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等同拍拖結婚？

全國人大代表、香港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女士，日前接受香港《大公報》訪問。她說：不應要求年輕人第一天起就很愛國，培養國家認同有如拍拖結婚，應由認識對方開始，在全面深入了解後找到共同點（見9月22日大公報）。

羅范椒芬此言可謂語驚四座。不僅驚四座，簡直可以語驚香港以及全國。愛國等同拍拖結婚，的確是羅范女士的一大發明。

什麼是祖國？祖國就是先祖的國家。英文叫「motherland」。就是母親生長的地方。祖國是不可分離的，如果等同拍拖結婚，即是說拍拖一番之後，兩相不合，便可以「失拖」。就是結婚，也可以離婚的。人們對祖國怎麼可以如此兒戲，合則相結，不合就分離。這是哪門子的人民與祖國的關係？

歷代先賢，歌頌祖國的文學作品不知凡幾，唐宋元明朝的愛國詩人俯拾皆是。

一個人天生對祖國的眷戀

一個人生於斯，長於斯，生活習慣、語言文化、親戚朋友，都會形成人們對祖國的眷戀。當祖國受到外敵入侵時，都會奮起抗戰。最近全國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許多先賢先烈為了捍衛祖國的民族獨立，與入侵的日寇作戰，從1931年9‧18開始，前赴後繼、艱苦卓絕，犧牲逾數千萬，為的就是保衛我們的祖國。南唐亡國之君李煜，都會念念不忘「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

愛國是一種本能，是成長在祖國大地上的必然的條件反射。也是每個國民的天職。許多國家都是通過升國旗、唱國歌、學習國家的地理歷史、文學詩篇，使一個人在幼兒時期開始，就孕育着愛國情懷。

每個國家的獨特的歷史文化，以至於古蹟和歷史建築物，都能喚起人們的國家民族的自豪感。我遊歷過近70個國家，深深感受到他們的人民對自己國家的歷史文明感到自豪。

表達「去中國化」的憂慮是必要的

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在港發表的言論，表示了對「去中國化」的憂慮，這是可以理解的。當前「去中國化」當然不是主流，但這個苗頭，在青年學生中浮現，加上我們的國民教育的確不到位，這個議論應引起有心人特別是教育界人士的注意。但如果說培養國家認同如同拍拖結婚，這種不倫不類的比喻，一是會淪為笑談，二是會淡化了愛國教育的嚴肅性。這決不是一個有社會地位的人應該說的話。

國民教育在一片爭議聲中無疾而終，教育局也未有什麼新的對策。當前，在學校中經常升國旗的學校是少數，進行國民教育的更是少數，我們與美國學校來比較，差距頗大。和西方國家以至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都有距離。如不急起直追，那離「去中國化」也不遠了。

本文發表於明報 (2015年9月30日)

一語激起千重浪 酸酸感嘆惹深思

周一本報「正論」：《聞道香江似弈棋，百年世事不勝悲》，頗有同感。其實我歷年所寫政治評論，每多指出回歸前，北京對香港回歸後的政治複雜性估計不足，對英國人的多年統治種下「禍根」估計不足，對「港英餘孽」的作用估計不足。甚且最高領導人認為就是換一面旗子，洗刷百年割地賠款的民族恥辱就已滿足了。

正是因為這種指導思想，當末代總督彭定康處心積慮、夙夜匪懈地作回歸後的種種部署之際，我們的駐港機構領導人卻在吟詩作對，真正是「興廢由人事，山川空地形」。

沒做好去殖民化

回歸前我們的粗疏大意也就罷了，但回歸後呢，仍然是無所作為。作為主管港澳工作的港澳辦主任，主持港澳工作多年，甚且升上政協副主席的高位，仍然把持港澳工作不放，耽誤了多少有利時機？他十多年來，從不對港澳工作發話，卻與某些港英餘孽眉來眼去，甚且涉及錢銀瓜葛，其中內情，就不得而知了。

近日前港澳辦副主任、現任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的陳佐洱前來香江，自稱有「酸酸的感嘆」，認為「香港在一些重要領域沒有處理好」，說一是沒有「去殖民化」，二是沒有阻止「去中國化」。

沒有做好去殖民化，就是沒有充分估計香港長期在英國人統治下的「毒素」的滲透性是多麼嚴重。那一套統治班子，除了換幾個頭兒之外，還是原封不動，還是那一套殖民地式的統治文化，還是那一套英式的價值觀。甚且，上頭下的命令，他們可以給你軟釘子；或者表面服從，實際抗拒。通俗點說，就是陽奉陰違。所以，政令不暢通，或者變了樣，並不是個別的事情。

至於沒有阻止「去中國化」，這與原來的統治班子的思想意識有關，也與從大學裏的知識分子到中小學教師的影響有關。西方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在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群中，牢不可破。「佔中」活動以大中學生帶頭，某些大學院校學棍策動，決不是偶然的。

加上外國勢力，特別是美國勢力，正在為圍堵中國發力。香港正好是一個針對中國的橋頭堡，又有這麼多可以利用的港英餘孽和崇尚西方意識形態的知識分子。「地利人和」，英美勢力不亦樂乎！

毒酵母隨時發酵

陳佐洱說，「去殖民化」，是應該把一些東西放在博物館，而不應讓它出來招搖過市，說得太簡單了。意識形態的東西，能簡單地放進博物館嗎？就是放進了，也會「殭屍復活」，「死而不僵」。

香港又不是一個封閉社會，與西方的往來頻繁，西方有甚麼骯髒的東西，很快便會傳到香港來。況且香港本身多年來積存的毒「酵母」，隨時都會發酵。正本清源的辦法，是要增強正面的東西。在教育領域，在青年工作領域，都要認真做好工作。

一語激起千重浪，陳佐洱的功勞，就是揭開這個爭論的蓋子，讓中央和港人認真探討香港社會意識形態上的問題，使這個「酸酸的感嘆」，變成刺激港人神經的「辣椒」。

「去殖民化」，過去認為換一面旗子，任命一個中國人行政長官就算基本完成了。現在才知道，「去殖民化」是一個長期的艱苦過程。回歸十八年，還沒有去殖民化，也許還需再一個十八年以至更長時間。

「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古人的這個辯證法，應該十分有用。古語又有說：「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旨哉斯言。今天，疾患俱在眼前，治港者不可不慎也！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 (2015年9月24日)

報道新聞各取所需

電視訪問往往被記者斷章取義，各取所需。但這樣還好，如果把原意歪曲，譁眾取寵，陷被訪問者於不義，更「遺禍」無窮。

例如上次接受now的記者訪問，其問題如下：你認為梁振英下一屆的特首選舉能連任嗎？

答：不便評論。

你認為林鄭月娥司長和曾俊華司長兩人的表現如何？

答：兩個人的表現都不錯。

這兩個答案，是兩個不關連的問題，但記者和轉述者便有意把它連結在一起。報道說我認為梁振英不應連任，而林鄭月娥和曾俊華都是合適的接任人選。

這樣的報道，便使讀者認為，我反對梁振英連任，建議由林鄭或曾俊華接替。事實卻是我對梁振英是否連任，不便評論，也很難推測。

未來的人事變動，我又不是神機妙算的聖者，更沒有得到中央有關方面的內幕消息。而且我從來不主動去向高層人物打聽這種未來的人事變動。况且，就是中央高層，也未必當前就對兩年後的香港人事已作出決定。

言論自由不可濫用

香港有言論自由，胡亂猜測人事變動並不犯法，只要不涉及人身攻擊便可。但記者的猜測總喜歡找一些知名人士做旁證。有人願意做旁證，有他們的自由，我是不會對沒有證實的消息和人事變動作預測的。

政治上的問題和政局的重要人事變動，是很嚴肅的事情，怎可以變成「八卦新聞」？但報章卻很喜歡這些「政治八卦」，從娛樂新聞的八卦發展到政治事件的「八卦」。政治上的八卦莫過於人事預測了。過去中央肅貪反腐，從打蒼蠅到打小、中、大老虎，自然是打大老虎最為轟動。周永康這隻大老虎未「入籠」之前，京城傳說紛紛。在「兩會」期間，周案在未公布又即將公布之際，發言人呂新華一句「你懂的」，成為全國「瘋行一時」的潮語。這個暗示，開人事變動和打老虎的傳聞的先河。可是往後，再大的老虎「千呼萬喚」不出來。周永康以後，許多傳說並未成為事實，令不少愛好「八卦」新聞的人大為失望。

政治八卦新聞流行

政治八卦所以流行的原因，是我們中國社會嚴格的新聞管制，海外的新聞機構只能從內地社會上的小道消息或報章上字裏行間的某些詞語和評論加以猜測。這種「猜測學」流行已久，海外的判斷有準確的也有不準確的，外電更是天馬行空，不及香港的近距離觀察。外國記者有的欠缺人際關係，或不懂中文，判斷便隔了一層，不及香港記者的幹練和聰明。

俗語說，要「得風氣之先」，記者們當然希望得消息之先。如果能得一條獨家消息，自然喜不自勝，更可以傲視同儕，這是記者們拼搏的動力。中國強大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大大提高了，中美角力成為國際動態的重要信息，是香港記者關注的焦點。

寧缺毋濫成為罕有

別以為外國記者的新聞報道便是嚴肅的。他們的胡說八道有時比香港記者更甚。往前美國各大報刊不少常常發表「中國崩潰論」。一個毫無政治水平的黃毛小子可以被捧為著名刊物的封面人物，一些靠激進手法出位的人物被當為反共英雄。美國人為了反華需要，不惜把道聽塗說的新聞作大，實在令人浩嘆。

新聞報道應該以事實為準繩，不能證實的新聞，應該寧缺毋濫。因為競爭劇烈，網上新聞與報紙媒體競爭，報紙媒體彼此間的競爭，都使「寧缺毋濫」成為罕有。有的報紙對不實的已報道新聞還有刊登「更正」的勇氣，大多數更不當一回事。新聞道德江河日下，又是令人浩嘆。現在看新聞，只能靠自己的判斷了。

本文發表於明報 (2015年9月19日)

歐洲難民潮 美國應承擔

在電視上連日看到敍利亞和北非等國的難民湧向歐洲，不少人因而葬身海底。一個三歲的小難民伏屍土耳其沙灘的相片，更是牽動萬千人善良的心。我們這些經歷過抗日戰爭逃難的人，更加浮想聯翩，回憶起昔年民族苦難的歲月，同情之心，油然而生。

搞風搞雨 難民之源

俗語有云：「寧為和平犬，不作亂世民。」由於美國干預中東若干國家的內政，恐怖組織「伊斯蘭國」因而乘機興起。「伊斯蘭國」攻城奪地、趁火打劫、亂殺無辜，結果導致中東戰亂不休，無辜人民被迫顛沛流離，淪為遠離家園的難民。這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情景，既使世界各地的人生出惻隱之心，也更加認識到和平之可貴。

對於湧入的難民，歐洲各國從人道主義出發，予以收留，但各國的取向有所不同。德國政府和人民最富同情心，去年已收留約二十萬的難民，今年預計將再收留八十萬。德國人深受二戰禍害，而且是對發動戰爭的罪魁禍首希特拉政權反省和批判最徹底的國家。因此，德國舉國上下都對接收難民採取人道主義的態度。英國人則自私得多，接收難民的數字遠低於德、法以至瑞典等國家。

其實，美國人最應該接收更多難民。因為正是美國在中東、北非搞風搞雨，造成當地政局動盪不已，這是難民出逃之源。一如早年美國參與越南戰爭，造成大量越南船民逃港一樣。而美國當年卻是像擠牙膏一樣，僅僅接收少量難民，讓香港獨力承受難民湧至的壓力。

難民是戰爭的產物。沒有經歷戰禍，不知逃難的顛沛流離之苦。一九四四年，日本侵略軍作垂死掙扎，企圖打通粵漢鐵路，從已經淪陷的長沙和廣州兩路進軍。當年，我正在粵北與湖南毗鄰的坪石讀書，被迫以徒步為主的向東北粵逃難，歷盡艱辛，終於到達粵東北的梅縣，最後在梅縣迎接抗戰勝利。

九月三日，我在天安門廣場觀看閱兵儀式，的確感慨萬千。我們分享勝利喜悅的同時，也體會到勝利得來不易。今天，祖國不僅是治療好了戰亂的創傷，也建設得能夠屹立在世界強國之林。我們的強大，是為了捍衞世界和平，而不是為了稱王稱霸。

罪魁禍首 非美莫屬

歐洲難民潮成為國際頭條新聞，難民湧進歐洲則成為歐盟各國為「道義責任」發生爭議的根源。相比之下，美國因為遠離難民出走的路線，可以樂於「隔海觀火」，擺出一副事不關己的模樣。

二戰以後七十年的今天，雖然並沒有大戰，但由於美國屢次干涉他國內政，進兵阿富汗、伊拉克，又介入敍利亞的內戰，並在北非的埃及、突尼斯等地搞風搞雨，製造「顏色革命」，支一派、打一派。因此，論罪魁禍首，非美國莫屬。

如果政局安定，戰亂平息，誰願意千里跋涉、生死難卜地去當難民？正所謂「慶父不死，魯難未已」，造成難民潮的根源，在於美國的大國霸權主義。

今天歐洲難民潮既起，各個大國應該共商處理之道。從人道主義出發，近鄰的歐盟國家當然責無旁貸。但美國應該作為第二收容地，將歐盟收容的難民，有序地轉送美國。事實上，美國地大物博，又有經濟實力，理應承擔這個道義責任。

可惜，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卻認為，德國願多收難民，反而鼓勵難民進歐，並危言聳聽地說，難民陸續湧入，歐洲人會變成歐陸的少數民族。由此可見，歐洲難民問題已經帶有很大的爭議性和國際性，需要聯合國參與，認真加以解決。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 (2015年9月17日)

記參加抗戰勝利 70周年閱兵大慶典

9月1日應邀赴京，參加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慶典。有的報紙只看公布的梁振英特首率領的300人的觀禮名單，看不到我的名字，就胡亂猜測並加評論，極盡挑撥離間的能事。殊不知北京方面邀請海外人士觀禮，何止特區政府的這一條渠道。而且人數遠不止300人。光是我應邀參加而住在北京飯店的，就有500人之多。

這些都是閒話。至於這一次閱兵盛典的意義，我認為有以下幾點：

第一， 再一次表現出中國軍備的現代化和高科技化，顯示軍事實力。對美日聯手的圍堵和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是一個警告。

第二， 表現軍事實力的同時，又宣布裁軍30萬，這又向世界表明我國堅持與各國和平共處的決心。

第三， 說明我們的朋友仍是第三世界為主，雖然美日以及某些歐洲國家杯葛這次閱兵大典，但來的國家元首和首腦仍有25國之多。特別是亞洲我國鄰近地區的首腦都來了。韓國總統朴槿惠和緬甸總統登盛的出席，尤其引人注目。

第四， 授予抗戰勝利紀念章，國共老兵和支持抗戰友人都有份，包括國民黨老兵以及美國飛虎隊陳納德的夫人陳香梅、日本反戰老戰士以及一些抗戰老兵的後代。在下也獲得一枚。

抗戰是全民抗戰

馬英九在台灣也搞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的慶祝。竟不忘在1949年已結束的「中華民國」。於是還要加上「暨民國104年軍人節慶祝活動」，也向抗日老兵發放抗戰勝利紀念章。

他提到誰領導抗戰，一定要爭個「中流砥柱」到底。實際上，我們就是全面抗戰，是全民族進行的反對日寇入侵的戰爭。在正面戰場，開頭是國民黨的軍隊為主，到了抗戰後期，應該說是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敵後建立根據地，牽制日軍主力，也打了幾個漂亮的戰役，包括平型關戰役。

否定國民黨軍隊在抗戰中主戰場發揮的作用是不對的。同樣，否定共產黨軍隊在敵後建立的游擊根據地，令日軍疲於奔命也是不顧事實。

中國人如果團結一致，沒有「攘外必須安內」的錯誤政策，抗戰初期，我國不應輸得這麼慘。古語說：「兄弟鬩牆，必招外侮」，事實正是如此。到了今天，還要爭個誰主誰副，實在令人浩嘆。

威武之師 和平之師

習近平主席在閱兵式上強調「要以史為鑑，堅定維護和平的決心」。又說，「無論發展到哪一步，中國都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永遠不會把自身曾經經歷過的悲慘遭遇強加給其他民族」。

人們在閱兵場上看到的是威武之師、和平之師，並沒有什麼殺氣騰騰的感覺。連美日兩國也沒有什麼惡評。美國對中國的裁軍表態表示關注。日本主流傳媒對習近平講話沒有直接點名批評日本，似乎表示欣慰。日本有的傳媒全文刊登了習主席的講話。

遊人如鯽 消費便宜

閱兵過後，北京全市解除「戒嚴」，雖然天空下了微微雨，但不減市民和外來遊客的興致。遊人如鯽，各飯店和小吃店都充滿人群。我們吃厭了幾天國營賓館的呆板的自助餐，到外面的小吃店大快朶頤。我聯同陪同的兩位秘書一行3人，到前門西大街一家致美樓飯莊吃一頓晚飯。菜式不錯，只花128元。剛好是在公營賓館一個人一頓飯的價錢。在京住過北京飯店和全國人大賓館兩家公營酒店，設備和吃的都不怎樣，過去如此，今天也變化不大。

本文發表於明報 (2015年9月11日)

參加閱兵大盛典 維護和平有信心

應中央統戰部的邀請，九月一日赴京參加抗戰勝利七十周年大閱兵盛會。到埗之後，我被安排住在北京飯店的套間。翌日，我參加俞正聲主席主持的座談會，坐在主席位對面的前排。三日閱兵典禮，我坐在長安街右側觀禮台的第一排。同時，也獲得與抗日老兵同樣的一枚抗戰的紀念章，可說是對我這位長者的照顧，因為我也算是抗日戰爭初起時的一位抗日宣傳小兵吧。

心情興奮回憶抗日

在肥佬黎的報紙見到由特首率領的三百人香港特區觀禮團的名單中，沒有我的名字，就胡謅說因為曾德成辭職事件我曾有評論，得罪了梁振英，因而觀禮無份。這完全是不了解情況的胡說八道，並帶有挑撥離間的意味。他們不知道前往觀禮的香港人士何止三百人，也不只是特首率領的一個團隊。海外人士應邀參加者恐怕倍於三百，光是住在北京飯店的就有約五百人。許多老朋友都在這一次的觀禮活動中見到了。

閱兵之日，烈日當空，天氣極好，到了四、五兩日，卻細雨綿綿。真是天公作美，讓閱兵典禮在晴天順利進行。

然而，烈日當空，坐在觀禮台上，雖有帽子戴着，但也頗難受。從九時坐到十時半，一個多鐘頭，衣衫俱濕。年輕的當然沒有問題，但我們這些老人，就有點受不了。不過，心情的興奮戰勝肉體的難受。回憶抗日時期的往事，打倒日本鬼子的喜悅，今天祖國的強大和繁榮，軍備的現代化和壯觀，往事一一湧上心頭，不免百感交集。

「七七」盧溝橋事變的時候，我才滿十一歲，剛進中學唸書，就投入了抗日運動的洪流。我參加抗日宣傳，演出抗日話劇，上山下鄉貼抗日的標語和向農民宣傳抗日道理。這些往事，歷歷在目。

那時上課，經常要逃避日本飛機的進襲。在我們鄉下，並不是日本空襲的主要目標，但在縣城也遭遇日機投下幾次炸彈。每每在上課之時，因空襲而要躲進防空洞裏。高中時期轉學汕頭，搬到普寧山區的中學，稍見安定。接着到粵北坪石升讀國立中山大學。兩年後因日寇作垂死掙扎，擬打通粵漢鐵路，粵北臨時省會韶關告緊，我們又千里跋涉遷往粵東梅縣。

抗戰勝利之日，我們正在梅縣，當時興奮了好幾天，隨即準備南下廣州。

祖國強大得來不易

回憶這般歷程，既不忘民族恨，也可幸年輕時期受到一定的鍛煉，使自己的獨立生活和活動的能力大大加強。今天不少青少年人嬌生慣養，有的大學生還要父母帶同上學，有的青少年人受不了一點兒的苦，更多的青年學生不知今天祖國的繁榮昌盛得來不易，今天祖國能傲立於世界強國之林，是多少先輩流血犧牲得來的結果啊。

看到閱兵軍備的齊全、先進，軍容的整齊、威武，我流下了熱淚。這是我們歷代的先烈盼望的強大的祖國啊！從鴉片戰爭、甲午戰爭，百多年來受到列強的欺凌。今天，中國人民不僅站起來了，而且站得更高，看得更遠。我們永不稱霸，但我們對世界事務有着重要的發言權！

習近平主席說得好，七十年前的這一場抗日和反法西斯的戰爭，是正義和邪惡、光明和黑暗、進步和反動的大決戰。

正是這一場大決戰中正義的勝利，才能維持了全世界七十年的基本和平局面，各國人民都不希望再有世界大戰發生。習近平主席也指出：「戰爭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依然懸在人類頭上，我們要以史為鑑，堅定維護和平的決心。」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 (2015年9月10日)

萬里生榮死哀 東興敬陪末座

俗語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之說。近月有兩位原中共高層人物逝世，在中央黨報《人民日報》的報道上，卻差距之大，出人意表。

汪東興在二○一五年八月二十一日逝世。《人民日報》當日在第四版左下角不顯眼的地位刊登只有四行字的訃告。

汪雖生榮 不能死哀

萬里在二○一五年七月十五日逝世。十六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登訃告，佔四分之一以上的版面。然後二十一日在頭版報頭右側刊登二十二日將火化的預告。再在火化之日，在頭版頭條顯著刊登遺體火化、並有在京六位常委前往送別的消息。

論黨內地位，汪東興是中共中央九屆政治局候補委員、第十屆政治局委員、第十一屆中共中央副主席。第十二屆失勢，降為中央候補委員的最後一名。

萬里則在中共黨的十二大進入政治局、當過兩屆政治局委員。雖然曾任全國人大委員長，是中央四巨頭（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人大委員長、全國政協主席）之一，但並未進入中共中央核心（政治局常委）。至於汪東興，雖然「生榮」，但不能「死哀」。大家都知道，這是汪東興一直追隨華國鋒的「兩個凡是」路線，與改革開放以後的鄧小平路線格格不入。而萬里則是鄧小平路線的堅決支持者。

但是新華社的訃告還算客氣，仍然稱汪東興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

更標出他曾任「黨的重要職務」。既然如此，規格卻是小得很容易令人漏眼。不明歷史的讀者，對訃告與其「黨的重要職務」不相稱，也許會覺得奇怪。

內地對各級領導人的稱呼、出席活動的座位，報刊報道的規格，無論生前死後，都有嚴格規定。汪東興的這段訃告，內容與規格的矛盾，可以說是一個例外。

經歷不同 起落也異

汪東興一九三○年參加革命，曾參加長征，擔任紅軍連指導員，團騎兵大隊指導員，並長期在衞生、醫院部門擔任政治工作。如任永坪醫院黨總支書記、軍委衞生部政治部副主任、陝甘寧邊區醫院副院長、政委，八路軍軍醫院、白求恩國際和平總醫院政委。一九四四年後擔任中共中央社會部三室副主任、二室主任。從此，進入中共中樞機構的保衞工作，一九四八年後任中央警衞處處長。

解放後便一直是中央保衞工作領導人。一九五三年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衞局長，並一度擔任公安部副部長、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可以說是中央保衞工作的最高領導人。

汪東興出身警衞局，是毛澤東的貼身侍衞。論對革命的貢獻，當上黨的副主席，並非名至實歸。大起大落，事出有因，今能享百齡，也可算善終了。

萬里參加革命稍遲，一九三六年入黨，在魯西地區從事敵後工作，曾任八路軍分區政治委員。解放時任南京部軍管會財委副主任，後擔任中央城市建設部部長。五八年轉任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不是第一書記）兼副市長，又調中央擔任鐵道部部長，再轉任安徽省委書記、國務院副總理，最後擔任全國人大委員長，可說是地方和中央的工作經驗都十分豐富。

萬里和汪東興兩人，經歷不同，起落也異，但都能享百齡高壽。

萬里緊跟時代發展，是改革開放的排頭兵，當然歷史留名。汪東興雖然落後，但未有大罪過，因而得安享晚年，算是享受當前摒棄鬥爭哲學之福了。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 (2015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