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子弒親驚全港 陪審卻步更空前

前年3月，大角嘴發生一宗逆子弒殺親生父母並肢解碎屍大案。審判經年，最近審結，次被告被判無罪，首被告被判終身監禁。此案審理經年，竟因陪審員一再要求退出而重組。原因是案件令人惡心，因而「影響心理」，故以「健康理由」退出。以至法官經考慮後決定解散陪審團，稍後再度遴選陪審員方重審。

此案發生時，對我的震動也很大。雖不至影響健康，但也嘆息數天，真不知人間何世。

弒親兇手我不認識，幫兇也不知其為何許人。但被殺父母卻是上世紀60年代我的學生，曾受過我的教導。男的叫周鏡昌（後改名周榮基），女的叫蕭月玲（後改名蕭月兒）。男的熱愛中樂，是學校中樂組成員；女的是活躍分子，積極參加課外活動。男的畢業後去當海員，女的曾留校在小學任教兩年，然後再由學校介紹去香港招商局工作。但他們婚後卻少聯絡，對他們結婚生子之後的生活，就一無所知了。

士有百行 以德為先

中國是一個有悠久歷史文明的國家。中國人有優良的道德傳統。我們這些自小知書識字的人，都知道「士有百行，以德為先」，「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的道理；也都知道「守禮、遵義、倡廉、知恥」的道理；都讀過二十四孝的故事。

封建社會的某些道德觀念雖有迂腐之處，我們當然應該去其糟粕，取其精華。但父慈子孝，孝順父母報其養育之恩，總是千古不易的道理吧。

父子之間，雖然會有一些「代溝」，也許父母對子女有一些過分的要求。但俗語說：「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就是說，父母養育子女之恩，是第一位的，父母即使對子女有不當的要求，也只是次要的。打罵父母，已是大逆不道，何况竟下毒手加以殺戮？

青年人如果不務正業，游手好閒，沉迷於不當娛樂，或誤交損友，受人慫恿，圖謀父母錢財，家人及友儕不可不察。讓他因惡習而動殺機，終於惹成慘劇。為人父母及師長者，應防微杜漸，以此為鑑。

精神病未能釋疑

兇手父母在學時，都是循規蹈矩的學生，未見有任何暴戾行為。據兇手供稱，不外是要他學鋼琴，希望子女多一門手藝而已。也不是經常打罵他，為何能對父母下此毒手？如果說兇手是有精神病。但看他能如此鎮定行兇，而且能鎮定地分解屍體，並把殘肢用保鮮紙分包密封。既把頭顱部分放入冰箱，又能把部分丟棄海中。其冷靜、有計劃並能邀請同謀辦理殺人後的種種措施，就不像是個精神病人。

次被告，即殺人兇手周凱亮的朋友謝臻麒，更加不像有精神病。但他何以會應兇手之邀，去做這些分解屍體善後的勾當？這對他有何好處？他不報案，更作幫兇，實在也不可思議。况且次被告聲稱在案中並不要求金錢酬勞云云。

這兩個兇手實在精神十分不正常，但卻不是一般的精神病患者。看他們處事行兇的冷靜，次被告謝臻麒作供時說：他（指元兇周凱亮）「叫我做乜就做乜」，似乎是受了首被告的催眠術似的。這些行動，都非常人所應有。

香港政局當前進入了一個暴戾撕裂的時期，社會極不安寧，暴力行為隨時可能發生。社會上也出現類如精神病人似的行徑，要把一個好好的穩定社會肢解似的。例如香港既是一個國際城市，應該是好客之都，但卻出現趕客的暴力行為。又例如香港原本是個法治社會，卻出現由某些法律界政客帶頭破壞法治。香港是中國大陸近鄰，理應和睦相處，互助互利，但卻社會上出現一股趕客敵對的戾氣。孰令致之？看這一樁極難理解的命案，也許標誌着香港將進入一個不可理喻的社會吧。

本文發表於明報 (2015年3月30日)

李光耀駕鶴西歸 新加坡往何處去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駕鶴西歸，不僅牽動了全新加坡人民的心，也引起國際間的注意。

本來，這位年逾九十的老人，已自新加坡總理退位多年，更早就安排其兒子接位，國運興隆，政治穩定。這一位元老的逝去，對國際並沒有甚麼重大影響，何以能引起世人焦灼的眼光？

星洲模式 值得研究

東方人敬老尊賢的傳統，對國家有重大貢獻的人物，其逝去當然會令人惋惜，李光耀正是這樣的一個人。因為新加坡是一個細小的國家，從英國殖民地爭取獨立，並克服國土細小、物資缺乏、多種族矛盾的種種困難，不久便在經濟上躋身亞洲「四小龍」之列。人民安居樂業，特別是組屋政策的成功，為亞洲其他人口擁擠的國家所羨佩，人民物質生活更已超過了歐美等多個發達國家。而且其法治的健全、政府的高效率和廉潔，更為許多國家所不及。

我們更感到興趣的是，新加坡在李光耀領導下，創造了一種既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也不是社會主義的制度。我們姑且稱之為集權的資本主義，或者威權的資本主義。也許符合於毛澤東曾提倡過但沒有實行的「人民民主專政」。

有人批評李光耀是獨裁專政。是的，他所實行的並不全是西方英美形式的民主，他所實行的可說是可控式的民主。也許是他把民主和專政有機地結合起來，形成有東方特色的民主，才使這樣的一個小國，能夠躍居世界先進國家之林。

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經常向各國推銷美式民主，甚至用武力發動「顏色革命」，迫使他國採用美國式的政治模式。其實，推銷美式民主是個幌子，推行美國霸權主義才是實質。但是，從現代史上看來，美國霸權主義伸展到哪裏，哪裏便會發生動亂。即使美國動用武力，也不能改變一個國家的歷史傳統和國情，伊拉克和阿富汗就是例子，真正是「剪不斷，理還亂」！

新加坡的政治模式也曾受到西方輿論的批評，指摘它的獨裁，一黨專政，但李光耀還是我行我素。由於新加坡人民的支持，他和他的世襲政權至今屹立不倒。當然，有傑出的人物還需要有好的制度。新加坡的這種政治模式，是否能繼續完善而千秋萬代地延續下去？

青年求變 衝擊現狀

人們曾認為，李顯龍的管治還是得之他父親的餘蔭。李光耀人在，社會穩定，內在矛盾不致惡化。人不在呢？由於西風東漸，希望「一人一票」，廢除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的呼聲逐步興起。加上當前新加坡增加了不少移民，這些移民當然充實了該國的勞動力，但也帶來他們的新思維和生活方式。新加坡是小國，不能閉關自守，其中又有不少專才移民外國，造成人才的流失。人口比例的變動，青年人民主要求的呼聲，在在都會衝擊着新加坡人民的傳統和安於現狀。雖然李光耀個人生死目前並不致衝擊新加坡政局，但他的生死總是對這個細小的國家產生震撼。變革是政治發展的規律，但個人的影響也有可能左右變革的快慢。

人們也應記得李光耀和香港的關係。當年中文大學授予李光耀榮譽博士，曾引起中大學生的反對，原因就是認為他在新加坡獨裁，以及迫害異己的污點。但當末代香港總督在回歸前夕耍弄「民主」花招，要把功能組別選民擴大到二百七十萬時，李光耀曾勸告他，這樣做是乖離「功能組別」的原意。當年他到港大演講，便指出這一點。

應該說，港星相隔不遠，李光耀曾關心香港，我們也應關心新加坡。新加坡往何處去，值得我們注意。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 (2015年3月26日)

李光耀逝世 評論不一

李光耀逝世，新加坡人如喪考妣，世人也多加關注。李氏蓋棺未定論，因為不是沒有可議之處。

新加坡人對他完全肯定，原因是以新加坡這樣的一個小國，能在國際風雲的夾縫中維持數十年的繁榮穩定，與他這位建國元勛的內外政策運用得體有關。但他的獨裁手法，打擊異己，曾經在日佔時期為日本人服務，也往往為人詬病。

在新加坡後一輩的人看來，他是瑕不掩瑜的。况且以新加坡這個面積比香港還小的國家，處在東南亞許多新獨立國家的包圍環境中，不僅能生存，還能舉足輕重，在世界各大國中周旋，更是很不容易的事。

從四方面評李光耀

對李光耀的評價，應該從四方面來看。第一，看他對內政的處理手法和施行的方針政策。

他在內政上實行的是一種威權的獨裁專政。正像毛澤東倡導的但卻並不實行的「人民民主專政」。西方輿論把它列入民主國家，但它實際執行的是徒有民主的形式，實際上卻是威權專政。一個時期，他是什麼都管，人民吃香口膠，大學女生結婚生孩子，都要干預。新加坡建國之後，馬來半島反殖民主義的共產主義思想流行，馬共一度頗得民心。李光耀進入政壇以後，認為共產黨是心腹大患，打擊和逮捕馬共分子和親共分子不遺餘力。當然，馬共的「左」，脫離群眾和實際，也是他們逐漸衰亡的主因。

新加坡立國以後，雖然一切依照西方政治模式，有一院制的議會，有5年一屆的全民選舉。但由於李光耀打擊異己，壟斷資源，他領導的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在1959年第一次大選，就已保持壟斷地位。本世紀的第一次選舉，人民行動黨在議會大選中，贏得了84個議席中的82個議席，只有兩席為工人黨所得。

內外政策都有成就

第二，李光耀深知，要新加坡社會穩定，一是要居者有其屋，二是要人民衣食足，才知榮辱。於是他推行組屋政策，規定僱主和僱員各需供款，為僱員取得居屋。因此，他們沒有一個負資產購屋的問題。這一條李光耀便使新加坡居民都成為小有產者，並沒有出現貧富太懸殊的情况。

正是社會沒有太兩極分化，所以政局便相對穩定。

第三，李光耀在外交上採取的是睦鄰政策和平衡政策。穩定與近鄰，特別是和馬來西亞印尼的關係。與大國結交，特別是對中、美、俄等國，採取略為對等平衡。不得罪任何一個，也不特別親近一個。

正是這種政治中立，加上優越的地理位置，所以它能成為國際金融、航運和服務業和商貿中心。

重視與中國的關係

第四，他也深知中國的強大和國際地位的提升，所以他主動插手中國兩岸事務，以提高他的影響力。最早促成海峽兩岸的汪辜會談的是他。他正確地指出，全球勢力均衡正在發生變化，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並承認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會帶來中國的和平與繁榮。他不同意硬要把西方的一套民主模式強加給中國。而且認為在中國，沒有任何「起義」會成功的。他以一個華族的領袖人物看中國，並認真研究中國的歷史和現狀，沒有像一些自稱「中國通」的西方人物，作出「以我為主」的錯誤判斷。

李光耀自從1976年首次訪華之後，曾一再多次訪華。他訪問過前4位領導人，包括已經風燭殘年的毛澤東，以及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2010年，還見過時為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他原本還希望能再到中國訪問，可惜來不及了。

李光耀以一個小國領袖，而有大國領袖的影響，應該說與他的個人才能有關。他與新加坡成功的獨特模式引起國際注意。既然新加坡和李光耀，都有許多獨特的地方。我們相信，往後評論李光耀的功過，分析李光耀現象的文字，將會陸續出現。

本文發表於明報 (2015年3月25日)

柯文哲為殖民地統治唱頌歌

最近上台的台北市長柯文哲此前胡言亂語，居然提出一個地區當殖民地愈久愈好，新加坡、香港、台灣都曾當過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所以這些地區都比大陸好。

柯文哲的父輩都當過日本帝國主義的順民，台灣回歸中國時，相信柯文哲還未出生，應該沒有受過日本人的順民教育。他這樣崇拜當日本的子民，想是家傳的薰陶；或者是他自小就崇拜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才會說出這種近似漢奸的論調來。

鎮壓懷柔兩手並用

帝國主義侵佔了他國的領土當殖民地，開頭都是很殘酷的。日本佔領台灣之後，曾遭遇到台灣人民的強烈反抗。這種壓迫和反壓迫的鬥爭，持續了多年。雖然台灣人民前赴後繼，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並進行了多次抗日起義，但由於彼此強弱懸殊，終於被殘酷鎮壓下去。早年的抗日鬥爭，被屠殺的台灣同胞多達六十五萬多人。

帝國主義統治殖民地的規律，開頭用殘酷的手段，後來形勢稍為穩定，便逐步培養依附於帝國主義者的買辦階層，並採用若干懷柔政策，硬軟兼施，以達到能長期殖民統治的目的。

別的地方我沒有親身經歷，但在香港，我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童年就生活在香港。抗日戰爭時期離開香港回內地升學，戰後不久我又回到香港工作，至今逾七十年，對英國帝國主義統治香港的殖民地政策了解頗詳，可以一記。

二戰以前港英的殖民統治，也是頗為殘酷的。當年中國人，被定位為二等人。所謂「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戒律，雖說只在上海的英租界才可見的標誌，但那時香港華人受到的對待也是一樣的。如不得在半山區置業和居住，如英國人不信任中國人擔任專政工具的警察。香港「差佬」除警官均是英國人外，一般警員卻在印度地區聘請印度人（包括後來分治的巴基斯坦人）擔任。這些外籍警員，對華人小販極為粗暴，常以他們是無牌小販為由而拳打腳踢。對此，在我幼小的心靈中留下深刻印象。當年英國人的所謂法治，只對英國人有用，但對中國人，特別是底層的勞動者，是可以無法無天的。

群眾鬥爭改變地位

戰後初期，英國對香港的統治，仍採取過往幾年的高壓殖民統治。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後，不少蔣介石的軍政人員和親蔣分子大量湧入香港，少數擁有財富的官商當然仍可過豪華生活，但大部分只能被安置在調景嶺（當年叫吊頸嶺）的木屋居住，生活清苦。由於他們受到歧視，所以才會在一九五六年發生「九龍暴動」，鬧出戰後第一次戒嚴的事兒來。

由於港英的種族壓迫和工人階級生活的清苦，加上受內地「文革」的影響，終於在一九六七年發生了又一次「九龍暴動」。這一次規模更大，影響更深遠，但因為影響公眾安全和生活，終於又以失敗告終。

經過兩次「九龍暴動」，港英當局認為用舊殖民主義的統治手法不行了，由那些只懂鎮壓的殖民地官員來統治也不行了，於是開始用外交官員前來當總督，並改採懷柔政策。從麥理浩前來當總督開始，以後的幾任港督，都是熟悉外交事務的。加上八十年代開始中英談判，香港回歸問題也已擺在桌子上。不久，便是中英簽訂聯合聲明，香港進入回歸祖國的過渡期。

所以，殖民地的政權回到人民的手裏，完全是人民不斷奮鬥和鬥爭的結果，並不是帝國主義的賜予。台灣是這樣，香港和新加坡也是這樣。柯文哲的殖民愈久愈進步論，完全是胡說八道，只有當過帝國主義統治時期的走狗，才會說這種混話。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 (2015年3月19日)

日本能聽得進默克爾的忠告嗎？

最近，中國外長王毅在全國人大記者招待會上，回答有關中日關係的問題時，說二戰結束已經70年，日本在70年前輸掉了戰爭，別再在70年後再輸掉良知。這些話字字千鈞，對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及安倍執政集團，是個當頭棒喝。

德國總理默克爾最近訪問日本，婉轉地提出要正視歷史上法西斯國家犯下的罪行。二戰前夕，德國和日本都奉行極富侵略性的法西斯主義。在歐洲和亞洲先後發動侵略戰爭，惹成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死亡逾6000萬人的人類空前浩劫。其中中國人死亡最多約3000多萬。蘇聯次之死亡2000餘萬。波蘭死亡人數佔人口比例最高，死600多萬人，佔全國人口的22%。

德日走上不同道路

戰後德日兩國走上兩條不同的道路。德國人民深刻反省戰爭的禍害。1970年，德國總理勃蘭特訪問波蘭時，曾在猶太人死難紀念碑前下跪懺悔，代表德國人承認發動戰爭的罪過。德國人上下一心都徹底反省二戰時期犯下的罪行。雖然這些罪行是他們的前輩所為，但德國人承認這段罪惡歷史，並用具體行動來表示他們徹底反戰和熱愛和平的意願。

德國人主動向受害國支付巨額賠償，估計達到880億美元。多家民間企業也主動地向戰爭受害者賠償。

德國在歐洲最具影響力

二戰中在歐洲戰場，法國和波蘭是法西斯侵略的最大的受害國。由於德國的主動，與兩國的關係很快就恢復正常。不僅如此，由於德國人的正視歷史，反對戰爭、愛好和平，取得歐洲人民的信任。加上東西德的和平合併，更有利於促進該國的經濟發展。當前，德國已成為歐洲最有影響力的國家。而總理默克爾，也成為國際受人尊重而具影響力的領袖。

以德國作為一面鏡子，日本卻走上另一條道路。日本戰後賠償負擔遠比德國的輕。中國由於國共內戰的關係，竟主動放棄對日索償。由於中國帶頭，其餘亞洲受害國家，日本只以投資貸款和技術合作等名堂，讓部分國家放棄索償，其中也與美國的壓力有關。

正視歷史 獲得寬容

默克爾在訪問中公開表示，只有正視二戰歷史，加上鄰國的寬容，戰敗國才能重新獲得國際社會接納，這話可謂語重心長。

日本戰敗後，事實上，已經獲得鄰國，特別是中國和韓國的寬容。但日本當局卻視鄰國寬容為軟弱。不斷篡改歷史教科書，否認強徵「慰安婦」的罪行。並叫囂要擴大自衛隊為正規軍等等，引起鄰近國家的疑慮。還在相鄰的國家小島主權問題上挑釁，使西太平洋地區屢起波瀾。

日本在經濟實力上原本已成為世界大國之一，只因它是「經濟上的巨人，政治上的矮子」。它的種種表現，總是不能真正與鄰國特別是中國攜手前進，促進亞太地區和平，共創繁榮。

日本法西斯活動由來已久

日本的法西斯活動在20世紀初期已經出現。1919年成立的「猶存社」就是一個法西斯組織。隨後，「國本社」、「一夕會」等120個法西斯式的組織充斥着日本社會。到了侵華戰爭前夕，日本法西斯組織已達500多個。大家都知道，1927年6月首相田中義一的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摺》，就提出侵華以至霸佔世界的野心。他指出：「如欲征服中國，必須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1929年最大的法西斯組織「櫻會」的成立、1931年便發動 「9‧18事變」，侵佔中國東北三省。1936年，日本軍費佔到國民總產值的47%。1937年便全面侵華，到1941年發動的太平洋戰爭，就是日本軍國主義者一步步企圖實行《田中奏摺》的體現。

早年國民黨蔣介石政權，奉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以剿殺共產黨分子為第一要務。對日本法西斯的步步進攻，採取忍讓和不抵抗政策。這助長了日本侵華的氣焰，愈來愈高，征服中國的野心一步步地落實。蔣介石先後與日本侵略者簽訂《淞滬協定》、《塘沽協定》、《秦土協定》、《何梅協定》等喪權辱國的條約。遂使日本侵華的步驟一一得以實現。

安倍未必聽默克爾的忠告

看來，日本人特別是安倍，未必聽得進默克爾的忠告。德國人是一個處事嚴謹，具有科學態度的民族，對二戰的慘烈犧牲的教訓能有深刻的反省。日本受武士道的影響甚深，島國的對外擴張的心態相當頑固。雖然抱這種心態的日本人不多，但當權的如安倍之流，卻是頑固的軍國主義者。默克爾在日本的記者會上的總結發言，指出德國對戰爭歷史進行了非常深入的反省，對過去的侵略歷史的清算是實現戰後和解的前提。

中國人一向把少數軍國主義者發動侵華戰爭和廣大日本人民加以區分。認為慘烈的二戰中，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認為只有中日人民，攜起手來，維護遠東和平，堅持中日友好，才是真正的「共存共榮」之道！

本文發表於明報 (2015年3月18日)

究竟北京虧待了香港些什麼

究竟中央對香港掠奪了些什麼？虧欠了些什麼？

這只能把香港回歸前港英統治時期來作個比較。

港英統治時，香港的政治就是英國人的殖民統治。最頂尖的官員自香港總督以下以至警務處，高級官員和高級警官都是英國派來的。早年連一般警員也不信任華人，要在另外的殖民地印度、巴基斯坦招募人手，所以社會上叫警員做「嚤囉差」。至於行政局，都是英籍官員或英商財團的代表，立法局也是。一個時期立法局主席是港督兼任。司法機構更是英國人一統天下，二戰後多年，都是如此。只是到了中英談判香港前途的上世紀80年代，政制上才略為開放。

香港是世界示威之都

經濟上，英商財團壟斷主要行業，置地管地產，太古經營多種行業，港燈、中電都是英資，匯豐銀行、渣打銀行壟斷金融業，總之，是英資優先，華人經營的都是中小企業。和黃、港燈等為華資收購，都是中英談判香港回歸前後的事。

英軍派駐香港，開支由香港本土支付。香港是一隻金鵝，是英國人眼中的東方明珠，其經濟上的利益之大，不言可喻。

回歸以後，中央不要香港的一分錢，駐軍和駐港機構的經費由中央支付。香港雖然有中資機構，但並沒有壟斷情事。一些帶壟斷性的企業及地產巨頭，都是港人，並沒北京派出的背景。

文化、新聞、教育更不用說了。新聞自由，絲毫無損，北京喉舌，反而處於弱勢。一些反共反中的出版物，都在香港印刷發行，並無受到限制。聲嘶力竭，極力反共，造謠生事的報紙，仍然暢通無阻。

示威、遊行，幾乎無日無之，其次數和規模，遠超過回歸以前，被稱為世界示威之都。警察當局，盡量溫和處理。其自由度，不僅遠超中國內地，就是西方所謂自由國家如美國，也有所不及。「佔中」期間，警方施放若干枚催淚彈，就被誇大為侵犯人權，西方輿論更誇而大之。請問，美國警察，動輒開槍，殺害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種，近日時有所聞，是不是侵犯人權？

中央沒有獲取香港經濟利益

中央既然並沒有從香港拿過一分錢，也沒有把回歸前的香港既有的言論出版示威遊行的權利加以剝奪，那麼，今天香港的反對派，反對中央反對共產黨，究竟所為何事？

據說，反對的就是中央不給香港徹底的民主。

民主的進程必須循序漸進，民主的形式必須切合實際。為什麼在港英統治時期，這些人服服貼貼，今天又激進如此？

《基本法》對香港民主的進程已有規定，現在的「框架」也是有根有據。當然，有關細節還可以討論。但這些反對派是唯恐天下不亂，他們在政制改革的目標上，與中央對抗的目的就是﹕中央要求選出一位愛國愛港的有能力的人士擔任來屆行政長官，反對派的目的是選出一個敢與中央對抗甚且進而可能裏通外國的反共分子擔任。是什麼人擔任行政長官能使香港繁榮安定，什麼人上台後以反對派身分與中央「格鬥」，鬧得不可開交反而對香港有利？

香港不是獨立的政治實體，中央管治香港有一定的憲制權力，這是明白不過的。香港反對派把香港的政制改革，偷天換日地引至所謂要符合「國際標準」，引至不受中央約束，引至要否決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這不是橫蠻無理麼。

特別行政區不是「獨立」行政區

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特別」不是「獨立」，「行政區」就像內地的民族自治區一樣，只是有更寬鬆的自治功能。但絕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香港的反動政客，早前已經出現一些「本土派」，梁家傑也公開叫囂香港已成為中國「殖民地」，直至最近從港大《學苑》到社會上一小撮人叫喊「港獨」，一再高舉港英殖民地的港英旗、龍獅旗，其狼子之心，昭然若揭。如不加遏止，後果堪虞。要求繁榮安定的市民，不能不提高警惕。

本文發表於明報 (2015年3月14日)

極左派集合組黨 鄧力群生榮死哀

最近報載，大陸有十三省的「毛派」，即極左派，在河南洛陽集合，準備組「黨」，以對抗現政府，呼籲以革命推翻官僚壟斷資本主義。

左的思想有市場

近來極左派屢屢有所行動和在網上發表言論，倡導回到毛澤東時代。這類人現在還未成氣候，但卻頗有市場，就是當權的也有響應的。如教育部長袁貴仁，提出高等院校必須倡導三個「不」，不得越過甚麼政治底線。這種這個「不」、那個「不」，在意識形態領域出現的禁條多得很。用不得這樣和不得那樣來管有獨立思想的知識分子，管有學術研究自由的高等院校，看來並不是十分有效。

思想用「管」而不是用「引導」，意識形態領域用不准而不是讓「真理是愈辯愈明」，歷史上證明失敗多於成功。

但這種「左」的意識形態有它的市場。因為在毛澤東管治的「左」的時代，雖然歷經「左」的政治運動，鬥死的人千千萬萬，「左」的經濟路線，也餓死了幾千萬人，但當年的社會，特權和貪腐現象沒有今天的普遍和嚴重，貧富懸殊更沒有今天的厲害。

在新的一代青年來說，政治鬥爭的殘酷和慘烈，他們沒有經歷過，餓死人的慘狀也只是聽老人家話說當年。然而，他們卻看到今天社會的不公和貧富懸殊，看到今天的無官不貪的普遍的貪腐現象，看到今天權貴勾結、特權無處不在的不合理社會。所以，他們便會滋長着一種反叛的情緒，對「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嚮而往之。

青年人有反現實的天性，更容易由對現實社會上的不合理現象滋生造反情緒。過去在官僚資本和封建軍閥、蔣介石反動政權執政的時代，青年學生是反當權者的急先鋒，從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到反飢餓反內戰的學生運動，都是如此。當年，這是推進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毛澤東曾經讚揚五四運動「英勇地出現於運動先頭的則有數十萬的學生」，指出：「在中國的民主革命運動中，知識分子是首先覺悟的成分。」

朝中有呼應力量

曾幾何時，這些「首先覺悟」的知識分子，被毛澤東的歷次政治運動中打成反動「右派」。大量的知識分子被鬥爭、死亡、流放，因而潰不成軍。今天的毛派，高舉毛澤東的旗幟，究竟是要推翻所謂官僚壟斷資本主義呢，還是最終要自己打倒自己？

今天的社會當然遠未完善。打擊貪腐的工作，只是萬里長征進行的第一步、第二步，前途仍然艱巨，但方向是對的。

倡導自由經濟，發展生產，也已顯見成績。短短二十年，使中國的經濟總量達到世界的第二位，經濟仍在發展之中。人民的生活大有改善，成長壯大了中產階級。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成績是主要的。

極左派的蠢蠢欲動，現在仍是弱勢，但它代表着一股勢力。他們雖然在野，但朝中仍有若干響應的力量，特別是主管意識形態方面的部分人。值得注意的是，月前逝世的過去「左」派的領軍人物鄧力群，他生前只是當過黨的中央委員和書記處書記，並未進入政治局委員之列，算不上黨和國家領導人。但他的訃告卻升級至刊在《人民日報》頭版左下角，這是國家領導人的規格，而且報道譽之為「我黨思想理論宣傳戰線的傑出領導人」。既然「傑出」，當然是他「左」的傑出，在鬥倒鬥臭胡耀邦時的傑出表現。

高度評價「左」的鄧力群，毛派在洛陽高調「組黨」，巧合乎？漁陽鞞鼓動地來乎？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 (2015年3月12日)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事件起因，是內地客經常湧進元朗街頭，購買奶粉等日常用品，其中有鄰近地區如深圳等地的居民，也有不少「水客」。這些人的湧進，顯然影響了元朗居民的日常生活，比如交通、訪友、生活等種種問題。儘管此事原本由來已久，當地人雖有煩言，但不至於惹成暴力衝突。

來港搶購 事出有因

可惜，近期由於反動政客的挑動，並以「蝗蟲」等侮辱性稱呼挑起事端，加上所謂「本土派」和「港獨」理論的渲染，高舉港英時期的「龍獅旗」為號，把兩地矛盾推向極致。

對於內地居民來說，問題是經濟性的。而在香港，則基本上政治化了。問題沒有妥善解決，遂使矛盾愈演愈烈。

內地由於「文革」遺毒，道德淪喪，造假成風，形成國人對國貨的信心危機。內地奸商橫行，常常製造假貨、次貨謀取暴利。首先是製造劣貨奶粉，以致食用的嬰兒畸形發展，有吃不良奶粉而成畸形的「大頭嬰兒」之說。由於內地實行單孩的計劃生育政策，家長對嬰兒成長至為緊張，對國產的嬰兒奶粉既然失去信心，於是搶購進口奶粉，一時供不應求。因此，鄰近港澳地區的省份，便遣人專程來港搜購，以致愈演愈烈，水客前來搶購奶粉者也絡繹於途，造就這類獨特行業。

繼而其他食物都出現假貨、劣貨，連醬油都是如此。過去內地許多食品的名牌貨，不僅在香港銷路下跌，在內地也多失去消費者的信心。內地居民都以搜購「舶來品」為時尚，而「舶來品」當以到港搜購最可靠。

這個矛盾原本可以通過協商和設立售貨區解決，但一方面政客們利用某些激進團體如「熱血公民」、「本土民主前線」等煽動對立，製造騷亂。另一方面，當局的對策遲遲未能落實，反動政客因而有機可乘，推波助瀾，激化矛盾。

誇大問題 挑動矛盾

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表示，香港是個商貿城市，不應該以趕客的粗暴態度對待。元朗區議會主席兼立法會議員梁志祥說，這次騷亂對元朗的商業活動造成很大影響，初步估計有三十多家店舖被迫停止營業，他對示威人士採取粗暴手法表示遺憾。工商總會元朗區分會主席黃達光認為，騷亂人士並不代表元朗大部分居民的意見。元朗區十八鄉鄉事委員會主席梁福元在電視節目上表示，水客湧至元朗購物，雖使當地部分地區受到滋擾，但也帶動區內經濟，區議會及政府已因應情況作出改善，居民也沒有太大反對聲音。

由此可見，造成這次騷亂、堵路襲警，是一場政治性的反中亂港、阻止內地和香港人民交往的鬧劇。

個人遊涉及兩地交流的重大政策，涉及商貿、就學、探親等活動，豈能貿然阻止？這種鬧事的行動，受害的首先是元朗居民。當日騷亂時，有許多店舖被迫落閘，有藥房稱失去九成生意。

內地遊客來港個人遊應該是利多於弊，利益明顯，有利於繁榮中小商業，特別是為旅遊業和零售業帶來勃勃生機。弊處當然是有些影響居民的交通往來和生活秩序，但這些情況是可以解決的，而且正在解決之中。

這個本來是兩地交流中出現的小矛盾，卻被反動政客誇大為政治問題，利用一般市民不明就裏，煽動兩地對立情緒，反對兩地融和。這種陰謀，必須揭露，必須提高警惕。我們呼籲居民認清利弊，不要為反中亂港分子添加柴火。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 (2015年3月5日)

不要再給領導人樹立「思想」、「理論」了

為什麼對中國的最高領導人，都要為他們樹立一個思想和理論呢？

毛澤東，為他確立一個「毛澤東思想」，這是名副其實的。毛澤東的確是一個理論家。他在解放前發表的理論，大部分還是有見地的，也是正確的。只有小部分值得商榷，如《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解放後他熱中於搞不斷革命，思想愈來愈左。天馬行空，缺乏實踐的檢驗，也缺乏科學的論證。他思想的局限，在於他只從古代帝王的統治術中鑽，缺乏現代的科學知識，所以有不少理論是錯誤的。但瑕不掩瑜，仍可算是一個理論家。

鄧小平呢，他是一個實踐者。他主張「摸着石頭過河」，多憑經驗辦事。他的歷年講話，雖然有頗多是從實際出發，但不能說都已經上升為一個有系統的理論。就像較為系統地說明《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1980年），也只是看到過去政治制度和領導方式的弊病，提出若干改革的意見而已。如果說有理論，也不過是「不管白貓黑貓，能捉到老鼠就是好貓」、「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幾條原則性意見而已。

由於已有「毛澤東思想」在前，避免重複，於是又稱之為「鄧小平理論」。其實「思想」和「理論」有何區別，誰也說不清楚。

「三個代表」老生常談

到了江澤民執掌大權，又叫什麼呢，總不能與毛、鄧並列而再叫江澤民思想或理論吧。於是發明了一個「三個代表」的說法。什麼是「三個代表」呢，就是「代表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些都是老生常談，共產黨不代表人民，不代表進步，不代表促進生產發展，那它還能算是一個革命的政黨嗎？這更不能說是什麼革命的新理論。

但是「思想」和「理論」都給先賢佔去了，為了給第三代的領導核心樹立獨特的形象，不得不搬出這一個「三個代表」來概括為新的思想或理論。

科學發展是常識

到了胡錦濤上台，又要搜索枯腸，搞出一個新名堂。不知由哪位「軍師」搬出一個「科學發展觀」來。

事物能夠發展，當然必須符合科學發展規律。正像汽油由燃燒膨脹成氣體，推動汽車發動機轉動，汽車才能前進一樣。這是科學發展觀嗎？這是常識，又算是什麼新思想和理論呢。

每一代的最高領導人，就是每一代的領導核心，就要想出一個名堂，來表示一個新時代的開始。既要異於前人，又要表現出有一定的特色，理論家們實在煞費苦心。

不必再立「四個全面」

到了習近平時代，又不敢破舊立新，只好沿着舊的一套。

最近據說《人民日報》已在造勢，連續論述習近平提出的「四個全面」口號。

什麼是「四個全面」呢，便是習近平去年底視察江蘇時提出的。他說，「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

這倒是切中時弊的。把當前建黨建國的任務明確指出，總的目標是建成小康社會。而當前急務在於深化改革，並建立法治社會，並對這個舉世無雙的龐大的黨改造成廉潔、為民的政黨。

但這只是一個號召，一個建國建黨方略，也不能說是一種思想和理論。要學前4位領袖，都要有一個新名堂，其實大可不必。習近平敢於肅清貪腐，敢於向傳統習慣勢力開戰，何不打破這種形式主義的稱呼，不必拘泥於思想、理論、代表、發展觀的權威，破舊立新，樹立新形象？

有麝自然香，領導全國達至「四個全面」，就是習大大名留千古的大業，不必再立一個什麼習近平思想吧。

本文發表於明報 (2015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