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30日 星期六

悼念楊光文章 引起左右攻擊

俗語說,做人難,做女人更難。今天我要說,為名人辨誣難,為有爭議的人物辨誣更難。
我在本月19日在本報寫了一篇短文,題目是〈為楊光辨誣 還「六七」真相〉,居然引起各方,特別是工會、抗暴中受難的被港英迫害的群眾,甚至楊光的家人的不滿。正像一位退休工友來信,指楊光「自己默默負着責任50年,從不涉及其他人士」,他的意思是:楊光作為六七暴動的旗手,一切行動他負責,別人不應來霸佔他的功勞,事實是否如此呢,我相信如果楊光在地下,也不承認他能包辦一切吧。
我是親自聽過周恩來總理對「反英抗暴」評價的一人。雖然當年「四人幫」還在台上,他作評價時還有許多顧慮。但明確提出這是不符合中央的政策,是「圖上作業」。因為對香港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是毛主席定的,因此周恩來總理敢於對反英抗暴採取批判態度。
「六七暴動」的主因
我在「為楊光辨誣」一文中為「六七風暴」定性的一段文字是:「香港工人階級的覺醒,老殖民主義統治手法的不靈,內地極左的政治運動方興未艾,中共派駐香港官員為了表功自保,這才是『六七暴動』的主因」。直到現在,我仍然堅持這個結論。
工聯會的朋友們認為這是為工人階級的英勇鬥爭抹黑,我沒有這個意思。工人們為反對殖民主義的殘暴統治的英勇精神值得肯定,但正確的路線才是最重要的。中國共產黨在解放前也歷經幾次左的路線的禍害,在上海的工人鬥爭,不是也有「飛行集會」等「左」的行動嗎。毛主席曾經多次總結左的禍害,鄧小平也曾提出「左」的比右的更可怕的警告。
如果抱着「左」的觀念不放,那就會一如毛澤東所總結的,左傾錯誤,「曾經給了我黨和中國革命以嚴重損失」。同樣,「左」的路線也給香港的群眾運動和工人運動造成損失。
沉醉於「火紅年代」
「反英抗暴」時,群眾的反殖民主義、反階級壓迫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因為執行錯誤路線,所遭遇的損失更大。當年工會罷工以後的「復轉改」,不是一次艱巨的工程嗎?
當年的工會朋友不是學了許多毛澤東著作嗎?毛澤東提倡的鬥爭要「有理有利有節」,大家做到沒有?當年的「反英抗暴」,就是因為港英摸透了中國對香港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沒有變,因此才敢於採用強硬手段。但因為「港英不投降,就讓它滅亡」的口號,於是抗暴行動不斷升級,終於要放真假炸彈,引致傷及無辜。某些行動變成影響群眾利益,以至不獲得公眾同情,這是「反英抗暴」終於失敗的原因。現在還有些人沉醉在那個「火紅的年代」,而不認真檢查群眾運動不應影響群眾利益,這實在是一種悲哀。
來自「左」右的攻擊
攻擊我的這篇短文的人們,認為我對楊光不敬。不敬些什麼呢,說是沒有肯定他是「反英抗暴」的旗手,說他缺乏辯才,「甚至可以說是個傀儡」。我是實話實說,也許用詞不當,在此我願意向楊光家人道歉。
我從未想到在悼念一位友人,竟受到如此嚴酷的左右攻擊,特別是「反英抗暴」中受到傷害的朋友們。但受到港英的鎮壓是一回事,檢討一次群眾鬥爭的正確與否是另一回事。你不同意「反英抗暴」的定性,可以討論嘛。何必把一位朋友當成敵人?
但反對左派的從左派陣營走出去的叛徒們,卻認為這是為楊光開脫,「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作為鬥委會主任難辭其咎」。
事實上我與楊光相處多年,特別是在全國人大的日子裏,從未與他有任何齟齬,大家友好相處。他的逝世,我是很沉痛的,在此再次表示悼念之意。

本文發表於明報 (2015年5月30日)

2015年5月28日 星期四

法治教育 自治亂始

香港究竟亂夠了沒有?香港是不是已經進入了大動亂時期?
香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曾有過一次「九龍暴動」,六十年代曾有一次「反英抗暴」,但都因港英當局強行執法,甚且出動英軍而平息下來。不過,這一次的動亂,自從去年九月「佔中」行動以來,並未停息過。看來,香港還沒有亂夠、亂透。物極必反,也許只有大亂,才能夠達致大治。
法治自由須維護
看看最近的一場「第三十屆全港校際辯論比賽」,原本是青年學生的正常學術活動,參加的有近二百支中學隊伍,分為中英文組,結束時並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主持頒獎。
然而,就算是這樣的學術活動、青年學生的活動,居然也受到一些反建制的政客搗亂。立法會議員毛孟靜、梁國雄甚至親臨現場指揮,由高齡過氣女政客譚香文充當前線打手。
從現場的照片來看,這些人醜態百出,更有人用紙球拋向主禮嘉賓,難得林鄭司長鎮定應付,臨危不亂。但公眾從報章上看到這種局面,不禁慨嘆香港究竟還要亂到甚麼程度!
我在上周剛寫過一篇《法治不彰,佔中囂張》的評論,指出法治與自由是香港成功的兩大基石。但今天所見,自由已被濫用,法治卻是軟弱無力。難怪有人指出,現在是「暴民政治」上場。
雖然有一部分青年人不滿現實,但並不能為此而漠視法治。現在,這種罔顧法治、破壞社會秩序、推毁原定學府領導任命制度的風氣正在蔓延。騷亂從學府推向社會,再由社會衝進學府,究竟過去內地「文化大革命」時代的「造反有理」以及「砸爛一切」,是不是要在香港重演?
當前,香港的確有點「小文革」的味道。多年來,受過內地極左運動之苦而南來的居民不少。你們和你們的後代,是否願意再受「二遍苦」?是否可以縱容這些無法無天的動亂製造者,再在我們安居的香港製造災難性的動亂?
治亂世必用重典
俗語說,大亂之後必有大治。也許是這樣。但這個大亂,我們受得了嗎?
「必須把亂源消滅在萌芽狀態」,是一句有哲理的語言。我們當然不願意讓一個好好的香港,置之死地而後生。這個代價太大、太大了。如果一切沉默的大多數都行動起來,大亂應該可以不會蔓延至此。
其次,當局如能加強執法,運用例如《公安條例》等種種法律,將搗亂者繩之以法,局面也許不致達到如此難堪的地步。
也許,當局認為,要讓這些搗亂分子表演夠了,讓公眾認清他們的真面目,以後發制人的策略,再來收拾這些搗亂分子。然而,廣大的社會公眾受得了嗎?社會的正當運作經得起折磨嗎?政府的撥款建設有益於民生的建議,被拉布拖得無影無蹤,這個社會還能算是安定、繁榮的社會嗎?
中國歷史上常常說,「治亂世,用重典」,但現在香港算不算亂世?不過,當前香港用典卻是輕的。是否當局在等待公眾忍無可忍的時候,然後「該出手時才出手」?抑或是受制於某些不可言宣的因素,方才左顧右盼,欲行還止?
是時候了!是行動的時候了!即使不用重典,也要有一定的懲戒方法,特別是使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少年,接受一場法治的教育!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 (2015年5月28日)

2015年5月21日 星期四

法治不彰 佔中囂張

每當經過金鐘政府總部和立法會對面的空地和馬路旁,都見有大量的僭建帳篷和其他「建築物」。
最近,有人竟「大興土木」,在那裏釘搭木屋,準備長期駐守。當香港有廣大普羅大眾為「上樓」(即爭取居所)而煩惱的時候,竟然有大量僭建物長期居於金鐘鬧市之中。
容忍僭建 咄咄怪事
自從去年九月所謂「佔中」的非法行動以來,金鐘就成為「佔中」僭建者的天堂。至於旺角和其他地方有沒有,因未有目睹,不好評說。但金鐘位處港島中心,特區政府和立法會的所在地,竟可以長期容忍「僭建」,的確是香港的一樁咄咄怪事。
幾十年前,有一些偷渡來港的鄰近地區民眾,曾因居無定所,便在一些偏遠的山坡僭建木屋,作為棲身之所,但港英當局仍然不時用武力拆卸,絕不寬容。實際上是此風不可長,如果人人都可以在公地上僭建,則香港的社會秩序和法治精神便蕩然無存。因此,這些無家可歸的,雖然值得同情,但未聞有人支持這種破壞法治的非法行徑。
現在這些佔領公地,佔領鬧市的非法行徑,竟可以存在達半年之久。該執法者不加執法,非法行徑變本加厲,而且擬作長期打算。據說並以此迎接來日的再一次大規模的「佔中」行動之用。
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並曾以此自豪。私人物業如有僭建,例如圍封露台,搭建花架,挖掘地下室、或對原圖則作一些改動,都是犯法的,有關部門應立即加以拘控,並不留情;此種事例,屢見不鮮。公眾都認為這是依法行事,並不以為怪,也不會同情僭建者。
現在這種僭建的犯法行為,竟然出現在眾目睽睽的金鐘,而執法者視若無睹,遲遲不加處理和拘控,這只有助長犯法者的氣燄,傷害香港的法治精神。
與此並駕齊驅的,是對違反公安條例,故意犯法的滋事分子,不加拘控,更不加定罪的事例不少。
「佔中」以來,曾有一千多人被捕,但法庭極少定罪,不是被判罪名不成立,就是罪名成立或判服務令,或就警誡了事。
名人效應 多判無罪
有的人是慣犯,而且有名有姓,不知是否「名人效應」,多數宣判無罪,或是輕判。
回憶六七年的「九龍暴動」,港英當局卻是執行「寧可捕錯千個,不願放過一個」的政策。亂捕亂判,造成不少冤假錯案。
「六七暴動」當然是「左」的錯誤,當年受內地「文化大革命」影響,更把矛盾激化。
例如當年培僑中學副校長黃浩炯乘車外出,被警察截查,黃校長和司機並無參加任何「暴動」情事,當局也並未經律師抗辯的程序,卻以莫須有罪名加以重判。又如現任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當年是個中學生,不過在校內散發傳單,也非「暴動」,即判刑入獄。相對於今天這些無法無天的「佔中」犯罪分子,處理手法相距何止千里?
法治與自由,常常被稱為香港成功的兩大基石。但法治和自由,又是相互制衡的。自由不能無邊,如果為一己或小集團的自由,而妨礙大多數人的自由,便應以法治約束之。如果法治不彰,使廣大市民感覺其自由受到威脅,這個管治就顯得無能。特別是有些受法律教育的政客,實際上是訟棍,往往從政治角度叫喊着一些片面混淆視聽的「法治」,歪理從這些人的口中叫出,仍有一定的欺騙性。廣大擁護法治精神的公眾,必須鳴鼓而攻之。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 (2015年5月21日)

2015年5月19日 星期二

為楊光辨誣 還「六七」真相

前工聯會理事長、大紫荊勳章獲得者楊光病逝。論者認為他是「六七暴動」的元兇,應該為當年放真假炸彈、暗殺電台廣播員林彬、擾亂香港社會秩序負責。蓋棺不能論定,該是楊光親友的一大憾事。在這裏,我認為應該出來為楊光說幾句公道話。
當年「六七暴動」,開頭原是新蒲崗的一塲勞資糾紛。在內地「文化大革命」左的運動瀰漫全國的時候,香港的北京派出機構新華社領導人,既為表功響應中央號召,又為了自保,居然利用一塲勞資糾紛,加上不少勞工階層對港英的老殖民主義的統治手法不滿,遂煽動起這一場所謂「反英抗暴」的大風暴。
反英違反「長期打算」政策
「反英抗暴」根本違反了中央自解放以後的對香港的政策。1949年全國解放以及抗美援朝以後,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禁運,使剛成立的新中國,在恢復經濟建設中遭遇某些戰略物資的缺乏及高精技術輸入的困難。但香港作為一個英國人統治的窗口,用處極大。即使禁運,利之所在,仍然是個「漏洞」。所以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深知此中利害,決定對香港的政策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並不急於收回。
而當年反英抗暴叫出的口號是「港英滾出去」,即是擺出要收回香港的態勢,這與中央的對港政策不符。但當年是「四人幫」的極左派當權,他們執行「愈亂愈好」的政策,對香港的極左的「反英抗暴」,便只有鼓勵而沒有制止的份兒。
加上當年內地到處是「鬥爭當權派」,領導幹部人人自危。香港新華社的負責官員,作為領導幹部,也不例外。他們為了自保,不惜犧牲群眾利益,於是一場小小的勞資糾紛,經過他們的指揮發展成大規模違反群眾利益的「反英抗暴」鬥爭,以迎合「四人幫」的胃口。
老殖民主義為「反英」點火
而當年的港英統治,卻仍貫徹一套老殖民主義的統治手法。既無視民眾疾苦,輕視福利建設,也處處採取高壓政策。特別是柏立基當總督的時期,把他在非洲及馬來半島當權時的老一套殖民統治的手法,帶來香港。殊不知新中國成立以後,香港基層群眾的覺醒,已非其他英國殖民地可比。
香港工人階級的覺醒,老殖民主義統治手法的不靈,內地極左的政治運動方興未艾,中共派駐香港官員為了表功自保,這才是「六七暴動」的主因。
由香港新華社一手包辦成立的「鬥委會」,既然標榜為「香港各界同胞」,當然也要顯示出「工人階級領導」。於是楊光作為香港左派工聯會的理事長,理所當然地被推為主任。
其實,楊光「一切聽指揮」,自己並無決策權。事無大小,都得聽新華社的。而且事實上鬥委成立不久,楊光就已成港英當局監視以至追捕對象。他率眾到總督府示威以後,就只能躲進中國銀行(舊址)大廈頂樓,作為「寓公」達數月之久。
暴動不應由楊光負責
至於要放真假炸彈,以至炸死北角無辜小童,暗殺在電台上叫囂反共的廣播員林彬,都不是楊光作出的決定。也許執行者是某些工聯會的屬員,但指揮行動的都另有其人。楊光當時只是一面空頭旗幟,甚至可說是個傀儡,並未參與實際工作。
就我所知,楊光是一個平和但缺乏主見的人,因為他聽話,所以才能擔任這個「反英抗暴」的「旗手」。
楊光一生淡泊自持,絕對不是一個「工人貴族」,是真正的無產階級。他從電車售票員開始(我曾乘過他當售票員的電車),當過電車工會副主席。曾領導過電車工人爭取權益的鬥爭,遂逐步升上工聯會高層。由於他平實、聽話,為工人階級所接受。但又因他文化不高,缺乏辯才,所以也不算是一位出色的工會領袖。

本文發表於明報 (2015年5月19日)

2015年5月15日 星期五

以史為鑑 反對戰爭

最近日本首相安倍訪問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二戰所犯的戰爭罪行仍然顧左右而言他,既不懺悔也不道歉,引起美國人民以及其他受過日本侵略傷害的國家人民不滿。美國當權者仍希望日本右翼勢力作為它在亞太地區的看門犬,自然不便苛責。但珍珠港一役,美國人怎能忘記?
徹底悔改 獲得尊敬
近讀不久前逝世的前德國總統魏茨澤克早年的演說,對前德國的侵略罪行的懺悔,句句擲地有聲。他的講話,與前德國總理勃蘭特,在波蘭猶太人殉難者紀念碑前下跪的一幕,可說互相輝映。
前德國總統魏茨澤克是一位傳奇人物。他年輕時曾擔任希特拉納粹軍隊的軍官,他的父親更是希特拉政權外交部國務秘書。兩代人都曾為納粹德國効勞,而竟能徹底悔改,與繼承其戰爭罪犯外祖父岸信介的安倍形成強烈對比。
德國人對二戰所犯罪行的懺悔,不僅見諸個別領導人,而是舉國上下,眾口同聲。因而不僅獲得歐洲人的尊敬,也為世界人民所景仰。魏茨澤克第一次把二戰結束日定義為德國的解放日,而不是說是甚麼「自我生存」的戰爭,肯定納粹犯下的反人道罪行。
魏茨澤克的幾句懺悔的話:「誰不反觀歷史,誰就會對現實盲目;誰不願反思暴行,誰將來就可能重蹈覆轍。」真是擲地有聲!
魏茨澤克重視對青年人的歷史反思教育,他說,德國人毋須為自己沒有犯過的罪行負責,但是祖輩卻為你們遺下了沉重的遺產!魏茨澤克認為前輩應該幫助年輕一代重溫歷史,幫助他們清醒地接受歷史真相。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國一百六十萬大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閃擊波蘭。英法雖然形式上向德國宣戰,但卻按兵不動。兩國顯然是想德國的侵略轉向東進攻蘇聯。長達八個多月的宣戰竟然按兵不動,這種「綏靖政策」和所謂「靜坐戰爭」,增大了希特拉的胃口。
喪失警惕 萬劫不復
早在此前兩年的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日本已經準備好全面進行侵華戰爭。更早的「九一八事變」,日本侵華不戰而佔領我東三省,同樣是源於蔣介石政權的「綏靖政策」。日本侵略軍在九一八事變,炮轟東北軍北大營時,中國軍隊得到的命令是「保持鎮靜,不准抵抗」。
受到國民黨政府不抵抗政策的鼓勵,日本又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進攻上海,當時受到十九路軍的堅強抵抗。但蔣介石仍然堅持不抵抗主義,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在同年五月五日,與日本簽訂了一個喪權辱國的《淞滬協定》,承認日本軍可以留駐上海。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對侵略者退讓的歷史教訓要講透,對侵略者的罪行同樣要講透。廣大群眾一旦對強鄰虎視眈眈喪失警惕,就可能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終其一生,魏茨澤克都在糾正德國法西斯對歐洲犯下的罪行,勸告人們重視歷史教訓。
魏茨澤克的這些話都出自一九八五年在聯邦議會上所作的一次演講。這篇演講被編印成冊,發行二百五十萬份,翻成二十一種文字,成為德國及其他國家反戰的教科書。
今年是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我看他的這篇演講詞也應該在亞洲特別是中國和日本之間流傳。特別需要讓安倍之流的軍國主義分子細讀。當然,反戰更重於對年輕一代的教育。讓中日和世界青年人團結起來,以史為鑑,反對戰爭。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 (2015年5月14日)

2015年5月9日 星期六

魯平、周南、廖暉

魯平、周南、廖暉,都是香港回歸前後主持香港事務的重要人物。現在魯平已經仙逝,周南與廖暉也已先後退休,是可以對他們進行評論的時候了。
魯平辭世,港人對他一片讚揚之聲。我已於5月5日在本報發表一篇短文,表達心意。就連當年與魯平交手的「死對頭」、香港末代英國總督彭定康,也不念舊惡,擱下被罵為「千古罪人」的罵名,對他表示讚揚和悼念。
魯平所以獲得各界讚揚,是他肯與各界溝通,聽取不同意見,接納群言,訂定政策。雖然他不是最後決策者,但他既堅守立場,又靈活吸收來自各界的不同意見。在訂定《基本法》和決定回歸前後的若干原則問題,有商有量,給香港各黨各派的頭面人物,留下從善如流的好印象。
周南官大派頭也大
周南的官位似乎比魯平的大,《中英聯合聲明》的草簽儀式,周南是代表中方的簽字代表,魯平等只能站在後頭。官大派頭也大。周南總被人覺得高不可攀。我這個小人物,在北京開會時,隨時都可和魯平接觸,私人閒談不知多少次,也向他反映了香港教育界和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態。但人在香港,要見周南可不容易。有一次我要向他反映一些大專院校知識分子的情况,他卻表現出不大耐煩的樣子,會談匆匆了結。他總給人有這個印象,一切都了解,一切都胸有成竹,不勞你們前來囉唆。
有一次是我「救」了他,而他卻不知恩圖報。事緣周南在擔當香港新華社社長之外,又升任全國人大常委。在一次人大聚會中,已故的人大代表廖瑤珠律師,素對周南頗有意見,在場上指着他說,你實際上擔任國務院的港澳工作派出機構,不應再擔任人大常委,這是違反憲法的。周南啞口無言。我於是發言解開這個僵局,說新華社香港分社,是一個「專業單位」,並非「行政機關」。但後來新華社的發言人在批評彭定康的時候,又出來公開說新華社是國務院的派出機構。
廖暉從未發表意見
大家知道周南是個詩人,平日喜愛吟詩作對,寫寫書法,認為勝於聯繫群眾,了解港情。他在港時,便編有《香草詩詞》兩集,以與京港兩地草委、諮委唱和為樂。忽然之間,京港兩地詩人輩出,也許是周南身教言教的結果吧。
至於廖暉,是主政港澳工作最久的一人,也是從未對港澳工作發表意見的一位主任。
廖暉是紅三代在位最久的一個,也是華僑港澳工作世襲最長的一位。
廖暉是國民黨元老廖仲愷和何香凝的孫子。廖仲愷是國民黨左派,早年被刺客刺殺。何香凝繼承夫志,成為國民黨左派一面旗幟,與宋慶齡等國民黨元老,主張國共合作,反對蔣介石獨裁,因此新中國成立以後,兩人都處政府高位。何香凝長期擔任中央僑辦主任,她之後由其獨子廖承志繼任。廖承志年少時參加中共,曾活躍於廣東及港澳之間,擔任地下工作。抗戰時在粵北曾被蔣介石逮捕,經國民黨元老力保,加上廖仲愷的名聲,蔣介石不敢加以殺害,抗戰勝利後被營救出獄。之後長期擔任粵港之間的地下工作,解放後擔任華僑港澳工作的領導。第六屆全國人大原本內定選他為國家副主席,惜會前逝世。
廖暉並沒有什麼革命經歷,因祖父輩關係而安排他擔任中僑辦主任,後轉至港澳辦擔任主任達十數年之久。而直至升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時,仍然兼任。如果廖瑤珠在世,一定再罵他的兼職違反憲法。
港人從許仕仁案認識廖暉
廖暉擔任港澳辦主任十數年,可說破了中央部委主任的紀錄。
當我擔任全國人大代表,每年開會時,有中央領導人前來聽會,廖暉必然隨同,但從不發一言。我見到他,說希望到港澳辦拜訪他,反映一些香港情况。他總是說好!好!好!但具體約定時間時,又常常「甩底」,推說事忙改期,結果沒有下文。
香港人知道他的名字,恐怕也是在去年許仕仁案件發生時,突然冒出廖暉「資助」許逾千萬元的「費用」,並着他「慳着使」,令人摸不着頭腦。不過此款是私款還是公款,只有天知道。

本文發表於明報 (2015年5月9日)

2015年5月7日 星期四

西方政黨 歡樂舞會

甚麼是政黨?按照中國官方的看法,政黨是代表一定的階級、階層、政治集團,並為其利益而鬥爭的政治組織。
政黨政治,始於資本主義社會。通過議會競選,由資產階級政黨輪流執政,於是出現了執政黨和在野黨(或者叫反對黨)。
資本主義社會,有兩黨制或者多黨制,但基本上是最強大的兩黨為主。也有若干黨聯合起來,取得選舉勝利,因而產生聯合執政。
現代中國,也曾經有兩個主要的政黨,國民黨和共產黨。在抗戰以前,共產黨是不合法的,雖然有短暫的國共合作,但基本上彼此之間是處於你死我活的鬥爭。國民黨蔣介石政權「剿共」不遺餘力,而且手段殘酷。蔣介石退居台灣之後,認為其敗在於共產黨的滲透,於是實行「白色恐怖」,實行寧可殺錯千個,也不可走漏一個的政策。殺了成千上萬,至今台北中心立有「白色恐怖」紀念碑,以紀其事。
新中國成立,蔣介石國民黨政權敗走,中共奉行一黨專政。但為聯絡各支持中共的民主人士,實行多黨合作,即允許各民主黨派存在及參政。但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一役,民主黨派及其代表人物,大多數被打成右派清除,現在說民主黨派聯合參政,徒具其名而已。
政黨只是選舉工具
香港回歸之前訂立的《基本法》,對政黨的存在並無明文規定。但該法的第二十七條,說明香港居民享有「結社」的自由。成立政黨,也可說是一種「結社」。而事實上,香港已有多個政黨參政,如民主黨、自由黨、公民黨、工黨等等。
因此,香港事實上已經存在政黨政治,不過沒有與英美等國家一樣形成兩黨競逐,輪流執政而已。
以美國為例,政黨只是一個選舉工具,政綱並無太大的區別。例如當前最大的民主黨與共和黨,有人說民主黨偏左,共和黨偏右,事實並非如此。現在的總統奧巴馬,他是民主黨,上台以來,他的政策,無論對內對外,有哪一點偏左?他本身是黑人,但近年歧視黑人、濫殺黑人的事例並不少見,也未見他大聲疾呼,號召種族團結。
況且美國政客,游走在共和黨與民主黨之間的,大不乏人。有意競逐下屆總統的希拉妮,她在讀書的時候,是傾向共和黨的,後來又變成民主黨人參政。前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在參選之前,由於他在二戰中的戰功,聲望正隆,那時卻是一個無黨派人士。民主、共和兩黨都想拉他加入,作為本黨人的身份參選,增加勝算,終於他以共和黨人的身份參選。
由此可見,無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其實彼此沒有太大區別。
不同勢力妥協產物
資產階級的兩黨制或多黨制,都是背後的不同財團利益和勢力既爭奪又妥協的產物。當年興起的政黨,代表的是資產階級和地主貴族的爭鬥,例如英國的輝格黨和托利黨,又如美國南北戰爭時期的共和黨與民主黨。資本主義的發展,地主貴族也已資產階級化,兩黨制的區別便不再是這兩者的對峙,而是不同財團的矛盾了。至於英國的工黨,也不真正代表工人利益,嚴格來說,它只是資產階級聯同工人貴族的另一派別而已。
別說工黨,就是有的共產黨也已變質,變成代表既得利益集團,變成當官者的一種身份象徵罷了。
政黨的英文名稱叫(Party),與開舞會的歡聚同字。也許有的人認為參加政黨一如參加舞會一樣,歡樂一番罷了,那還有甚麼理想和承擔呢。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 (2015年5月7日)

2015年5月5日 星期二

斯人駕鶴西歸 老友又少一人 ——悼念魯平主任

國務院前港澳辦主任魯平逝世了,港人應該對他相當熟悉。特別是在中英談判回歸前後的政治爭拗之中,魯平的態度鮮明,堅持立場。與當年英國派來香港、佈置香港回歸後的陰謀詭計的末代總督彭定康,拳來腳往。以把他評為「千古罪人」的一幕,最為人津津樂道。
有論者認為他是偏左,言詞激烈;另有論者則是說他堅持立場,維護國家主權。今天蓋棺論定,應該說他是洞悉玄機,對英國人在放棄殖民地之前,總會認真佈局,既可長期維持沒有英國人的英國影響力,又善於「分而治之」,使紛爭不絕,以便火中取栗。證之於非洲及南亞各英屬殖民地獨立後的政治情况,都可以充分說明這一點。
我與魯平是同齡人
但這一次對手是新興的中國,是在改革開放以後欣欣向榮的中國。對手雖然強硬,老奸巨滑的英帝國主義者也不示弱。看今天香港由英國人一手栽培的「港英餘孽」,在關鍵時刻便已發揮作用,可見一斑。
魯平與我是同齡人。他只小我一歲,同是解放前的大學生,同是當年參加反蔣介石政權的學生運動。從創立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我擔任常務委員開始,到香港特區成立前的籌委會和預備委員會,我都是成員。特區成立,我還是第一、二屆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那20多年間,我曾來往京港之間數十次,與魯平主任開會接觸無數。由於我們出身和經歷有點類似,所以很談得來。有時他會與我談一些「悄悄話」,算是內幕吧。我也遵守保密原則,並不向外傳播,至今還是留在我的肚裏。
我出版的第一本政治評論集,《港事我問》,也是魯平主任為我寫的序言。
我們是談得來的好朋友
在擔任全國人大代表時,每年到京開會,我都會和魯平主任會晤。即使公事繁忙,他也總會撥冗與我一談,直至他退休以後。
到了退休時,他通知我,每年寒冬,他會到珠海避寒。並把通訊地址和電郵告訴我,希望我有空到珠海探訪他。可惜我因為疏懶,自從我的二哥吳健民卸任珠海市委書記之後,甚少到珠海旅遊。最近一次,只是在去年去澳門的時候,承黃維樑教授之邀,去橫琴澳門大學新校區作一番巡禮,但並沒有進入珠海腹地。
今天突聞魯平兄逝世消息,事出突然,心中悲愴。年來多位老友仙遊,今又少了一位敬佩的朋友,願魯平兄安息。

本文發表於明報 (2015年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