如同日有美國的“財政懸崖博奕進入最後關頭”的新聞，刊在第二十一版。這應該是關係國際經濟問題的大新聞，但就是不上頭版。再就是轟動國際的印度輪姦女大學生致死的慘案，反映印度性別歧視的嚴重，和印度社會根深蒂固的種姓制度和宗教約束的問題。

電視台的條條框框

中央電視台也是如此。元旦前後，打開電視，看下午七時的新聞聯播，大都是一些領導人主持會議和與會者埋頭筆記的鏡頭。其他的深入反映社會動態和生動報導群眾關心的民生事例均付厥如。

中央電視台如此富有，難道派不出記者到各地了解民生動態和群眾生活？看來，這只是電視台的條條框框限制所致。

第一官報和第一官台不能帶頭改進報道的風格，如何能與廣大公眾之間增加“親和力和感染力”？如何“更有可讀性和可視性”？

在官報提倡改革而我們還没有看到改革的苗頭的時候，卻傳來封閉北京著名月刊《炎黃春秋》的網頁，以及廣東宣傳部長蠻橫刪改《南方周末》的文稿的事件。《炎黃春秋》多年來不過呼喚實施民主憲政和重視歷史教訓，我看了該刊多年，未見有什麼激烈的言詞和挑戰性的文字。如果不是有許多老幹部的支持和元老習仲勛的題詞肯定，恐怕早已遭受停刊的命運。《南周》我很少看，但對這一次修改標題和文字的風波看來，只可說是審查新聞的庸官的“傑作”而已。

我們希望新旳一年有新氣象，特別是與廣大群眾息息相關的報紙和電視。

《人民日報》借用《人民日報》致讀者的結語﹕“二0一三年到了，讓我們用實幹和夢想擁抱它”﹗

 

吳康民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2013年1月14日）

重要講話 神化個人

中國是個人治社會，繼承了不少封建殘餘，因而有把領導人神化的傳統。最高領導人被神化已造成多大浩劫？毛澤東是神，比歷代封建皇帝被神化更要高千百倍，除了“萬萬歲、萬萬歲＂的叫喊外，還發明了他的話“一句頂一萬句＂。對他的話“理解的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他的錯誤指示，萬民遭殃。

但神化在改革開放以後有沒有減弱和消除了呢？沒有！至今最高領導人群體仍被神化。他們的一舉一動，比如去看一齣戲，都要上第一官報＜人民日報＞的頭版。莫言得諾貝爾文學獎，消息只能刊在＜人民日報＞內頁第14版。只有李長春發了賀信，這條消息才能上官報首頁。至於最高領導人群體他們的講話，都是“重要講話＂。甚至有些值得商榷的言論也被當作金科玉律。人總有犯錯誤的時候，哪能有最高領導人的話便句句正確？

比如有大人物說要“築牢抵禦＂外來的“錯誤思想＂。思想怎能“築牢抵禦＂的？世界潮流，浩浩蕩蕩，沛然而不可抵禦，只有用思想對思想，您的思想正確，受到群眾擁護，便能抵禦錯誤思想。蔣介石當年如何千方百計“築牢抵禦＂共產主義思想，不僅“築牢＂，而且趕盡殺絕，還不是被趕出大陸，偏安一隅？

又如提倡這個“不＂那個“不＂，不可做的事情，應該經過實踐的檢驗，不是下個“不＂的禁令就可奏效的。

至於批判“普世價值＂，更是把階級觀點絶對化。世上怎麼沒有普世價值？馬克思主義就主張普世價值，他的學說就是繼承了資產階級思想家倡議的普世價值思想成果。他把“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作為共產主義的基本原則。民主自由，難道不是普世價值？馬克思說，“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人的本質＂。同樣，恩格斯在領導第二國際的時候，也着重指出，爭取民主，是戰鬥的無產階級的首要任務之一。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也指出“沒有人民的自由，没有人民的民主政治，能够統一麼？”

共產主義就是實現民主自由

＜共產黨宣言＞產生在資本主義興起、殘酷的階級剝削以積累資本的時期，但它仍然聲言“共產主義並不剝奪任何人佔有社會產品的權力，它只剝奪利用這種佔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

其實，“共產主義＂這個譯名並不十分恰切，並曾給人歪曲為“共產共妻＂的原始社會的變種。恩格斯早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就說過，共產主義一詞不宜普通使用，因為其含義並不確切。有人認為共產主義反對人的自由，實際上共產主義的目的就是人的解放，實現自由。

歷史上許多共產主義國家，實行的並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 ，而是極左的階級鬥爭和專權的統治。蘇聯和東歐的共產主義國家失敗了，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前的左的嘗試也失敗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主義理論被歪曲了、實踐被錯誤路線所糟蹋了，斯大林和毛澤東等所犯的錯誤已受到公開的批判。

今天再把領導人的言論神化，再奉行理解的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恐怕仍將會鑄成大錯。

有的人根本沒有讀懂馬克思、恩格斯的書，連毛澤東思想中的正確部分也沒有很好地理解，就嘩哩嘩啦地發議論，並以“重要講話＂的姿態面世，去指導整個意識形態領域。正像毛澤東所曾批評過那樣：“流毒全黨，妨礙革命，傳播出去，禍國殃民＂。

過去中央有“少宣傳個人”的指示

習近平上台以來，雖然也反對一些對領導人過份逢迎的做法，但宣傳部門還是連篇累牘地宣揚中央主要領導人。

中國現在要改變人治的狀況，還有一條漫長的路要走，但應該從改變神化個人的做法做起。打倒“四人幫＂以後，中共中央舉行三中全會，曾正確指出，中央領導同志的個人意見，不要叫“指示＂。198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一個“少宣傳個人＂的幾個問題的指示，明確指出：“少宣傳領導人個人的沒有重要意義的活動和講話＂。到了1980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報”，決定撤換華國鋒的最高領導人的職務。當年批評華的一條罪狀，便是他“熱心於製造和接受新的個人迷信＂。

現在看來，“文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之一，就是在全黨全國中發展了“個人迷信＂，把毛澤東神化為一個無所不曉的神仙，把他隨便講出的一句話，都作為“最高指示＂，連夜敲鑼打鼓地傳達。打倒“四人幫＂以後，在破除“個人迷信”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由於中國的封建傳統太深，破除得並不徹底。所以今天對於一些大人物的“重要講話＂，誰也不敢公開批評。神化個人的風氣仍然存在，這是不利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

但是在大小領導說了算的風氣下，誰又敢於戳穿這件“皇帝的新衣＂呢。

 

吳康民    電郵﹕hmng@puikiu.edu.hk

本文發表於明報（2013年1月7日）

中央對香港的政策向「左」轉？

最近香港某些輿論，認為中央對香港的政策收緊，有向左轉的傾向，而且這是受香港「左派陣營」的影響。並警告說，左毒會害港誤國，使人憂心忡忡。

他們的論據還聯繫到中共「十八大」對香港政策的論述，張曉明主任對「十八大」有關香港政策的長篇闡釋，以至把香港出版的一本《香港藍皮書》的某些論述也牽涉在內。這個論據，值得探討。

30年前，中英進行香港問題談判並達成協議，並開始對香港《基本法》的擬訂。我作為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執行委員、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及其之前的預備委員會的成員，更是1982年鄧小平邀請12位港澳人士商談香港回歸問題的參加者之一，對內地制訂和討論有關香港《基本法》的方方面面，了解甚詳，茲在此略加介紹。

早年幹部不了解「一國兩制」

鄧小平會見我們12個人的時候，我發了言，清心直說。先詳述港人對內地多年來直至文化大革命的種種「左」的政治運動，對此完全不能接受。因而對香港回歸，頗有顧慮。同時，香港在港英統治下，自由和法治是有的，就是缺乏民主。因而對回歸後的民主訴求，必然劇烈。

會後有關人士批評，說我沒有正面肯定香港回歸種種好處，盡提些憂心的事。

往後，在列席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香港《基本法》草案時，的確有不少人大常委，表示《基本法》草案中對香港的政策過於寬鬆，提出異議。更指出沒有加強中央的權力，過分「高度自治」。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不久，不少人包括高級幹部，在政府部門退下來後擔任人大常委，仍然對鄧小平的港澳政策不太了解，不足為怪。

就是在香港，我主持過多次文化教育界的《基本法》諮詢會，也有人提出不少「左」的意見。如要把瑪麗醫院名稱改為人民醫院、皇仁書院改為香港第一中學等等。也包括內地大學畢業生，如醫科、工科以至會計科，都應免試來港執業等訴求。

今年政治生態有所變化

當年有「左」的思想並不奇怪，除了歷年內地「左」的政治運動的影響之外，也是香港傳統左派長期受到港英壓制之後的一種反彈。

但是到了今天，香港是左的主導還是右的主導呢？

特別是今年以來，特別是這一次香港特首選舉的前前後後，冒出來的不是左的思潮而是右的思潮。

從對內地來港自由行人士的厭棄，斥之為「蝗蟲」，到叫嚷什麼「去中國化」、「中國人滾回中國去」、香港變成「中國的殖民地」等和高舉英國旗遊行，把發展新界東北地區說是為了港深融合、國民教育就是「洗腦」等等。這些反對口號和若干行動，為什麼就沒有人說是「一國兩制」中的破壞「一國」的行為呢？

為什麼一說到司法上的問題，就一口咬定是破壞司法獨立呢？為什麼建議釋法，又是摧毁香港核心價值的法治呢？

上述的一連串的言論和行動，都是破壞「一國兩制」的，這些向右轉的東西，為什麼就不是害港誤國呢？

中央不會以「左」反右

觀之今天香港的政治生態，不是左了，而是右了，不是「兩制」受到傷害，而是忽視「一國」，挑戰合法管治。對人不對事，反中亂港，而某些頭面人竟和泛民反對派走在一起，實為回歸15年來所未見。

中央當然要密切注意形勢的發展，所以對香港形勢的看法，顯然有若干變化。但可以肯定的是，決不會以「左」來反右。中央一貫的政策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當然，今天對香港也不是反右的問題，而是支持梁振英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的問題。同時，也是支持愛國愛港的健康力量，支持香港經濟繁榮、社會穩定，支持香港同胞生活幸福﹗

 

吳康民    電郵﹕hmng@puikiu.edu.hk

本文發表於明報（2012年1月3日）

政治與文學 莫言有話說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國人除了興奮和讚揚之外，也有不少批評和議論，海外更不用說了。因為之前高行健也得過諾貝爾文學獎，劉曉波得到諾貝爾和平獎。內地官方不是冷淡，就是大肆討伐。海外華人社會，有言論自由，自然兩相比較，於是對莫言便有冷言冷語，說他是體制內作家，不值得取得這個奬項。證據之一是他是官方的中國作家協會的副主席；證據之二是今年他曾應官方紀念毛澤東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七十周年，在出版紀念集上抄寫了一段。這些都算在他是依附官方的“罪狀”。

其實，文學作品的優劣，應看作品本身，看作品是否反映了時代的真實，看作品對社會現實是否有深刻的分析和批判。而不在他是否具有一個官方職務的虛名和做了一件附庸“紀念”的小事。

莫言小說具批判性

莫言說，他不贊成作家以那麼明朗的態度介入政治，而且介入的深淺與作家本人的性格有關係。他說他自己的性格“可能不太合適扮演這種台前角色，以非文學的方式扮演社會良心，社會代言人的角色”。

他又說，“我通過小說的方法，把我對社會現實的態度，對強者的批評，對弱者的同情，已經表現得非常充分了。……已經是表現得淋漓盡致了。我的政治觀點、歷史觀點，我對社會的完整看法，已經在小說裡暴靈無遺了”。

我還没有通讀莫言的主要小說，只看過他的長篇《蛙》和若干中短篇。在《蛙》這部小說中，他是對當前內地執行的“計劃生育”制度的某些粗暴的執法和不人道的行為進行了無情的批判。其中更對有權有勢可以走“法律罉”，無錢無勢者的悲慘遭遇有深入的刻劃。這正是他以文學的形式扮演了社會的良心和作為人民的代言人的角色。

現實導致寫作衝動

莫言說，“一個作家如果没有矛盾衝突的話，也就失去了創作的能力，只有當他感到矛盾痛苦，有一種很激烈的情緒的時候，才能來寫作”。此說我深有同感。我不是寫小說的人，我只寫政治評論。當看到社會上矛盾尖銳，而歪理流行的時候，就有種寫作的衝動，不吐不快，因而便能寫出一篇篇評論來。所以我相信有良心的作家就是代表一種聲音，一種吶喊。不過政治評論是直接的，而創作小說卻是較為隠晦和迂迴。小說可能把情緒壓得深沉一些。正如莫言所說的，“用極其平緩的、平和的腔調講述一件非常激烈的事情”。

在斯德哥爾摩，莫言被記者一再要求說說對劉曉波被囚禁的看法。早在他獲獎之時，他已經表示希望劉曉波能够早日得到釋放。記者的再次追問，是希望進一步挖出莫言對當前中國政治和言論自由的看法。作為一位內地的作家，今天又得到國際榮譽和受到國家肯定，在此時此地，這是強人所難的。他說希望劉能得到寛大釋放，是從一個作家良心出發的肺腑之言，你還能要求他進一步說什麼呢。劉曉波是經法庭判決有罪而囚禁的。判決是否正確是另一回事。但海外特別是香港的反對派，不是口口聲聲叫嚷司法神聖不可侵犯嗎？不是有人一說了幾句對司法機構與《基本法》的關係而受到大狀們的口誅筆伐嗎？這些人何以雙重標準至此？

 

吳康民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2013年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