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批鄧」到「評鄧」

新中國成立後，第一、二任的最高領袖毛澤東和鄧小平，俱已物故，但對他們的批評，在內地都是言論禁區。境外也有一些外國學者，試圖加以評說，也頗有巨著面世。但外國人觀察中國內情，總令人有隔靴搔癢之感。對毛澤東的功過，中共中央曾有一個決議，是輕輕帶過。在鄧小平的「宜粗不宜細」和不能否定中共歷史的指導思想下，評定毛是功遠大於過。雖有中共元老陳雲的毛「有功、有過、有罪」的發言，但仍不是主調。毛澤東身邊的保健醫生和女侍從著有詳盡的回憶錄，但前者列為禁書，後者也只浮光掠影。毛澤東的評價，一如霧裏看花，不盡不實。

鄧小平呢，由於他在毛身後提倡改革開放，有一定撥亂反正的功勞。至今更沒有人敢於深入分析其掌政期間的優缺，特別是礙於1989年的一場政治風波。評論往往又列為禁區，過去如是，於今仍如是。

罷黜胡、趙是大缺點

近日有一位根正苗紅，出身老革命家家庭、在中國外交部工作多年，有機會接觸到鄧小平和其他中共中央高級領導人的退休幹部，此人名叫楊榮甲，寫了一篇評價鄧小平的長文。此文當然只能在香港發表。但他的批評敢於打破評論偉人禁區，而且有根有據，有事實有論點，言人所不敢言者，堪稱大膽之作。

他批評鄧小平罷黜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的錯誤，認為華國鋒是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中立了頭功。胡耀邦是中國共產黨中興的真正推手。趙紫陽對推動改革開放和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中有重要貢獻。這些領導人都在鄧的手上把他們一一罷免掉，還「立了一個不該立的接班人」。

對於1978年發動的一場對越南的「自衛反擊戰」，楊榮甲認為此仗是「得不償失」。赤柬濫殺老百姓，搞極左的一套，民不聊生。越軍入侵柬埔寨，事實上成了柬埔寨人民的「解放軍」。「教訓越南」，引起東南亞各國的疑慮，也加劇中越之間的矛盾。

一錘定音 不容商量

作者認為，要有效應對腐敗問題，必須搞政治改革。但當前政治改革這條腿仍然僵硬麻痺，甚至在中共十八大前後，仍然有「五不搞」和批判「普世價值」的聲音，甚且還有詆毁「憲政」之聲。

作者評論鄧小平的性格，是剛愎自用，一意孤行。他一旦認準了一件事，就會「一錘定音」，不容商量，更不容質疑。發展起來，便達到「固執專橫，死不認錯」的境地。

作者認為鄧小平是抓大權而不大勤政，不大讀書而憑經驗和感覺辦事。執行和封建宗法團體執行家法一樣，一旦冒犯他老人家，便應受到嚴厲處罰。

所以，有人讚譽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作者認為說是「總拍板師」才合適。

一些社會上早有公論的事情，鄧小平仍然堅持他的意見是正確的，原因是事件由他主持、拍板。例如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事後證明99%搞錯了，絕大多數都不得不平反。但他還是說「反右」的大方向是正確的。至於1989年的那一場政治風波，事後一再改變說法，從「一場反革命動亂」改為「騷亂」再改為「一場政治風波」。明眼人都知道一再降調，是迫於黨內外的不同評價，但是鄧不願改，至今也仍然沒有人敢改。

毛澤東「批鄧」有錯

大家記得，1975年底，毛澤東病重，害怕主持日常工作的鄧小平要對「文化大革命」翻案。在江青、毛遠新等人的挑撥下，發動一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一股逆流衝擊整個神州大地。但是人民群眾對「文化大革命」的懷疑和牴觸情緒迅速發展，終於在周恩來總理1976年1月8日逝世後，爆發了一場大規模的天安門悼念事件。

天安門事件導致鄧小平再次下台。「四人幫」則大張旗鼓地以「階級鬥爭為綱」，積極擴大「批鄧」，並壓制對周總理的悼念行動。

但廣大群眾對「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幫」的不滿已達沸點，終於在毛澤東逝世之後，「四人幫」迅速被捕。人們對鄧小平被黜的同情造成他的復出的動力，也為鄧小平積累他的威信。加上之後他對中國社會的撥亂反正，進行改革開放，大家都把它算在鄧的功勞簿上，形成他的極高威信和他能有力地推行改革開放的動力。

「批鄧」強化鄧的威信

前後對比，當年的「批鄧」是完全錯誤的。打倒「四人幫」以後，許多老幹部都要求應為鄧小平平反。當時的人們心態是﹕「停止批鄧，人心大順；冤案一理，人心大喜。」

但要恢復鄧小平的地位和工作，也受到當時當權者的阻力，並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要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要始終不渝地遵循」的「兩個凡是」。這樣，鄧小平的復出，被延擱有近一年之久。

直到1977年7月中共中央召開十屆三中全會，才決定恢復鄧小平的包括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副主席等職位。

正是因為鄧小平的三上三落，經得起歷史的考驗，更增強了他在中國人民中的威信。

今天「評鄧」，並不是專挖鄧小平的缺點。而是遵照「金無足赤，人無完人」的古訓，分析一位偉人的優缺點。鑑古知今，十分有益。無論如何，鄧小平對現代中國的貢獻，都是功遠大於過的。

本文發表於明報 (2014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