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人大制度 代表責無旁貸

​在第九、十屆的全國人大代表大會上，我都是主席團成員。十年坐在寛敞的主席台上，我忘不了二十多年來坐在台下狹窄的代表座位裡。每有代表進出，都要起立讓代表們行走。坐位的擠迫，比我參觀過的地方人大會堂，多有不如。所以我多次在人大會上提出建議，以我國今天的經濟實力和每年的生產力增長，實在應該重新建造一座讓代表們坐得舒適的新的大會堂。

​猶憶我參加第四屆全國人大會議時，周恩來總理抱病向大會做政府工作報告。他說報告全文已經發給全體代表，他只唸首尾兩段，其餘代表們可自行閱讀。周總理清癯的身影，心力交瘁的形象，稍帶柔弱的聲音，在當年的政治氣氛下，帶給代表們以希望。講話完畢後，博得全體代表持久而熱烈的掌聲。

​我往後也在代表會議上建議，總理每年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也不必全文照讀，應該是對報告的內容有重點地作若干解釋和發揮。得到的回答是，外國議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也都是照本宣科的。當然，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都是集體創作，不能隨便改動。要講心理話，只能在記者招待會上。

小處做起 實事求是

第四屆全國人大不用說了，第五、六屆的代表大會，不少代表的發言仍然是較多套話和空話。他們以“完全支持”、“認真學習”的詞語來作發言的開頭，而會議簡報也都照登如儀。每份簡報的百分之九十的內容都是套話，只有到末尾的一小段，才有寥寥幾句的批評建議的摘錄，但仍然是不痛不癢的。

以上是過去全國人大會議上“硬軟件”的若干問題，都有值得改善的地方。

​自從習近平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以後，提倡要改進工作作風的八項措施。這種從小處做起，把老百姓常常批評、但又習以為常的官場毛病，作為整飭吏治和提倡實事求是的開頭，博得許多人叫好。這一次第十二屆全國人大會議，也繼承了這種減少繁文縟節的精神，在形式上也是一個好的開始。但是要落到實處，還是要提高議政質量，使有限的會議時間能够集思廣益，使來自四面八方各階層各行業的代表，能够貢獻自已的一得之愚，並充分發揮最高權力機關的作用。

希望能上新的台階

全國人大代表是國家的一個重要的智庫。各行各業各民族的精英，如果能够充分發揮他們的智慧，並在會議內外，無論是每年的例行視察，或者是在原選舉地區對各級政府的監督，都能真正發揮作用，便是一個政治改革的動力。現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還没有到位。說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途徑”，也是“充分發揚民主、貫徹群眾路線的最好實現形式”，還需要代表們和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每年大會的常務委員會的工作報告，以及中共黨代表大會上的報告，都強調要把人民代表大會的制度“堅持好完善好”，就是說明仍有不足的地方。我們希望這一屆的人民代表大會開完後，能有新的突破，這就需要在會後代表們的努力，更要發揮會外的作用，不要一開完會，就覺得了卻一件心事，就把代表的責任抛諸腦後，等待明年開會方才進入角色。我們希望，人大代表，特別是港區人大代表，要不辜負國人的期望，要擔負使人民代表大會的制度的“堅持好完善好”的重要角色。

 

吳康民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2013年3月28日）

給習、李體制改革以時間

北京“兩會”落幕，習李正式上任，全國人民包括港澳同胞，寄以厚望。

為什麼呢？因為胡溫十年，雖然經濟上仍不斷增長，但制度改革卻是停滯不前。中央某些最高領導人言必說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不照搬西方三權分立的體制。好像這些外來的“洪水猛獸”，才是動搖共產黨統治根基的最大危險。

究竟在內地主張“照搬”和“易幟”的人有多少？有多大的政治勢力正在向“易幟”的邪路走？體制內哪些“照搬”的東西已經有了苗頭？誰也說不清楚，結果淪為“狼來了”的叫喊。

實際上，高叫“易幟”和“照搬”的人，就是反對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在領導人的口中多次提出，就是去年最新的“十八大”政治報告，也多次提到了政治改革。因為這是鄧小平留下的重要政治遺產。既然要繼承“鄧小平理論”，就不能迴避政治改革。但是說的是說了多年，差不多到了“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的地步，但卻難免貽人以“理論的巨人，行動的矮子”之譏。

政治改革有難度

為什麼會造成如此的矛盾現象？問題便在於“積重難返”。上兩代的領導，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没有重視應同步進行政治改革。這本來也是鄧小平遺下的教導。但是，這裡頭或者是領導層沉醉在經濟發展的美妙幻景之中，忽視了衍生的權貴集團和貪腐行為的危害性；又或者是領導層的家族，陷入既得利益的集團之中而不能自拔。於是便出現言行不一致的怪圈。

現在新上台的習李領導班子，當然不會看不出這種矛盾現象，也深知今天政治改革的難度。所以習近平在新任總書記之際，便提出黨風改革的“八條”，這是避難取易。習近平深知，今天中國的政治現狀，上有掌權的權貴集團，下有不可勝數的貪腐分子。習李的權力中心就被這個上下的勢力圈包圍着。要就是動彈不得放棄改革，要就是想辦法逐步“解圍”。我們相信習李正在運用策略使用後者。

急緩變革方式的矛盾

現在中央的領導班子，既是各方面政治勢力妥協的產物，更是前朝元老強力干預的結果。但好在鄧小平破除了建國以來的終身制，並訂下最高領導層的年齡杠杠，達六十八歲的必退。我們只能寄希望於自然規律，讓晚些時習李體制方能大展拳腳。

中國正處在一個變革方式的矛盾之中。劇烈的變革，動搖了國本，影響了經濟發展，國人需要付出重大的代價。緩和的改革，就是希望領導人能集結健康力量，逐步“排腐”，完成改革大業。

我們當然希望用和平改革的方式，但是需要耐心。同時，劇烈的變革，還要提防由極左的，“文革”餘孽等主導，重演“文化大革命”的悲劇。目前這股勢力雖然未成氣候，但如果和腐敗和權貴集團結合起來，作垂死的掙扎，反對任何改革，他們的力量也不可小覷。

我們應該寄希望於習近平、李克強的領導，支持他們進行改革的穏健步驟。先易後難，提倡節約反對浪費，提倡幹實事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再進一步，便是穏定權貴集團，集中力量反對中下層的貪腐勢力，清除瘀血。最後才是分化權貴集團，既往不咎，讓他們交出權力，納入政商正軌。

中國的問題太複雜了，我們不能心急，耐心駛得百年船。習李給我們較多的希望，我們應該積極支持他們。

吳康民    電郵﹕hmng@puikiu.edu.hk

本文發表於明報（2013年3月23日）

“佔領中環”，意欲何為？

“佔領中環”，現在還是一個口號，一個十分煽情的口號。它的目的主要是要引起國際的注意，引起國際注意香港政制的民主發展。引進國際對北京施行壓力，迫使北京放棄在2017年的特首選舉中進行篩選。簡單地說，就是企圖在下一屆的行政長官選舉中，能選出一位與北京對着幹的特首，實現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

“佔領中環”的倡議者深知，光靠香港反對派的動作和叫喊無助於令北京改變主意。要推翻北京的憲制權力，唯有訴諸於國際社會。

佔領中環，就是癱瘓香港。香港確是國際城市，中環是國際金融和經濟中心。中環一癱瘓，影響國際經濟活動，引起西方經濟大國注意，變成一個國際事件。佔領中環的倡議者的目的，就是要把香港的政制演進，一開始就國際化，向北京施壓。

普選也有條件

北京的最高領導人，多次公開申明，不容香港變成一個外國勢力反華、圍堵中國的橋頭堡。香港《基本法》第23條，正是要求香港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等等行為的。現在看來，反對23條立法的人，有少數人的確有裡通外國的嫌疑。他們同樣也漠視中央人民政府對香港行政長官普選的憲政權力，或者還有分裂國家的潛意識。

香港《基本法》第45條明明規定，香港行政長官最終達至普選的目標。但卻是要有一個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這就是一個“條件”。怎樣能說普選就是無條件的呢。

香港《基本法》第12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第15條規定，中央人民政府依法“任命”香港行政長官和行政機關的主要官員，這就是中央的憲制權力。有些所謂“學者”，口口聲聲說要尊重法制，為什麼不認真地多讀幾次香港的《基本法》？

警方克制被認為示弱

＜佔領中環＞的倡議者的目的，不是為了和平示威，而是為了導致暴力事件。

近年香港的和平示威，幾乎無日無之。由於有小撮激進分子的介入，引致遊行路線越軌，阻塞交通，社會公眾嘖有煩言。

現在要“佔領中環”，就不是阻塞交通那麼簡單了。中環可是不能長時間被佔領的。果真如此，那就是整個香港癱瘓了。一些激進分子曾經進佔中環滙豐銀行大廈的地廳。警方和匯豐當局採取容忍態度，才可以使事態延續經月。每次激進分子在示威遊行時採取阻塞交通，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警方都十分克制，採取極為有限的行動。但滋事分子在某些傳媒的起哄和配合下，仍然大叫大喊警方過份使用暴力。我這位老香港，經歷過港英當局的殖民統治多年，早已見慣港英警察濫用警力。他們的濫用有所謂三人以上集合便是“非法集會”，就可以又拉又鎖，怎會容忍如此以佔領中環的擾亂公眾秩序行為？又如那位提倡“佔領中環”的“學者”，恐怕不等他的呼籲付諸行動，便已被港英政治部遞解出境了。

醖釀恊商 取得共識

香港2017年的行政長官選舉，是可以討論的，但肯定有一個框架，就是要符合香港《基本法》的規定。既然法律規定有一個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那就是一方面為了避免有的人為了“博出位”和增加“知名度”而爭取參選；也為了避免有敵對勢力滲入選舉而產生憲政危機。

所以，選舉之前，在社會上取得共識，醖釀出符合實際的若干人選，是必要的。西方的發達國家的民主選舉，不也是在選舉前，在社會上，在主要政黨中醖釀出候選人的嗎？

選舉前的醖釀、協商、在社會上取得比較多數人的共識，並不一定是破壞民主選舉。相反，這正是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在選舉領導人中的一個理性過程。

請提出“佔領中環”的“學者”和某些經常套用外國選舉制度的學者注意，更加不應忘記，香港只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不是一個國家，也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基本法》設定的是一個獨特的普選辦法。

我們仍有充分的時間進行討論，我們希望各界對來年的普選討論出一個合情合理的方案來，不希望在未經充分咨詢之前，先抛出一個暴力的“佔領中環”的偽命題﹗

吳康民    電郵﹕hmng@puikiu.edu.hk

本文發表於明報（2013年3月21日）

安倍狂妄 太平洋局勢嚴峻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一再大放厥詞。最近竟質疑二戰日本投降以後的東京審判的正當性，胡說“這場大戰的總結，並不是出於日本人自己的手，而是經由聯合國（盟國）戰勝一方判斷得出的定罪”。真是邏輯混亂到了極致﹗戰敗國的戰犯定罪，難道應該由他們自己決定，也就是說盜賊有没有罪，應該由賊人自己決定。這是何等荒唐的話語。這話竟出諸一位現任的國家首腦﹗這只能證明，安倍是一個十足十的軍國主義分子，一個危險的潛在戰犯，值得全世界特別是中國，美國和亞洲人民提高警愓﹗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軍國主義政府突擊美國珍珠港，被當年的美國總統稱之為“隂詐”。日本人不顧信義，日本特使正在和美國高談所謂維持“太平洋區域的和平”，日本飛機便已經向夏威夷附近的俄阿虎島開始轟炸。日本駐美大使還假惺惺地向美國國務卿遞交一件有關談判的照會。翌日羅斯福總統向國會致詞時，指出日本政府“用詐偽的言詞，試圖欺騙美國”。

​當年日本軍國主義者密謀已久，要全面在太平洋發動戰爭。既攻擊美國的關島，中途島和美國殖民地菲律賓，也同時進攻英國統治的香港，並向行駛在舊金山至夏威夷公海上的美國商船進行攻擊。

珍珠港教訓值得記取

美國人如果不忘歷史，應該知道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如何背信棄義。如果以為日本會是美國豢養的一隻惡狗，會為它驅使以牽制圍堵中國，但不應忘記它也會轉過頭來咬主子一口。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說得對：“日本國內總有一股勢力不甘心接受二戰失敗的結果，企圖挑戰戰後的國際秩序”，安倍晉三便是這股勢力的代表。

早在二00六年，安倍首度擔當首相時，便曾公開表示﹕日本的甲級戰犯按日本國內法例不算戰犯。這一次重彈舊調，是為了討好國內的右翼勢力，這個傾向，值得國人的重視和警愓。

​有一位內地年輕學者譚鼎，曾這樣評價中日歷史關係。他說，四百多年來日本的謀華史和侵華史，反而使它越來越強大了。甲午戰爭後，日本建立起龎大的工業體系，全面實現國家工業化；二戰戰敗投降，從六十年代開始，國民經濟保持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長。每一次侵華都獲得了豐厚的戰利品，而險遭滅頂之災的都是中國。因此，日本人的國民心理中由來已久的蔑華意識也從未消滅。加上日本國民性格中的貪婪、殘暴、虛偽、短視等交織在一起，醖釀着下一輪的爆發。

亞太地區形勢嚴峻

他的話有人也許覺得偏激了一點。但結合當前安倍晉三的一而再、再而三的狂妄講話，在釣魚島爭議中一再升溫，便覺得譚鼎的話頗有啟發性。安倍的話代表了日本國內一股右翼勢力甚且是軍國主義勢力的猖獗，不可小覷。

中國要和平堀起，日本要成為軍事大國，美國要利用日本圍堵中國，亞太地區形勢的複雜和嚴峻，可謂前所未有。任何一方，估計錯誤，擦槍走火，並不是没有可能。

我們既要提高警愓，也要盡最大努力維持區域和平。但對安倍的狂妄發言，則應立即鳴鼓而攻之。

 

吳康民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2013年3月21日）

全民呼喚美麗心靈

​長春市本月五日發生盜車賊連人帶車盜走，而車內的人只是一個兩個月大的嬰兒。事件發生，全市有關人等主動參加搜索，說明人間有情。但盜賊竟然將嬰兒掐死，丟在雪地，說明人性的醜惡，達到何等程度！這比兩年前佛山的小悅悅事件，多名途人見死不救，更加嚴重百倍。綜觀近年內地的犯罪行徑，道德淪亡，造假處處，惡性案件增多，人心不古，實在令人嘆息。

​但嘆息又有什麼用？經濟建設，突飛猛進，文明建設，停滯不前。人人向錢看，處處講功利。財大氣粗之輩，文明修養全不及格。國人有財有勢，出國旅遊，其文明表現經常受人詬病。至於內地發生的惡性案件，時有所聞。究其原因，在於“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遺毒。“文革”破壞了人類的傳統倫常道德規則，其武鬥中的殘忍，殺人放火的強盜行為，對師長親人的殘酷鬥爭，已超過歷代封建王朝改朝換代的動亂。這些餘毒，至今未完全清除，這是遠因。近因則是改革開放出現市場經濟以後，人們滋長了一種“賺快錢”的“短期思維”，就是“撈一筆就走”的思想。於是造假花樣百出，官商勾結行賄受賄流行。凡此種種，敗壞了社會風氣，直接造成了道德淪亡的現象。

北京兩會關心道德滑坡

北京正在召開“兩會”，代表、委員都關心這個問題，提出改善物質生活，同時須防道德滑坡。國家經濟發展，更要防止人性泯滅。說要建設一個美麗中國，更要呼喚美麗心靈。

針對當前的社會現實，無論以學校教育、社會教育以及樹立道德形象方面，必須有新思維、新形式。據說最近當局仍在推行雷鋒精神，並推出三部片子以茲宣傳。其中《青春雷鋒》一片上畫，竟出現零票房。姑不論消息真假，但老調子不宜多唱。目前並不是雷鋒的那個時代，應該有更多生動活潑、適宜青少年心理狀態的形象和模式，來進行道德教育。

​我們的道德教育，就像香港要進行國民教育一樣，太注意形式，而没有採用生動活潑、潛移默化的模式全方位進行。而且許多是一陣風的運動式，所以收效甚微。

​有人說，現代中國人民，特別是青少年缺乏信仰，所以道德建設收效甚微，這話值得深思。

共產黨人要樹立崇高形象

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是國家的執政黨。過去信仰共產主義是崇高的信仰。共產黨人為民族獨立、國家富強，拋頭臚，洒熱血，奮鬥終生；為抗戰勝利，民族獨立，建立新中國前赴後繼，鞠躬盡瘁。所以共產黨人是一個崇高的形象。

但是今天呢，共產黨已經是執政黨了，執政的共產黨人，絶大部分都没有經過革命戰爭和地下鬥爭的洗禮和考驗。雖然大部分人是好的，但也有不少人受到權色財氣等糖衣砲彈的攻擊，變成貪腐的官僚。這些人不是少數，這些人不是“矢志不渝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而奮鬥”，也不是“講黨性、重品行、作表率，做社會主義道德的示範者、誠信風尚的引領者、公平正義的維護者、以實際行動彰顯共產黨人的人格力量”（均見中共十八大報告），而是一群貪腐分子，因而不能在全國人民中起模範作用。

所以要防止道德滑坡，還需在共產黨內做起。要讓共產黨人樹立一個崇高的形象，才能帶領人民組成一個道德高尚的中國。

 

吳康民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2013年3月14日）

希望機構調整 不再是「拼圖遊戲」﹗

這次「兩會」，議程中有一項是﹕啟動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改革方案。我參加全國人大會議多年，記不清這是第幾次的改革方案了。記得從第八屆開始，似乎每一屆都有改革方案。第八屆全國人大，撤銷7個部，新組建6個部，更改名稱的有1個部。改革後國務院組成部委共41個，還不計其屬下的若干辦公室。

當年指出要改革的原因，是要改革政府機構存在的「突出問題」，這就是「政企不分，關係不順，機構臃腫，效率低下」。

但是，改革後國務院的組成部門，仍有41個，直屬機構和辦事機構18個，共為49個。但比過去的86個，算是減少27個。當年的說明，還指出這個調整仍是過渡性的，還要進行必要的改革。

果然，到了九屆人大，又宣布要撤銷15個部委，新組建4個部委，改名的有3個部。改革後除國務院辦公廳外，國務院組成有29個部、委、行、署。算是比上一屆減少12個。

十屆人大，說要深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重建商務部，又同時設立「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國資委）」。還針對食品安全問題，在藥品監督管理局的基礎上，加上食品安全的監督，組建一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這樣，部委組成，只比上屆減1個。

第十一屆人大，為了優化交通運輸佈局，把交通部、民用航空總局、建設部的客運職責等合併組成新的交通運輸部。又把人事、勞動和社會保障組成新的「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把環境保護總局提升為環境保護部。

鄧小平的話仍需回溫

現在，最新的一套改革方案，還是過去的那一套拼圖遊戲。交通部門調整最頻繁。撤鐵道部，併入交通運輸部。但又在下面設「國家鐵路局」，在外頭再組建「中國鐵路總公司」。未知是否架牀疊屋，還是換湯不換藥？

至於計劃生育委員會併入衛生部，但也不必把名堂拉長成「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

同樣，「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和「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合併，又是一個長長的名字。

這一屆的調整，原因仍然是「職責交叉，權責脫節，爭取諉責現象和行政效能不夠高」等等。但我們旁觀的人看來，問題的關鍵主要不在部門職責不清，而是種種官僚主義現象和以權謀私、貪污腐敗等現象，尚未得到有效遏制有關。

看看33年前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中，批評大至「黨政不分」，小至「事無大小，往往無章可循」、「往往忙於請示報告，批轉文件」；「遇到責任互相推諉」；「機構臃腫，層次多，副職多，閒職多」等等現象。我們不禁要問，這些現象現在已經去除了多少？30多年了，時間不短，我們的行政效率提高了多少？冗員又減少了多少？

若干年就來一次機構調整，拼合這個部，減少那個部，看來並不能解決問題。

分分合合反而造成臃腫

鄧小平指出，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並說這個制度問題，「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

以鐵路問題為例，過去為人詬病的鐵路管理，就是他們類如一個「獨立王國」。他們有鐵道兵，是軍委管的。他們又有自己獨立的檢察院和法院。而且他們的貸款似乎是無限的。這種種特權，究竟理順了沒有？不然，把鐵道部併入交通部，也是無濟於事的。新成立的中國鐵路總公司，又會不會是一個新的「獨立王國」？

過去，因為部門的分分合合，反而造成機構的臃腫。舊的部門並沒有精簡，新的部門又再添員。我們的公務員隊伍是全世界最龐大的，我們的行政經費恐怕也是世界最龐大的。外人經常譏諷我們的精簡機構是「精簡、臃腫；再精簡，再膨脹」。有關部門，對過去歷次的機構改革方案，有沒有認真總結？應該把總結出的經驗教訓向人大會議上作個報告。

廣大公眾最希望的，是希望通過部門改革來推動利益格局的深入調整。同時，對公眾最關心的食品、藥品安全問題，希望有一個認真整頓行業的決心和辦法，重新樹立人民對中國食品、藥品的信心。對於環境保護，也要加強力度，解決日益嚴重的污染問題。上一屆組建的環境保護部，希望它能發揮應有的功能。

機構調整，不應再是「拼圖遊戲」，更不應在調整中使機構更臃腫。這一次的調整，應該讓全體人大代表和全國人民看到實效﹗

吳康民    電郵﹕hmng@puikiu.edu.hk

本文發表於明報（2013年3月14日）

“佔領中環”就是搞亂香港﹗

​有所謂“學者”，倡議“佔領中環”，以迫使特區政府在二0一七年實行“真普選”。

​下一屆的特首選舉辦法，還没有進行公眾咨詢，更加没有定案。這位所謂“學者”便提前號召製造事件，癱瘓中區交通，使香港的政治經濟運作不能正常進行，擾亂社會秩序，用心何其毒也？

四年後的特首普選方式，可以討論，應該討論。討論應該在平心靜氣和理性地進行。討論出一個各方面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普選方式，應該是香港各界，北京中央人民政府都可以接受的。不能一方強加於另一方，也不能強人所難，特別不能漠視中央的憲制權力。我曾著文指出，中央對香港選出的行政長官，將會是一個實質性的任命，不是一項例行公事。不是如一些西方國家象徵性的元首對民選首相的任命。這些意見，過去中央負責港澳工作的有關高級官員都曾提出過。

​不能想像，香港可以選出一位與中央對着幹的特首。他可以裏通外國，不接受中央的命令。同樣，如果他提出的一個司局級的領導班子，不符合中央的要求，被中央所否決。（根據基本法第十五條、四十八條），這樣便會出現一個憲政危機。

​因此，普選香港行政長官，不是絶對可以由香港自把自為，顯然需要考慮北京中央政府的看法。因為，香港絶對不是一個“獨立王國”，也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基本法》第一條、第十二條）。

候選人必有篩選

有的反對派也充分認識到這一點，所以不時有意無意流露出“香港已淪為中國的殖民地”，若隠若現地提倡所謂“城邦論”，有時也情不自禁地叫喊幾句“港獨”的口號。他們就是知道，《基本法》規定了香港和中央的關係，不可能由港人自把自為，在政制上擺脫中央應有的憲制權力。

如果理性一點，應該平心靜氣來商討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選出幾位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候選人，再由廣大選民用選票來加以選擇。

​因此，選舉的程序之一，就是篩選，這是必要的。普選不能有太多的候選人，如果門檻極低，誰都可以來參與這個“選舉遊戲”，以博“出位”，以博“知名度”，香港這類人多的是。不加篩選，選舉就不嚴肅。

​比如說，每一百個選民都可提名一人參選，那麼可能有近千人參選；如果每一千人人提名可以參選，也可能有逾百人參選。人數太多，選民眼花暸亂，選票分散，未必能選出真正服務香港社會的人才。

“佔領中環”是搞亂治安

有人說，反對篩選是為了保有民主派人物參選。但去年的選舉不是便有民主派的候選人參選了嗎？

我們認為，如果有理性的、願意和中央合作的民主派人物參選，如果他的政綱獲得選民的認同，他應該可以成為候選人。我們並不反對，就讓選民選擇好了。但如果活躍在政壇上所謂民主派的頭面人物，有的隂聲怪氣，有的激烈反中反共，有的動不動就採取破壞性的暴力行為，他們能得到中央和選民的認同嗎？

現在是平心靜氣進行有步驟的咨詢協商選舉方案的時候了。我們期望理性戰勝暴力，把“佔領中環”這種搞亂社會治安的建議掃進垃圾堆去﹗

 

吳康民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2013年3月7日）

“六七風暴”宜慎重處理

1967年香港的一場風波，左派人士稱之為“反英抗暴”，社會人士又稱之為“六七暴動”。這些詞兒都各有政治傾向。我擬以北京1989年發生的一場學生運動為例，為“六七”正名。八九年的風波，當局開頭認為是一場“反革命暴亂”，後又稱為“一場動亂”，最後為了緩和群眾情緒，定名為“那一場政治風波”。因此香港的這一場政治風波，是否可定名為“六七風暴”或“六七風波”？

這場風暴已經過去了45年。當年不少無辜的青年學生、工會會員以及街坊群眾，都捲入了這場風暴。其中不少人死於非命，更多的是受到港英當局的軍警毒打並被判處徒刑進入黑獄。由於法庭的判決，根據港英時期訂下的法例，負罪的父母禍及子女，影響子女的就業。例如父母曾有“刑事罪”，子女不得進入政府部門工作，就是當警員也不行。但這些人絶大部分是“政治犯”，有的甚至只是在街頭觀望或聚集，便被無理處以徒刑，而且許多是十幾歲的青年學生。

無辜受害者值得同情

關於“六七風暴”，我早已多次著文，闡明我的觀點。其實我也是受害者，當年港英當局多次對我進行追捕，並曾在鰂魚涌街頭截留我所服務的學校校車，以為我在車上。結果誤捕學校副校長及司機，他們兩位被以莫須有罪名判刑，投入黑獄。我從此轉入地下，居無定所（也可說是狡兔三窟），妻子和幼兒被迫避難澳門。

回歸15年，風暴也已過去45年，受害者要求取回公道，要求結束對他們的子女的不合理限制，完全合理並值得同情。

最近事端的開始，出諸我的學生羅海雷在本報發表的一封公開信。他竟把此事得不到解決，歸罪於“左派愛國人士”。特別指出是愛國學校負責人，一如“縮頭烏龜，甚麼也不敢說”。

他把矛頭針對我，是因為我領導學生去暴動、去放真假炸彈嗎？是我把學生推向港英軍警的槍尖嗎？答案是否定的。

我在本報多次著文，剖白對“六七風暴”的經歷和看法。幾篇文章都收集在我的評論集裡，如《吳康民論時政》（2005天地圖書）、《吳康民口述歷史》（2011三聯書店）。這裡就不再重覆了。

我絶未做過“縮頭烏龜”。對“六七風暴”的觀點鮮明。我連“六四風波”都公開評論，並和某些“學者”發生筆戰，遑論“反英抗暴”？“六七風暴”的高潮，5‧22大逮捕前夕，我剛從內地旅行回港，便莫名其妙的被推向到銅鑼灣裁判署的示威隊伍的前沿，接受港英催淚彈的洗禮。散隊時遇到香港新華社副總編輯潘德聲，他說你為什麼跑到示威的前線來了？言下之意，你作為學校領軍人物，理不應輕易跑到前線，這原本是革命活動地下鬥爭的基本原則。但如果當時我不出場，又會不會被羅海雷認為是“縮頭烏龜”？

有關方面可以表示慰問

羅海雷發出公開信和我在本報“筆陣”（去年12月8日）的回應以後，他又主催了一個飯局，請一些當年受害人向我訴說。他們並且送給我一套叢書，題目是《1967－香港人不應遺忘的一年》，內容生動活潑，並請本報專欄作者林超榮、屈頴妍及《南華早報》記者張家偉編撰。

我對他們的心刺和多年遭受的不公表示同情。但我仍堅持在“筆陣”一文的觀點。指出由於香港實施三權分立的制度，特區政府無權干涉司法機關歷來的判決。如果當事人要求司法複核，當然可以。但處理經年，所費不菲，或未必能得到平反的結局。但個別人可以申請法律援助一試。

至於英國當局，肯定不會為這些受害人平反。今天北京當局也不會為過去香港新華社的極左領導和“四人幫”的煽風點火負責。但我認為，北京的港澳辦或香港的中聯辦，可以對這些受害人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和慰問。或者找機會會見他們，聽取他們訴訴苦水，“消消氣”。

目前這些受害人不宜向特區政府請願和施加壓力。特別是當前香港社會矛盾尖銳，反對勢力活躍，攻擊特區政府的火頭正多。加上這樣的一 個火頭，對香港的社會穏定並無益處。

吳康民    電郵﹕hmng@puikiu.edu.hk

本文發表於明報（2013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