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谷開來殺人案疑點重重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妻子薄谷開來毒殺英國人海伍德一案，日前在安徽合肥開審，並且以快刀斬亂麻的手法審結。薄谷開來不但俯首認罪，並感謝司法審判公正，肯定並不上訴。

審判結果判薄谷開來死刑，緩刑兩年。殺人償命，判死符合中國人的道德觀。判死而不處死，緩刑肯定減刑，符合西方特別是英國反對死刑的刑法標準。犯人聲稱永不上訴，即此案從此了結，並不涉及他人，避免節外生枝。這是一個精心設計和各方妥協的結果。

因財殺人 不合邏輯

但是，此案留下重重疑點。特別是，薄谷開來犯下了毒殺外國人的大罪，其丈夫薄熙來知不知情？如果說全不知情，很難令人信服。薄熙來即使不是共謀，也有知情不報之嫌。況且，當時薄熙來的親信王立軍仍任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又知不知情？作為公安局局長，如此大案當有迹可尋，說全不知情，不是失職，就是有意隱瞞。

薄熙來和王立軍作為重要關係人，完全沒有被傳召作證，甚且證詞全不涉及這兩個人，這是完全說不過去的。把薄谷開來殺人案件與薄熙來以及王立軍完全切割，正是這一次審判採用快刀斬亂麻手法的主要目的。

有關方面說薄谷開來要毒殺海伍德，是一樁錢銀糾紛，並因此薄谷開來與海伍德產生矛盾，後者對薄子薄瓜瓜進行人身威脅。為此，薄谷開來才動了殺機，此說十分牽強。

所謂經濟糾紛，就是說薄谷開來與海伍德合作做「生意」，海伍德需索太多，所以薄谷開來才要毒殺他。然而，殺死一個外國人，此事肯定「手尾」長，很難一了百了，聰明如薄谷開來者，豈會貿然出此下策？至於薄瓜瓜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但薄瓜瓜人在外國，海伍德對他如何威脅法？殺了海伍德，這個威脅便能解除？這也是不合邏輯的事。

薄熙來案 慢慢處理

人們不免會問：薄谷開來與海伍德涉及的錢銀瓜葛，銀碼是多少？會是天文數字嗎？如果只是一千幾百萬元，相信她不會不計後果而下此毒手。如果是數以億元計，這筆錢是否是正當做生意所得，抑或是轉移到海外的不義之財？

法院對此並未深究，也未披露錢銀瓜葛詳情，便是此案的另一個大疑點。

曾蔭權時代的下半期，面臨國際上的美歐經濟衰退，香港的貧富懸殊激化，地產霸權突出，青年人就業渠道狹窄，通貨膨脹高踞不下，社會矛盾激化。加上外國勢力把香港作為圍堵中國的橋頭堡，明的暗的施展了不少陰謀詭計。凡此種種不利因素的匯合，政府行為舉步維艱，造成去年以來社會高度動盪不安。

其次，薄谷開來狠心要下此毒手，只是錢銀瓜葛，是討價還價不成的結果嗎？是不是海伍德還掌握了薄家的若干黑材料，而且是致命的黑材料，才導致這樁命案的發生？今天，判決暗指薄熙來完全不牽涉其中，更加令人存疑。

相信中央高層，對如何進一步處理薄熙來及王立軍的案件，仍未有統一意見。「十八大」召開在即，也不想薄、王案件干擾大會的主要議題。此所以薄谷開來的案件立審立判，不留手尾，薄熙來與王立軍的名字暫時會在人們的眼線之前消失。

薄熙來既然不是「十八大」代表，當然不會在「十八大」的選舉中出現，相信「十八大」中也不會大張旗鼓地為薄熙來作出一個甚麼決定。薄熙來的問題，恐怕還會排在王立軍案件之後，待「十八大」開完，在一片團結穩定聲中，才會慢慢加以處理。

吳康民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2012年8月30日）

李德成教授 你讀懂了嗎?

公開大學副教授李德成，8月22日在《蘋果日報》寫文章批評了我。他針對的是我8月18日在本報發表的「筆陣」文章。其中談及1954年解放軍炮轟金門事件，我指出「這個炮轟是為了牽制蔣介石，反對台獨」。李德成卻認為我是誣蔑蔣介石要台灣獨立，並說「你的良心何在？」還戴我一頂「台獨」帽子。

李德成根本不了解當年的這段歷史，也沒有讀懂我的文字，就胡亂發炮，這是作為一位「學者」的所為嗎？

為了把問題說清楚，這裏需要把炮轟金門一事再詳細一說。

蔣介石潰退台灣。在抗美援朝戰爭發生以後，美國人宣布以第七艦隊進據台灣海峽，為的是恐嚇北京不要解放台灣。而蔣介石在抗美援朝戰爭時，卻不念念不忘反攻大陸。

美國佬分析當年形勢，既不願解放軍解放台灣，也不希望蔣介石反攻大陸。他們的如意算盤是，台灣獨立。在朝鮮戰事結束以後，美國人要逼蔣介石棄守金馬，隔離台灣和大陸，以便掃除台灣獨立的障礙。毛澤東看穿美國人的陰謀詭計，也害怕蔣介石抵禦不了美國的壓力。炮轟金門，是幫助蔣介石死守金馬。如果蔣介石因為炮轟而撤退，那是十分沒有面子的。美國人也會因為袖手旁觀而受到親台中外勢力的責備。炮轟是為了拖住蔣介石留守金馬，實際上是幫了蔣介石的忙。所以毛才會說出「金門炮戰，意在擊美」的話。

這是明明白白的歷史事實，許多了解現代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可是李德成既參不透這個炮戰的玄機，也沒有讀懂我已經明白說出的文字。說我誣蔑蔣介石是台獨分子，這是十分荒謬的邏輯。蔣氏父子一生到死，都不是台獨分子。繼任的李登輝、陳水扁才是台獨分子。

李德成是副教授，我稱他為教授，是抬舉了他。但他弄不清楚歷史真相，也看不懂人家的說明文字，就胡亂地嘩哩嘩啦發議論，這樣的教授，不誤人子弟才怪。

本文發表於明報（2012年8月28日）

琉球歸屬未定 應求國際仲裁

上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德國法西斯政權宣布投降。為了減少在太平洋戰場上的犧牲，美國希望蘇聯轉過頭來，在亞洲一同打擊日本侵略者。於是，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七日至八月二日，同盟軍在柏林西部的波茨坦舉行了一次包括英國、美國、蘇聯的首腦會議。

會議達成協議，發表著名的《波茨坦公告》。當時蘇聯還沒有對日宣戰，不便簽字，反而由中國政府同意，形成美、英、中三國共同宣言，全稱是《中美英三國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

琉球交日 私相授受

《波茨坦公告》總共有十三條，其中明確指出：「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這就明確表示，日本非法佔領的朝鮮半島、台灣、琉球群島等等，都不屬於日本主權之內。

由於當年蘇聯是二戰戰勝德、意等歐洲法西斯國家的主力，在太平洋戰爭中，英美又有求於蘇聯，所以早在一九四五年二月四至十一日，美、英、蘇三國在蘇聯克里米 亞的雅爾塔舉行會議。會議是背着中國政府進行的，作出了損害中國主權而有利於蘇聯的決定。其中除決定將庫頁島南部及千島群島須交予蘇聯外，還決定：

一、外蒙古的現狀必須維持；

二、大連港須國際化，蘇聯在該港的優越權益須予保證，蘇聯之租用旅順港為海軍基地也須予恢復；

三、通往大連的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應設置一個蘇中合辦的公司共同經營。

當年，蔣介石主持的中華民國政府被這個秘密協定蒙在鼓裏，絲毫不知道本國的利益被出賣，真正是「弱國無外交」也。

然而，這個《波茨坦公告》還在，當年的中國政府也簽了字，日本需受其主權僅限於本州等四島的約束，原是中國藩屬的琉球群島以及中國領土的釣魚島肯定不屬日本。戰後美國託管的琉球群島，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由美國交給日本，屬私相授受，我們應該不予承認。

軍國主義 蠢蠢欲動

琉球群島上的原居民都不是日本人，島上遺留的古蹟顯示數百年來該群島與中國的密切關係。我曾旅遊該群島兩次，從首里城守禮門的匾額，到觀音堂、孔子廟、關公廟等等，都洋溢着中國文化和中國歷史古蹟的氣味。

況且，琉球群島的「土著」也並不是日本人或「類如」日本人。在日佔期間，特別在二戰期間的沖繩島血戰，日本軍人強迫琉球人打前鋒，戰敗時又強迫琉球人跳崖自殺。戰後的日本教科書又是公然歪曲歷史，說沖繩人是為了「殉國」而自願跳崖，在二00七年，便曾引起琉球十一萬多人的集會，對此表示抗議。

日本人大量向琉球移民是戰後的事，真正的原居民對日本人至今還是有抗拒情緒的。因此，琉球群島的歸屬地位在法律上仍未肯定。中國作為琉球幾百年來的宗主國應該發聲，要求國際組織或聯合國就琉球群島歸屬問題進行討論，並作出裁決。

日本國內的軍國主義者蠢蠢欲動，在釣魚島問題上興風作浪。我國應該化被動為主動，向國際提出琉球群島歸屬問題，以一挫日本右翼分子的氣燄。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2012年8月23日）

是釣島問題用硬的一手的時候了

日本繼逮捕和羞辱香港保釣人士登陸釣魚島之後，繼續向中國挑釁。150名右翼分子及國會議員，登陸釣魚島並舉行所謂「慰靈」活動，為軍國主義者招魂。是可忍孰不可忍！此事引起全國各地的群眾的反日示威。從北京、上海、成都以及廣州、深圳等十幾個大城市的群眾，怒不可遏，紛紛走上街頭，叫反日口號。有的激進者更推倒日製警車，以至日本料理食店，事件正有蔓延之勢。

反日示威，既是反對日本軍國主義者佔我領土、捕我保釣人員的義憤，同時也是對社會種種不滿的發泄。內地禁止群眾遊行示威，現在有了反日佔我領土、登陸釣魚島等挑釁行為這一大題目，於是星星之火，頗有燎原之勢。而當局迫於群眾示威活動帶有民族大義性質，又不敢過分鎮壓。但為了「十八大」召開在即，「維穩」是第一要義，對日仍然是息事寧人，限於口頭抗議。這種對內對外，進退兩難，在外交上不能採取毛澤東、鄧小平時代的硬軟兼施，有理有利有節的政策，對內又缺乏疏導群眾情緒，緩和社會矛盾的良策。此事可大可小，如處理不當，可能變成內政上為維穩而維不穩，外交上忍讓而會日本人得寸進尺的危機。

當今應該適當強硬

當今之策，應該對日適當強硬。可以派遣驅逐艦或漁政船到釣魚島海域游弋，宣示主權。諒日本也不敢用海上自衛艦與我駁火。如果擦槍走火，也不外如多年前與蘇聯在珍寶島上對峙一樣，決不會惹成大戰。美國人當然希望日本人鬧事，牽制中國，但真正要美國人介入，他們是不幹的。只有表現出不惜打一場局部戰爭的架勢，才能夠煞住小日本的囂張氣焰。

這其實是一個好時機，利用一致對外的聲勢，既可打擊美日聯合圍堵中國的陰謀，也可以教訓菲、越小丑跳樑在南海狐假虎威的小動作。

韓、俄都硬，中國如何

對內來說，這也是維穩一計。大敵當前，內部矛盾暫時可以放在一旁。上世紀抗日戰爭初起，國共兩黨歷史上這麼尖銳而不可調和的矛盾，都可以暫時擱下，形成抗日的統一戰線。

用戰備來團結各階層群眾，鍛煉軍隊，此其時矣。中國軍隊在抗美援朝之後，只在中越邊境自衛戰中小試牛刀，現在正是備戰、衛土，為人民的好時機。如果今天要動員志願軍保衛國土，相信立即有幾十萬青年人報名參軍。

日本目前與中國、韓國、俄羅斯都有領土爭端，韓國、俄羅斯的態度十分強硬，他們的總統都登上有爭議的島嶼宣示主權。他們硬，日本便軟，只能說要把爭端訴諸國際機構。釣魚島問題他們為什麼不說要訴諸國際機構呢，硬說從來就是日本領土呢，這就是中國軟弱的緣故。日本現在經濟不景，復蘇無期。當政的政黨屬於弱勢，內外交困。他們現在正是利用釣魚島問題來轉移日本人民對國內矛盾的視線。如果我們表示軟弱，正是中了他們的詭計。野田內閣岌岌可危，便想利用釣魚島問題來撐住它的弱勢。如果我們表示強硬，必定會加劇日本政壇內部矛盾。他們的亂，美日聯盟圍堵中國才會削弱。我們外交策略上的硬軟並用，必能擊破日本人的陰謀詭計。

本文發表於明報（2012年8月23日）

生活語絲：校長跪母痛哭

北京大學校長周其鳳，回家鄉為老母親九十歲大慶祝壽，因心情激動而長跪其膝前痛哭。這張「校長跪母」的照片由網絡傳播，本應引起許多人共鳴。不料卻有不少冷嘲熱諷的，以致北京《人民日報》在頭版發表短評，把「校長跪母」與「盡孝請早」、「多回家看 看」相提並論，強調百善孝為先，孝道未能守好，如何守好諸德？

我多次在本欄寫過紀念先母的文字。母親追隨先父奔走革命，顛沛流離，三十八歲早逝。我當年只有十歲，但深感先母窮病一生，如能健在，今天兒孫滿堂，雖非大富大貴，但總能讓她安享晚年。今年清明去羅湖掃墓，我長跪母親墳前，泣不成聲。今天寫作此文，仍然老淚縱橫，激動不已。

朱自清先生寫《背影》，從一個側面寫對父親思念之情，曾感動了許多老一輩的知識分子，譽為描述親情的不朽佳作。但也有不懂人情世故的北京教授，把此文批得一文不值。

北大校長跪母不起，痛哭失聲，認為因工作忙碌，未能伺候膝前，因而有感而泣，這是真情流露，有何可議之處？

《人民日報》的評論說得好：當今多的是孝心的淡漠，孝行的虧欠，留下了不少「子欲養而親不在」的遺恨。甚至有人提倡要設立「老人法」，以法律來約束敬老的義務。此說可謂「窮途末路」。孝順父母，天經地義，中國幾千年傳統，百德孝為先。「強扭的瓜不甜」，用法律來強迫盡孝，大概只能在物質供養上有所約束，精神上盡孝，則愈來愈遠矣。

我們老人到了這個年紀，物質要求很淡，粗茶淡飯已足，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慰藉。對兒孫在精神上的關懷，期望甚殷，所以我對兩歲的小孫子憐愛有加，便是他天真活潑，給我的安慰遠逾其他。不過我們當過教師的有一個好處，就是有眾多校友經常照顧探望，這些非親生兒女，也能略盡「孝道」，我心滿意足矣。

校長跪母，真情流露。我多麼希望，有一位母親，能讓我抱膝痛哭呀！

本文發表於文匯報（2012年8月22日）

香港的政治生態與“維穏”

我在本報發表了《我是香港人，更是中國人！》一文後，有一位不認識的朋友余福渭傳來了一封長長的電郵，和我討論這個身份認同的問題。他指出﹕“在香港愛國是受排斥的，愛國輿論是被非議的”。他又說，有的人也說自己是愛國的，但不是愛共產黨的中國，只是愛中國的壯麗河山，悠久的歷史文化云云。同時，他說“主流輿論是反共的”，“連明報這樣自稱公信第一的報紙都是明顯傾向民主派的”。

在這裏，需要探討香港的政治生態，並作一些分析，回應這位余先生的觀點。

第一， 香港人口的組成，有一半或者超過一半是在內地歷次政治運動中移民香港以及他們的下一代。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在內地的“鎮反”、“肅反”、“土改”、“工商業公私合營”等等政治運動中有一批人跑來香港，其中不少是江浙人士，即俗稱“上海人”。第二次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在“大躍進”產生“大饑荒”中逃港的難民潮。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中逃避迫害而跑來香港的。第四次是改革開放初期，內地放寬與港澳有關係的人出境而來港定居的。這幾次的移民潮，來的多數對內地的政治運動有所不滿。這些人及其後代，大部分對內地政權的若干措施，都採取保留甚至反對的態度。

第二， 香港的中產階級以及專業人士，不少是留學英美或者是受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影響較深，相信和崇尚西方的人權觀點和價值觀。

第三， 港英當局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期，特別是經歷過六七暴動的教訓，改變了過去的殖民統治高壓政策。並不再派來專管殖民地歧視子民的官員，而是任命外交部懂得與中國打交道的官員，麥理浩、尤德、衛奕信都是。他們懂得審時度勢，更多外交手腕。同時，採取較多的懷柔和福利措施，如大量興建公屋和居屋，使約一半居民受惠；並在綜援、老人生果金、醫療和社工照顧等方面做工夫。由於加上後來受惠於內地改革開放，港人就業和創業的大增，人們生活有所改善，社會趨於安定，緩和了階級矛盾。

回歸前後，香港問題不少

回歸前的十年，香港不少中產階級，由於對未經實踐考驗的“一國兩制”頗有懷疑，對解放後的祖國多次極左做法和政治運動並不認同。更害怕回歸後把內地的一套搬來香港，於是出現了一股移民潮。有數十萬的港人移民外國，也有一些高級公務員爭取“居英權”。一時人心並不穏定，並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出現搶購物資的金融危機，港英當局被迫訂立與美元挂鈎的聯系滙率。

回歸以後，又兩次碰到國際金融風暴，使香港經濟受到一定的衝擊，特區政府的執政能力受到質疑。第一任行政長官在第二任未完之前被迫下台，第二任也在連任後多次在執政能力上受到批評，民望下滑。

由於金融危機以及外圍經濟的影響，造成房地產業和股市的大起大落，加上內地“大款”來港搶購豪宅，大地產商在各行業中一支獨秀，不少在十數年內暴富。而一般中下層市民置業不易，青年人創業就業成家碰到若干困難，怨氣因而增加。加上向上流動的渠道受阻，部分人的不滿情緒演化成激進暴力，從街頭直至議會，從失業青年到大學廟堂，造成社會上的動盪不安。

往後，看到這個趨勢，英美勢力的干預港事趨向積極，一方面通過香港作為圍堵中國的橋頭堡，另一方面插手港事，牽制中國。

原港英情報部門頭子霍德（回歸前港英布政司）、副手顧爾德（原遠東經濟評論總編輯）近年積極在港活動，美國領事館官員公開月旦港事，連所謂區議會選舉種票事件也要指手劃腳。他們和他們的代理人在港的種種活動不可小覻。

香港政治生態的複雜性

由於這些歷史背景，造成香港政治生態的複雜性。我在香港回歸前的多次可以接触到中央領導人的場合，包括十二位港澳人士與鄧小平的小規模座談會上，都力陳不可低估香港政治生態的複雜性，也不可低估香港人的訴求。並認為在港英統治時期，港人認為自由和法治基本都有了，因此焦點將集中在爭取民主上，中央對此應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內地改革開放帶來生產力的大解放，人心興奮，形勢一片大好。加上社會上的貪腐現象並不突出，錢權勾結也没有今天的嚴重。所以中央領導對香港回歸的種種都十分樂觀。以至《基本法》對香港政制設計只管十年，這是產生政制設計方案爭議的因由。

美國積極圍堵中國，插手亞太事務，從印度、緬甸到東南亞，從南海以及日韓澳洲，形成一個包圍圈。當前美國動作多多，挑動各國反華情緒，更以軍事聯合演習相威脅。這種嚴峻形勢，中國東南邊沿的台灣和港澳的穏定，對中國有重要意義。馬英九當選連任，國台辦的祝福語是“台灣安定，人民幸福”，對香港的要求何曾不是如此﹗

北京對香港無所求，只是要求不要拖後腿，不要成為美英圍堵中國的戰略基地，如此而已。

因此，求穏定，也就是北京對港的方計。他們認為愛國愛港政治力量的發展，便是穏定香港的基礎。所以胡錦濤早前對曾蔭權的述職，首先肯定了兩個選舉（即區議會和選委會）的成績，就是這個道理。對於往後的特首選舉，也可作如是觀。我在去年4月11日在本欄所作的《誰能“維穏”，便是“真命天子”》一文，論點仍未過時，讀者可以覆按。

電郵﹕ hmng@puikiu.edu.hk

本文發表於明報（2012年8月18日）

毛澤東內政有過有罪 外交有功

新中國成立，毛澤東掌握了最高權力。他自小就崇尚「與天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於是以階級鬥爭為綱，進行鎮反、肅反、三反、五反等政治運動。並在文化上壓制知識分子的獨立思考，一開始便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紅樓夢研究」，進而擴大打擊面，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終於發動反右派運動，打擊一大批的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往後就是高舉「三面紅旗」，發動違反科學規律的大躍進，導致餓死數千萬人的慘劇。後來更發動「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浩劫，使新中國倒退了若干年。

毛澤東在建國後的經濟建設上，正如革命元老陳雲所說，不僅有過，而且有罪。如果不是1976年「中道崩殂」，又不知會把國家糟蹋成什麼樣子。

暫不收回港澳十分理性

但是，毛澤東內政不行，但外交上卻頗有分寸，並且有理、有利、有節，在此頗可一記。

第一，對港澳政策。大軍南下，解放廣州、深圳及海南島，但卻保留港澳這兩塊殖民地不動。沒有「宜將剩勇追窮寇」，懂得利用香港這塊殖民地作為對外窗口，加以 「長期利用」。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瘋狂的年代，紅衛兵的叫囂和香港新華社的胡來，也沒有派兵配合香港的「反英抗暴」。如果不是毛澤東的一言九鼎，光是周恩來的理性，是抵擋不了這股極左的洪流的。

第二，抗美援朝。北朝鮮的金日成，在蘇聯的默許下，發動南侵戰爭，引起美國聯同若干國家的反擊，戰火幾逼鴨綠江邊。毛澤東決定抗美援朝。在建國不久、百廢待興之際，卻堅定地阻嚇美帝國主義於國門之外。讓這個不可一世的美國自稱打了一場沒有勝利的戰爭。而毛澤東也是適時而止，打到「三八線」附近，便停下來，終於簽訂停戰協定。此舉使美國不敢再圖入侵新中國之想。

第三，炮轟金門。1954年解放軍連續多次炮轟金門。論者以為是有意解放金門，並且是解放台灣的先聲，事實上並非如此。當年美國人陰謀策動台灣獨立，並迫使蔣介石棄守金馬，有意在台灣另選代理人。這個炮轟是為了牽制蔣介石， 反對「台獨」。即如毛所說的： 「金門炮戰，意在擊美」。終於出現翌年中美之間展開外交談判。

擊退印蘇侵犯促進美日建交

第四，中印邊境戰爭。英國人統治印度之時，劃了一條所謂麥克馬洪線，佔領了大幅中國領土。1959 年達賴出逃印度，中印開始交惡，印度更進軍藏南，建立了據點。1962 年中國遂發動自衛反擊戰，收復麥克馬洪線以南的大幅原中國領土。給了印度教訓以後，又主動撤回麥克馬洪線中國一側，並未乘勝收復國土，又一次表現出中國的有理有利有節。

第五，珍寶島事件。往前，根據清朝與沙俄簽訂的不平等《中俄北京條約》，劃定烏蘇里江為邊界。而珍寶島位在界河之上，但在主 航道以南，應歸屬中國。過去中蘇友好，此爭議並不突出。1960年代開始，中蘇開始交惡，蘇聯不斷在邊境製造衝突。1969 年3 月中國決定在珍寶島發動反擊戰，以挫蘇聯霸權主義的銳氣。

第六，與美日建交。1971 年，毛澤東決定邀請在日本參賽的美國乒乓球隊訪華，成為著名的「小球轉動大球」的「乒乓外交」。終於促成尼克遜總統訪華以至美日先後與我國建交。

鄧小平繼承毛的外交政策

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上台，在外交政策上仍然繼續毛澤東的這個思路。早在1978年，他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時，說到台灣問題，便指出大陸與台灣社會制度不同，我們會照顧「這個特殊問題」，允許美、日在台灣的投資， 繼續「保持它的經濟利益」。後來更設計了一國兩制，在港澳地區實施，目的也是為台灣樹立一個樣板。

1979 年對越南進行自衛反擊戰，也是貫徹有理有利有節方針。在給了這個地區小霸王教訓以後，便迅速把軍隊撤回原地，並不進佔一寸土地。

在毛澤東、鄧小平的外交政策運用上，適度硬軟兼施，其靈活性和有理有利有節方針，很值得當前主持外交政策部門參考。

吳康民 hmng@puikiu.edu.hk

本文發表於明報（2012年8月18日）

為愛國學校辯誣 為國民教育辯誣

我在他報寫了一篇文章《國民教育問題，已被政客騎劫！》，居然受到各路反共人士在報章上圍攻，為近年所罕見。

我的論點很簡單，就是說政客們偷換概念，把一份國民教育參考教材中引起爭議的部分，作為反對整個國民教育的論據，於是高呼「洗腦」呀、毒害青少年兒童呀，登報反對之外，加以遊行抗議，還考慮在下學年開始時進行罷課。此舉無限誇大國民教育「洗腦」的嚴重性，其聳人聽聞之處，似乎比沙士病毒的傳染以及毒品進入校園的嚴重性要厲害百倍！

港英政府 嚴密監控

我自己現身說法，指自己身受國民黨大中小學教育十六年，背「三民主義」、「總理遺囑」不下千百次，到了大學一年級，還要上「黨義」課，但最後的人生道路，還不是走向國民黨的對立面！

我所主持的愛國學校，受港英當局監控近五十年。教材審查，頻密查學，甚至派遣特務在校內監視舉報，但都不能阻止學校師生心向祖國。

程翔誣衊愛國學校教出的學生「欠缺了獨立思考、明辨是非的能力」，因此，這些愛國學校出身的都成為「歷史的棄兒」。程翔如果不是閉着眼睛說瞎話，就是有意誣衊。

別的愛國學校不論，我所主持的培僑中學，人才輩出。就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身於培僑中學的校友，在社會上出人頭地的，比比皆是。在本港大專院校當過副校長、院長和教授的就有二十多位，包括香港大學前副校長程介明、崇基學院前院長傅元國，以及數學教授岑嘉評、文學教授黃耀堃等人；在商界嶄露頭角的更多，如金杯印刷集團主席及香港印刷商會會長楊金溪、金朝陽集團的傅金珠、偉成集團的黃梓欽等等。

上世紀六十年代，培僑的閩籍畢業生赴菲律賓謀生者眾，不數年間，大多事業有成，成為菲華社會佼佼者。多年來，我每應邀赴馬尼拉參加他們的校友聚會，他們都眾口同聲認為，在學校學習時，不僅學到知識，並且學到他校欠缺的演講能力和社交手腕，更重要的是學會做人，要守信用，具有商德，因而在商場吃得開。

有色眼鏡 歪曲事實

上述事實駁斥了程翔的誣衊。當然，他還可以找出個別培僑讀過書的敗類來現身說法。但事實勝於雄辯，成千上萬的培僑校友，將會站出來駁斥程翔的謊言。

江關生說，愛國學校因特區政府「政策傾斜」，才能「開枝散葉，擴大版圖」。是的，愛國學校在回歸後有若干發展，但與教會學校相比，仍是極少數。基督教、天主教學校有幾百家，愛國學校則只有十幾家，根本不成比例。此外，當局曾撥出大幅土地給英國的哈羅學校興建校園，江關生為甚麼不發一言？。

愛國學校如果沒有生命力，它是不能生存下去的。愛國學校大部分是私立受助學校，要靠自行招生；而愛國學校又大部分是中文中學，當前中文中學式微，如果不是靠學校校風的優良傳統，學科水平較高，課外活動又有特色，能收到足額的學生嗎？。

這些戴着有色眼鏡看愛國學校和國民教育的人，還是冷靜一點吧。不顧事實，歪曲事實，攻其一點，不及其餘，這不是好的辯論員所為。謊言的腿是短的，不了解情況，信口開河，反共反昏了頭，只能自食其果。

吳康民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2012年8月16日）

大學校園世俗化

中國的大學問題不少，值得注視。

過去大學有“去行政化”的呼聲。因為大學校園很像“衙門”，什麼都講級別。大學分副部級、正廳局級、副廳局級等級別。大學校長相當於副部長正副廳長。以至教授等也有相應的“官銜”。這種衙門化的作風，引起不少學者和知識分子的不滿。但是要清除掉，又有許多不便。比如没有一個明確的行政級別，便找不到相關的省市負責人，據說連廳局長都不願意會見没有行政級別的教授，使許多事情都很難辦。

“衙門化”不僅在於行政職稱，還在於學術研究資源要由行政部門分配。學校行政序列代替教授們的學術研究自由。

過去的大學更是外行領導內行，有不少並没有多少學術修養的黨官領導大學。現在算是慢慢改過來了，黨委書記大多有教授職稱或博士學位。

學術造假很普通

其次是學術造假。大學校園內的造假，已經很影響大學的聲譽。不僅僅是學位造假，許多碩士、博士學位都是一些權貴人物以假論文等等不正當手段獲得。學術論文“請槍”更是司空見慣。甚且要為假論文找尋“載體”，可以出版假的學術刊物。論文要刊出都有一個“版面費”的價錢。

至於在外國拿個假博士也不少見。美國有一些只有一個信箱的“假大學”，隨時都可頒你一個“博士”學位，只要交錢就行了。過去幾年，在香港公開頒授這類假博士的行當，屢見不鮮。

再次便是缺乏職業精神。在大學裏往往出現“教授走穴”這個詞兒。就是說教授為了賺外快，或到商場兼職，或擔任公司顧問，心有旁騖。甚且是教書主業“冷冷清清”，“定穴”的副業“熱火朝天”。這都是社會今天的“向錢看”嚴重侵蝕校園的結果。

也難怪，現在不少大學都在眩耀校友中出現了多少位大官，多少位富豪，把官商擺在學校成績的首位。對於學術成就，對不起，免談了。

找職業是官商優先

有些問題也很難怪大學，學府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它與社會是互動的。許多大學生考進大學，當然希望畢業後能找到一份好職業，排位當然第一是當官，第二是從商。至於學術研究，是少數書獃子的事。近年大學的商科、經濟系是大學生的優先選擇，為的也就是在畢業以後能找到一份好差事。

北大教授陳平原感慨地說﹕“我很傷心地發現，現在的不少年青人，比年長的還要保守，還要世故”。他們還批評老師說﹕“你太天真了”。現在，反而是不少七八十歲的老人，“很激動，很憤怒，很有反抗精神”。他說，“這是多麼畸形的社會現象，七八十歲的人扛起理想主義的旗幟，五六十歲的人還在堅持奮鬥，年輕人卻成天宣揚‘別太天真’，這個世界還有希望嗎？”

大學生應負起時代責任

過去有人批評大學像“象牙塔”。進了塔裏就兩耳不聞天下事了。可是過去的年代，民族苦難和階級壓迫喚起了廣大的年青大學生的良知，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反內戰反飢餓運動，都是大學生領軍，在中國現代史上激起紅色風暴，終於孕育了新中國。

當前為培育一個大學生，要花費多少工農大眾的血汗，你們難道不應負起時代的責任嗎？

本文發表於（2012年8月14日）

為甚麼要在奧運「打假波」？

中國羽毛球雙打女選手，因為在倫敦奧運會上涉嫌「打假波」，被賽會取消比賽資格。

穩取的一枚金牌又何必機關算盡，這還事小，醜事轟動國際事大。就是在當場打出極為難看的「假波」時，那在場的六千多名觀眾的噓聲，作為中國人，覺得這些噓聲 像掌嘴般地打在我們的臉上，真是情何以堪！連官方的新華社也不禁發出嘆息：「是得一塊金牌重要，還是維護中國形象、弘揚奧運精神重要？」

友誼比賽 無分彼此

中國在這一次倫敦奧運會上表現良好，成績卓越，金牌和獎牌數字一路列在榜首。一些年輕運動員都有超水準的演出。十六歲的女子游泳小將葉詩文，在運動會上屢破 紀錄，成績非常突出。但卻引起一些對中國不懷好意的人們，散布她是不是吃了「禁藥」的消息。但事實勝於讕言，部分西方媒體的不實之詞都為科學驗證和正義之 聲所擊退。國際奧委會和英國奧委會主席都嚴正表示，在這一屆的藥檢制度下，沒有可能有「漏網之魚」，訓斥禁藥猜測影響奧運威信。有正義感的西方輿論和公眾，是站在中國這一邊的。

不料在這種良好的勢頭和氣氛底下，卻來個中國羽毛球女將「打假波」的事件，這是多麼令國人遺憾甚至可恨的事情！

過去我國曾在體育競賽上提出所謂「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口號。意思就是說，體育競賽在於增強友誼，而不在乎輸贏。在這個口號下，當年也有在一些比賽項目 下，為了給某些友好國家的體育隊伍一些面子，有故意輸球的。我認為這在當年，也不足為法。體育競賽，應該是「友誼第一，比賽也第一」，比賽中的輸贏，同樣 可以增進友誼，為甚麼一輸了便變得失去友誼呢。

今天不談「友誼第一」了，但是不是應該說比賽中的體育精神第一。有了體育精神，也就贏得了友誼，何必分個第一和第二呢。

體壇高層 難辭其咎

今天這個羽毛球雙打的賽場上，演出了這麼的一齣醜劇，不但把體育精神喪盡，也把運動員和觀眾之間的友誼喪盡。正像新華社的評論所說的：「極不尊重觀眾，最終即使贏得金牌，也會廣遭詬病。」

人們也許會問，導演這齣「打假波」醜劇的是誰？是羽毛球參賽球員嗎？是總教練嗎？還是更高層的中國體育代表團的領導？

我相信，羽毛球女球員是不敢如此大膽妄為的。就是總教練，如果沒有高層默許，也是不敢作出這個指示的。看事後羽毛球女隊員哭喪着臉，滿臉委屈的樣子，總教練連聲在螢幕前向觀眾道歉，也許他們真有難言之隱。

中國體壇過去鬧出過不少醜聞，也處分過不少高層人物。中國的足球長期不振，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大國，在體壇上多次創出佳績，在上次北京奧運上取得金牌第一的體育強國，卻培養不出一隊像樣的足球隊，多年來已為國人所詬病。這一次，再在羽毛球雙打賽場上出醜，體壇高層實在難辭其咎。

中國體育成績是國家綜合實力的體現，也說明中國體育健兒湧現，是國民重視體育和國家投資體育活動的結果。

今天因一粒老鼠屎搞髒了一鍋粥，實在令人十分遺憾。希望有關方面和體育當局，認真檢討，還體育健兒一個公道。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龍門陣》（2012年8月9日）

國民教育問題已被政客騎劫!

國民教育問題正鬧得如火如荼，但這並不是什麼教育問題，也不是什麼學術爭論，而早已經給政客們騎劫，作為反對中央，反對一國、反對特區政府的重要武器。

全世界的國家都有國民教育。如果香港人承認自己是中國國民，當然應該接受國民教育。美國人、英國人、日本人最重視國民教育。他們對國旗、國歌、皇室以至歷史，都十分重視。到過該等國家就學或較久停留的遊客，都深刻地體會到這一點。但在香港，國民教育卻被形容是洪水猛獸，是洗腦行動。為什麼在香港，肯定國民教育就是一種罪行呢？

政客們會辯解說，他們反對的是偏頗的教材，有傾向性的指引。那麼，把這些教材擱置下來就是了，把一些被認為偏頗的指引刪掉就是了，為什麼要攻國民教育這個科目？為什麼要主攻主持編寫教材的國民教育中心？而聲勢之浩大，氣勢之洶洶，前所未有。比往前的教育學院風波有過而無不及。

中聯辦「生人勿近」

吳克儉局長去了一趟北京，就說是去對國民教育問題作請示報告。現在，就是中聯辦也去不得，走近中聯辦的大門，除了抗議示威外，是「生人勿近」的。這種對抗中央，對抗中聯辦，是在今年特首選舉之前未有的。

所以我一再表示，現在是香港的利益集團，聯同「港英餘孽」、泛民主派，對中央及駐港的中聯辦，以及傳統愛國左派進行總攻擊的時候，如果不義正詞嚴地站出來，如果中央以及其駐港的聯絡辦，不正視這種嚴峻的局面，不採取有效措施，恐怕將來的發展會更加嚴重。

利益集團等攻擊梁振英的班子，迫使麥齊光辭職之後，自以為初戰得勝，陸續製造事件，逼梁振英屈服或者下台。此計不成，現在便集中打「國民教育」這一仗，並動員學生、教師、家長齊齊出動。又是叫囂、又是刊登廣告、又是示威遊行。好像學校因「國民教育」而走向「世界末日」，學生因「國民教育」便是受強迫「吸毒」一樣。

我們都有獨立思考

「國民教育」哪有這麼大威力呢？我們老一輩的，大中小學都接受國民黨的教育。上課前要唸「總理遺囑」，到了大學，還要上「黨義」課。我在大學一年級講授「黨義」課的黃姓教員，據說還是紀錄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這樣的國民黨元老呢。如此這般接受了16年的「國民黨教育」，還不是思想上走到了國民黨的對立面！

「港英餘孽」所嚮往的港英統治時期，對我們傳統愛國學校的教材檢查特嚴。每一本語文和歷史課本，都要送教育司署審查，得到密密麻麻的「眉批」。這一段有「政治性」，那一段「不准教」。「鴉片戰爭」要說成是「貿易戰爭」，「五四運動」以後的現代史不准教。諸如此類的限制，頻密的突擊查學，能妨礙愛國師生求取真理的願望嗎？

說國民教育便是洗腦，惹起如此巨大的風波，也未免太小覷我們香港的教師和學生了。他們難道沒有獨立思考嗎？一份教材，便能使他們中毒，腦子便被洗得一乾兩淨，這不是把我們香港的老師學生看得太愚蠢了嗎？人類是一代勝過一代，我們那一代都不是太蠢，現代的青少年兒童這麼容易受騙嗎？真理就是真理，假的不能說成真的，叫囂「國民教育」就是洗腦的，是對我們新一代的侮辱。

國民教育教材有偏頗，改了就是了。一些指引式的材料，誰認為不對，就把它廢掉算了。今天特區政府的教育當局，肯定不會像港英時代對付愛國學校那樣監視得嚴密，並用莫須有的罪名把人家的校長遞解出境或關在集中營中。你不滿意教材，便把它擱在一旁，你說你的，沒有人能禁止，更不可能把你遞解去英國或送進集中營。

政客醉翁之意不在酒

政客們醉翁之意不在酒。打起反對「國民教育」的旗號，目的在使特區政府難堪，並為9月的立法會選舉的泛民陣營造勢。用這個名堂，騎劫全港的家長、教師和學生，這個詭計太毒了。正直的人們，正直的師生和家長們，你們要警惕啊！


本文發表於明報（2012年7月28日）

我們在香港有話語權嗎？

話語權就是說話權、發言權、輿論影響力。本來，國家話語權的大小應與國家的實力密切關連，可惜，中國的實力是世界第二，但話語權卻與此不大相稱。別說在國際，就是在香港，代表國家的話語權很弱，輿論影響不在國家的這一方。

中國話語權不濟，到底是甚麼原因呢？是國家不肯花錢嗎？不是，中國把國家廣告都賣到紐約時代廣場的大屏幕上，試想中國辦了多少英文報紙？又進行了多少外語廣播？但是話語權與中國崛起、中國模式、中國奇迹並不構成正比例，相反，許多反華的話語卻很有市場。

話語權應該通過不同的文化形式加以表達，不僅僅是一個個宣言和聲明。比如說，電影是一種文化表達的形式，它會潛移默化地把一國的話語通過藝術形式傳播出去。美國電影雄霸世界，便把美國模式、美國生活方式向全世界傳播，這就是美國話語權的一種重要形式。美國電影產量只佔全世界的百分之六，但以放映時間計，卻佔了全世界觀影總時間百分之八十。

又例如美國以及西方的通訊社霸佔了全世界訊息發布的絕大部分，它們雖然訊息豐富靈通，但不少是有傾向性的，影響了國際輿論。

缺乏雅量 削弱影響

對政治主張的闡發權，是話語權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這種闡發，是生動、說理、舉例豐富，還是生硬、教條、老一套，效果便大不一樣，只有具感染力、滲透力、說服力的話語，才能增強話語權。

毛澤東在七十年前反對「黨八股」，指摘「空話連篇，言之無物」、「裝腔作勢，藉以嚇人」、「言語無味，像個癟三」等等，今天消除了嗎？有些黨報、官報，之所以沒有人喜歡看，只靠機關訂閱，不是很能說明問題嗎？

我們的話語權之所以不能擴張，又與我們的清規戒律太多、禁區處處有關。

抗戰時期，中共的《新華日報》罵《大公報》對國民黨是「小罵大幫忙」。但是，國民黨政權能容許「小罵大幫忙」，而共產黨為甚麼沒有這個雅量呢？解放以後，毛澤東一闊臉就變，對梁漱溟的一些批評就加以壓制。梁漱溟回應說，希望主席有這個納言的雅量，不要拒諫飾非，毛答稱就是沒有這個雅量。

正是我們在這些宣傳工作上的生硬教條，缺乏雅量，削弱了我們在國際上話語權的影響力。

香港的情況也是如此。這裏有國家的通訊社、報紙和若干刊物，然而，香港輿論的話語權不在愛國陣營手裏。比如最近利益集團、「港英餘孽」、泛民反對派聯合對梁振英的新領導班子進攻，又如反對派利用國民教育教材問題發難。

這一次，由傳媒牽頭，渲染成好像是「荼毒青少年」的「世界末日」一樣，這是個甚麼樣的話語氣氛？親中輿論連話語中的解釋權、申訴權都沒有，真正是一場「大石砸死蟹」的話語戰爭。

兼收並蓄 建立公信

話語權的表達應因地而異，因時制宜，不能一部通書讀到老。香港與國際不一樣，與內地更不一樣，闡述國家政策，不能一味正面宣傳，對一些負面的新聞，應加報道並加以分析，是其是、非其非，不能只報喜不報憂，香港人是不吃這一套的。只有建立了公信力，話語權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內地的官報都說過：打造中國話語體系，必須具有海納百川、兼收並蓄的胸襟和氣度。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2012年8月2日）

論香港傳統愛國左派的 「一左兩窄」

《信報》陳景祥先生在網上著文，稱我對「土共一詞反應激烈，暴跳如雷」。其實他是避重就輕。我在本報著文駁林行止，不是專為「土共」一詞展開論戰，而是他把破壞「一國兩制」的罪名加在傳統左派身上。現在陳景祥護主心切，轉移主題，認為我只是「聞土共而大怒」。大家可以對我在本報發表的批評《信報》的文字加以覆按，這種論爭，是否只因一個名詞而起？

「土共」當然是個貶詞，就是有「老土」、「土頭土腦」的意思。但現在不是爭論這個詞兒，如果說是傳統愛國左派的簡稱，也就罷了，不再糾纏。說我「暴跳如雷」，是因為把破壞「一國兩制」的罪名加在傳統左派身上，反而不是「港英餘孽」和叫囂香港已變成中國的「殖民地」的反共分子，這公道嗎？

愛國左派不是天生「一左兩窄」

說到在內地改革開放以前，香港的傳統左派，「一左兩窄」，也是不公道的。香港傳統愛國左派，不是天生「一左兩窄」的。傳統愛國左派出身基層，知道民間疾苦，了解香港社會情况。當然身受港英在上世紀70年代以前的殘酷殖民壓迫，在「有壓迫就有反抗」的真理下，於是對殖民統治醞釀着抗爭。而群眾運動往往在開頭的時候，總有過火的時刻。但傳統左派也深知毛澤東和周恩來對當年香港作為殖民地的政策卻是「長期利用，以待時機」。特別是周恩來在多次會見香港人士時諄諄教導，說對香港的殖民統治要忍耐，不能心急。在西方圍堵新中國的時候，香港這個窗口，十分重要。香港的傳統左派，其實是早就接受這個觀點的。

但是上世紀50年代後期，毛澤東高舉「三面紅旗 」，發動「大躍進」，把「左」的路線第一次發展到高峯。而在廣東當中南局書記的陶鑄，緊緊追隨，並要在港澳大展拳腳，派了梁威林前來擔任香港新華社社長。梁比陶鑄更左，下車伊始，便要求在香港要使革命力量遍地開花，到處插紅旗，更批評當地愛國傳統左派太右了、太保守了，因而掀起一場左傾浪潮。

毛澤東、陶鑄、梁威林影響香港過 「左」

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左 」的一套，更席捲全國，難免影響香港的基層群眾。但如果領導人頭腦清醒，深刻了解中央早年對港澳的正確路線：「長期埋伏，隱蔽精幹，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就不會煽起一陣陣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左」的做法。不料，上面「左」，下面更「左」，在「人造花廠事件」的火頭燃點起來後，終於以「左」的瞎指揮形成一場至今令人痛心的「六七暴動」。

「六七暴動」的根子在領導。基層群眾雖然在不滿港英的殖民統治和內地「文革」風潮的雙重影響下，自然容易接受了這種「左」的思潮，並在行動上做出違反群眾利益的破壞社會秩序和傷害群眾利益的種種暴力行為。

就我所知，當年愛國工會和學校以及中資機構的若干領導人，都對擴大對港英的鬥爭策略表示懷疑，並對罷工、罷課、罷巿等表示不同意見。因為這種單方面的行動，除罷工由於工會對公共交通如巴士、電車等從業人員影響較大，有一定癱瘓社會的作用之外，罷課只能罷了極少數學生，罷市損害國家主副食品出口利益。他們於是紛紛把這些意見反映到領導層，但新華社領導一意孤行。我認為這些領導人除了思想上接受了「左」的一套外，也是為了自保。如果不這樣幹，他們害怕被調回內地批鬥。

我當年對 「左」 有若干批判

我當時只是一校之長，並無一言九鼎的能量。但我盡了能力在我所管理的學校做了3件事：第一，新華社要求學校罷課3天，我認為罷課無濟於事，只以罷課一天應付過去。第二，有人認為愛國學校應退出會考，以示抗議，我不同意，只同意學生可以自由不參加會考。第三，我下令不准在學校實驗室製造所謂「真假炸彈」。

當然，我也仍然受到「左」的思潮影響，不免發表過一些「左」的言論。但我畢竟植根於香港，了解港情，覺得自從內地「大躍進」以來，在港的許多做法完全脫離實際，心裏滿有疑惑。由於自己的思想局限，自然是隨波逐流。但我當年卻是被某些領導人認為是十分右傾的。

我在2001年7月曾在本報寫過一篇〈反英抗暴剖白〉 （已收入2005年出版的《吳康民論時政》，天地圖書）。當年此文仍然言猶未盡，今天在此再行補充，有如上述。

香港的 「左」，根子在外派領導

說到傳統左派在香港的「一左兩窄」，其實根子在內地外派的領導，而不在當地的傳統左派。這個「致命傷」不是土生土長的，相反，可以說傳統左派還是有若干抵制的。

所以，許家屯來港就任新華社社長，下車伊始，又是嘩哩嘩啦地發議論，說香港的傳統左派「一左兩窄」，其調子和陳景祥一模一樣。但他知不知道這個「一左兩窄」的來源是什麼嗎？他自己卻又從批極左到了行極右，只注重上層資本家，忽視了基層群眾。他在港幾年的工作，也實在不可恭維。

至於在六七暴動中的受難群眾以及他們的家屬，至今處於社會底層，並未如林行止所說的，回歸後得到「分田分地」的好處，我們深表同情。有的人因為受過港英當局的判刑至今留有案底，在若干方面頗有不便。此事我雖詢問有關人士，據稱屬於法庭即司法的範圍，特區政府也不易處理。

要提倡包容 而不是大批判

「一左兩窄」的現象，應該說目前在愛國傳統左派隊伍中仍然存在。這有一定的歷史淵源，值得愛國傳統左派檢討。但社會上的成見也頗難打破。加上對內地的施政和缺點，香港的輿論和話語權，都不在傳統愛國左派手上。而傳媒輿論都集中批評內地的貪腐現象、忽視人權以及專權等不民主現象，而對經濟建設和科技發展的成就和人民生活改善方面多視而不見。這種偏見，與傳統愛國左派相左。正像最近關於國民教育教材的爭論便是如此。一個李旺陽的案件可以抵消太空船上天和潛水器入海的巨大科技成就有餘，如何不令人慨嘆！

陳景祥責怪「港共」對「異見人士」「睇不順眼」，你們這些「異見人士」又何曾對傳統左派看得順眼？人分左中右，左中右的也有不同見解，要人心完全統一是不可能的。但提倡包容應該是輿論的重要責任。可惜香港的輿論媒體大多對內地有太多偏見，對香港的傳統愛國左派也有太多偏見。不包容而誇大分歧，攻其一點而不及其餘，徒增社會戾氣。現在香港可說已進入了「鬥爭為綱」的時期，留港愛港的人，只能徒呼荷荷！

本文發表於明報（2012年7月21日）

誰在破壞香港的「一國兩制」？ ——駁《信報》林行止的謬論

《明報》最近和《信報》打官司。《信報》指《明報》在梁振英住宅僭建問題上，對梁作「溫馨提示」（即「通水」的意思），令他能即時清拆僭建物。《明報》認為報道失實，要求撤回和道歉，《信報》拒絕。現在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我們不便評論。

《信報》原本是一張頗有影響力的「財經新聞」。不知怎地，近年來增添不少小報式的「政治新聞」，專門指名道姓攻擊所謂「愛國左派」人士，貶之為「土共」。在去年開始的特首選舉之中，該報十分挺唐，於是對挺梁人士，不惜口誅筆伐，進行人身攻擊。我被他們封為挺梁人物（事實我完全中立），並指為土共頭目，連續著文加以人身攻擊，並對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和香港工會聯合會一併罵個狗血淋頭。我因不甘受辱，在本報發表〈《信報》已淪為反共報紙！〉一文作答。承該報高層陳慶祥先生邀晤，表示歉意，但該報政情版編輯部依然故我，仍然指名道姓攻擊如故。看來，要就是陳慶祥先生駕馭不了編輯部，要就是後台老闆在背後發功，高層人士也無可奈何。但是一張有影響力的財經新聞，淪為上世紀30年代上海灘頭的揭人陰私的小報，實在令人嘆息。

林行止的評論令人驚訝

不料連該報的主筆林行止也是如此。他在7月3日的一篇題為〈一國兩制下的解放軍、警隊與土共〉的評論中，又毫無根據地攻擊所謂「土共」。他寫道：「因回歸而有『大翻身』想法的『土共』，注重階級利益的習性難改，在愛國愛港的幌子下，香港『土共』成了新貴。他們難免有『分田分土』之思，這種封建劣根性……所以視爭取、維護新貴階級利益為理所當然的事，以這種任事態度，便形成只許『自己人』作主……」他的結論是，「土共」便是破壞香港「一國兩制」的罪魁禍首。

這個罪名大矣哉！總之，香港有了愛國左派，「一國兩制」便不能落實。「土共」不除，香港永無寧日。是不是要如港英當局早年的鐵腕統治那樣，把這些「土共」通通遞解出境？

就是當年的港英統治者，也無法完全做到。今天的愛國力量，數十倍於當年之數。如果他們真正要在香港「分田分地」，恐怕林行止連「立錐之地」也沒有！這些被林行止謚為新貴的「土共」，究竟佔據了多少特區政府的要津，究竟有多少在回歸以後升官發財？廣大的「土共」，如今還是寄存在他所指摘的「教聯會」和「工聯會」麾下。他們都是社會的基層，都是生活一般甚至清苦的平民老百姓，哪有像林行止那樣住豪宅、駕名車，閒來周遊世界度假那樣逍遙快活呢。

港英餘孽 破壞一國兩制

破壞「一個兩制」的人是有的，那就是一些「港英餘孽」。他們在中英談判香港問題時，就極力支持英國人開頭主張的「主權換治權」的建議。到了英國人的陰謀不能得逞，被迫退讓而簽訂中英協議之後，這些人還是賊心不死，在回歸後仍然或是流露、或是鼓吹這些觀點。諸如高唱「香港已變成中國的殖民地」之類。他們的目的便是要使香港變成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這才是地地道道的破壞「一國兩制」。

回歸15年，「一國兩制」的實踐基本上是成功的。香港的核心價值，如法治、自由和民主並沒有變，也沒有後退。有的人抓住一兩個個例便高叫自由倒退了，法治受衝擊，民主沒有進展，這些都是別有用心的。正像外國雜誌在回歸之前便高叫「香港已死」，後來還不是承認錯誤了嗎？

林行止的最新謬論，是不敢公然指摘中央破壞「一國兩制」，而是把破壞「一國兩制」的罪名歸咎於香港的愛國左派。他還假惺惺地以讚揚解放軍駐港部隊堅守「一國兩制」秋毫無犯作幌子，來說明解放軍是中央指揮的，所以他們堅持「一國兩制」。而香港「土共」是無法無天的，「分田分地」的劣根性難改，因而是破壞香港「一國兩制」的罪魁禍首。這種言論，與去年以來特首競逐中《信報》抹黑「土共」，抹黑梁振英，是一脈相承的。在香港搞分化，一而再、再而三地攻擊愛國左派，其心可誅！

本文發表於明報（2012年7月7日）

「話語權」爭奪戰方興未艾 ——回歸15周年的政治生態

香港回歸已經15周年，但最近的政治生態卻有重大變化，特別是在新的行政長官產生前後。

前兩位的行政長官，都是香港建制派能接受的。第一任的董建華，為人老實厚道，本身又是一位出色的企業家，基本上，中央和本港，政治勢力的左中右，都不持異議。可惜他的施政，眼高手低，加上和第二把手以及原公務員系統未能磨合，終於被迫半途下台。第二位曾蔭權，因時附會，為中央大膽起用。由於他出身公務員系統，有數十年工作經驗，開頭還能戰戰兢兢，「做好呢份工」，但後來暴露他的才能有限，臨近卸任，又出現一些官商勾結、收受利益的醜聞，受到傳媒和泛民主派的大力抨擊。

但是，在這一屆行政長官選舉前後，政治生態更暴露前所未有的重大變化。梁振英的出而競選以至當選，造成建制派的分裂。而選舉過後，從中央到本港，雖然高唱「大和解」，而實際上，只是表面上吃幾頓飯，進行雙邊座談，骨子裏仍然是敵對情緒甚濃。甚至可以說，反梁營的勢力，已經和泛民主派建立了統一戰線。

特首選舉中的力量對弈

特首選舉的初中期，大家都比較看好唐英年，原因之一，是聽說中央欽點和培養他多年，在北京又有相當重要的人脈關係。其次他是香港重要利益集團支持的，加上他在特區政府的多年工作經驗，其優勢相當明顯。

但是梁振英卻逆勢而上，知難而進，而且屢傳他被有關方面勸退。所以我曾在本報寫過文章，承認「春江水暖鴨先知」，並說，梁「如果這一屆他得不到中央的祝福，並不是他不愛國愛港，也不是他的管治能力受到質疑，恐怕關鍵在於對手受到的祝福由來已久，很難改變」。

想不到形勢急變，原因是唐英年自毁長城。他敗選的要害不在於他的「感情缺失」，也不在於他的豪宅的「僭建風波」，而在於他重用一些反共反中央的智囊、反共親泛民的公關顧問。這些人給他出了一些餿主意，比如決定違反行政會議保密原則，公開梁振英的所謂兩個「建議」。即使梁真的有這兩個建議（即如反23條示威過分可出動防暴隊，以及對商業電台的某些反共言論應以縮短續牌期以觀後效），他也是維護中央的利益，怎能以此來嘩眾取寵而指摘對方？

又如說寧選「有原則」的何俊仁，不選同是愛國陣營的梁振英，這些沒有原則的說話，中央都看在眼裏，「教我如何再信他？」

中央轉軚 利益集團發難

中央因此「轉軚」。到了今年3月「兩會」期間，利益集團的各路人馬，都在北京收到信息，知道大勢已去。於是主張投白票，促進流選，以搞亂大局。這便明顯地與中央對着幹。這是回歸以來，第一次有香港的利益集團明目張膽地與中央爭奪「話語權」。

到了特首選舉已有結果，梁振英確定登場，他們卻在香港掀起一場「反對西環治港」的風波。傳媒言論，示威遊行，如火如荼。以泛民主派為急先鋒，利益集團在幕後鼓動，至今餘音未了。

說「西環治港」，就是認為梁振英只代表西環，不代表港人，只圖北京利益，漠視香港利益，矛頭直指中央。

另一股力量便是1980年代中英談判香港問題時，力主「主權換治權」的既得利益者的「高等華人」。在英國人看到大勢已去，不再堅持保留治權，終於達成中英協議，他們卻一直並不甘心，直至回歸以後仍然或明或暗堅持這個觀點。實際上，便是要把香港變成「獨立的政治實體」。早在2003年23條立法時已充分暴露。現在，在爭取選舉特首的話語權之中，更變本加厲，這些人就是力主投白票爭取流選的人。

這些「港英餘孽」，背後有強大的利益集團，前鋒有泛民主派當走卒，三股力量結成統一戰線，在新特首上任之前，小動作不斷。除了集中攻擊「西環治港」之外，又突然提倡改變港幣的聯繫匯率，拖延表決新一屆政府的改革方案。總之，為新一屆的政府就任製造種種障礙。

三股勢力 聯合進攻

利益集團認為梁振英是改革派，害怕他一改革，就會削弱他們的既得利益，損害他們的壟斷地位。所以盡量為梁營製造麻煩，目的便是逼他向利益集團屈服，繼續當他們的忠僕。

「港英餘孽」呢，他們是在港英統治時期起家的，是風光一時的「高等華人」。再加上他們也許有若干辮子被抓在英國人的手裏，不得不聽英國人的指揮。

美國人正在千方百計組織圍堵中國的大戰略，香港是一個主要的橋頭堡。他們不會是在香港老老實實做生意，他們有更「遠大」的政治目的，和香港利益集團以及「港英餘孽」也有共同利益。幾股力量，現在「統一起來」了。最近炒熱的梁振英住宅僭建事件，正是他們的新攻勢之一。事件正在發酵，決不可等閒視之。

本文發表於明報（2012年6月28日）

無償勞動

近年深感年邁，精力不濟，每擬修心養性，頤養天年。無奈時局多變，不免思潮澎湃，因而發而為文，月旦時事。不料社會上反應強烈，褒貶不一，並因此引來傳媒朋友關注，紛紛要求探訪。老實說，的確有點不勝其煩，但盛情難卻，亦知道傳媒朋友獵取新聞的苦處。答應此家而拒絕他家又害怕順得哥情失嫂意。有時頗為勞累，每欲推卻而心有不忍，真正進退兩難也。

有的人力求上位，力爭曝光率，更是力求言論、行動出位，以吸引傳媒注意。上鏡上報自然有利於增加知名度。如有選舉，更可增加選票，自然樂於接受訪問，更主動爭取訪問，或製造新聞，此項行徑，比比皆是。

但我無慾無求，如此年齡，更無上位可能，絕無名利之需。雖然以文會友，提出某些觀點，引起熱議，也有點心滿意足，但這只是精神安慰，也只是霎時光輝而已。

猶憶應邀赴京與溫家寶總理會見之後回港，立即引起全港傳媒的重視。不僅電話交加，訪問頻頻，而且夜登家門，直闖客廳。有的傳媒朋友，直如對我審問，尋根問柢，總認為我保留若干機密，非旁敲側擊，出其不意，以便抖出真情。這一次，使我有如一名「罪犯」，在法庭上面對律師或法官的盤問一樣。

有時周末周日，應是休息之時，我經常躲在辦公室看書寫稿。如有某些新聞發生，記者朋友每每電話一到，不問就裏，就說連人帶同電視器材，已在門前侍候，根本不讓你有選擇餘地。

我常常向友儕笑說，外國名人接受訪問，許多是有償的。地位愈高，償金愈大，比如美國退位總統，接受訪問的有償款項頗為驚人。當然我絕未達到這個級數，也不在乎這點報酬。但我仍要說一句：這種訪問，實在是要我付出「無償勞動」。

最近，我的一本政論集在北京出版，出版社要我到北京舉行發布會，而「人民網」、「大佳網」、「新京報」等乘機探訪，兩場座談又相繼進行，4天逗留，累得要命，這更可算是「重勞動」了。

本文發表於明報（2012年6月25日）

評價毛澤東「文藝講話」 要與時俱進

北京最近忽然十分高調地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0年。

6月23日的座談會由國家主席、總書記胡錦濤作重要講話，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再作長篇發言，《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其氣勢之大值得重視。

記憶之中，多年來並沒有強調毛澤東的這一個講話，為什麼今年的積極性是如此之高，而且對《講話》更是全面肯定。雖說是70周年，但今天有什麼氣候，要強調重視貫徹這《講話》的精神？

毛澤東70年前的這篇講話，強調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強調文藝創作的階級性。當年是延安的整風時期，毛澤東要打掉王明等等從蘇聯搬來的教條主義，作了《整頓黨的作風》、《改造我們的學習》、《反對黨八股》等講話，有針對性的提出一些問題，確有振聾發聵之效，但是細讀《講話》，他對文藝的看法，卻有一定的片面性。我不是文藝批評家，對文藝實在十分外行，在此不揣冒昧，略抒己見，以就正於方家。

忽視文藝創作的個性和特性

毛澤東在《講話》中強調文藝創作的黨性、階級性，作為共產黨人，有此論點未可厚非。加上他認為文藝創作當年都為小資產階級分子所「壟斷」，沒有真正為工農寫作的作家。因此他對所謂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作家多所鞭撻，認為要把他們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才成。

這裏有一個關鍵問題，是《講話》強調了文藝的黨性和階級性，而忽視了文藝創作的特性和個性。文藝既有集體創作，也更多的是個人創作。因此，文藝創作中明顯有許多個性的東西。不然，那就只能成為口號、標語以至宣言之類的文學，缺乏了個性的魅力了。

比如說，冰心的《寄小讀者》，詩一般的語言，為小朋友唱讚歌，如何在其中找尋階級性？朱自清的《背影》，膾炙人口，感動了幾代人。有人批判它是小資產階級情調，但它反映的是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一個小知識分子的思想感情，激起人們對落後的舊中國的激憤，這難道沒有積極意義嗎？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許多青少年參加革命，參加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他們不少人正是看了魯迅的雜文、茅盾和巴金的小說等等，激發起反帝反封建的熱情才參加的。他們當年並不真正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而是進步文藝的影響形成思想上的轉變。

千篇一律千人一面決無感染力

文藝如果千篇一律、千人一面，決不會有感染力和影響力。文藝是個人創作，個性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如果一切文藝創作都要讓文化水平較低的工農兵都看懂，那只能是創作更多的通俗文學，也就沒有百花齊放了。

畢加索的名畫，包括許多西方抽象派的名畫，許多人看得懂嗎？就是現代中國的一些名作家的小說，連我這個知識分子都看不懂，但有人看不懂卻不能抹殺它的存在價值和創作自由。

我認為，由於《講話》的若干片面性，才導致解放以後不久，連續對文藝作品的大批判，從批判電影《武訓傳》開始，到批判《紅樓夢》的研究，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一路上綱上線，成為規模龐大的「清除胡風反革命分子」的政治運動。到了後來，反右派運動，對文藝界和廣大知識分子的打擊，一浪高一浪，終於造成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浩劫。

毛澤東在《講話》的開頭曾說：「革命的文學藝術運動，在10年內戰時期，有了大的發展。」10年內戰，便是1927至1937年，那正是國民黨反共製造了白色恐怖，殘殺共產黨人和左派人士的時代。正是魯迅詩句：「萬家墨面沒蒿萊」、「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的時代。當年許多革命知識分子，仍能在白色恐怖之中，使革命文學藝術，「有了較大發展」，何以在新中國建立以後，卻出現一個「萬馬齊瘖」的局面？這事值得深思。

鄧小平和胡耀邦的開明講話

毛澤東的文藝講話，在當年也許有推動文藝界和知識分子向工農兵學習、為工農兵服務的積極作用，但對於文藝創作的特點仍缺乏全面分析。至於後來的對文藝界的許多上綱上線、動輒作政治批判的事例，卻一再扼殺了文藝界的健康發展，更不利於「雙百」方針的執行。這種寒蟬效應，仍然有待總結。

倒是鄧小平在1979年10月30日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既肯定了「五四運動以後半個多世紀以來，文藝工作者排除一切阻力，一次又一次地寫下了我國歷史上光輝燦爛的篇章」，也指出「文藝要通過有血有肉，生動感人的藝術形象，真實地反映豐富的社會生活，反映人們在各種社會關係中的本質，表現時代前進的要求和歷史發展的趨勢」。

他還強調：「要根據文學藝術的特徵和發展規律」，「解放思想，打破林彪、『四人幫』設置的精神枷鎖」。他還明確指出：「文藝批評領域的行政命令必須廢止，如果把這類東西看作是加強黨的領導，其結果，只能走向事情的反面。」

鄧小平的開明的講話，極大地鼓舞了文藝戰線上的人們，認為是文藝界的春天即將到來。

鄧小平的話一語定調。總書記胡耀邦加以補充，他說一要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二是堅持「三不主義」，即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

文藝政策應與時俱進

鄧小平、胡耀邦的講話似乎迎來了文藝界的春天，但道路是曲折的。後來又有了「反對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不是運動的運動。今天，又迎來了紀念毛澤東講話的70周年，對《講話》的全盤肯定，認為這是「必須遵循的正確方向和道路」。那麼，「與時俱進」，似乎就不必要了。

毛澤東對文藝的講話有當年的歷史背景，有在當年革命根據地指導文藝運動的實際需要，但時代前進了70年，今天來檢視這一個《講話》，是不是句句都是真理呢？

本文發表於明報（2012年6月15日）

公檢法應相互制衡而非統一領導

中國的黨政領導體制，缺乏制衡。各級黨委第一把手，集大權於一身。往往不少事情，是個人說了算。好處是很有效率，沒有扯皮，沒有「拉布」。但如果頭兒的判斷錯誤，或為一己利益，作出錯誤決定，便會造成政治、經濟上的損失。如果像毛澤東那樣，一語定乾坤，主張「大躍進」和進行「文化大革命」，那就是千萬人頭落地，萬民塗炭了。

鄧小平雖然也反對三權分立，反對扯皮，但也看出了這種個人說了算的弊病。

他反對權力過分集中，說容易造成個人專斷，破壞集體領導。

他認為不堅決解決現行制度中的弊端，過去出現的一些嚴重問題今後有可能重新出現。

他認為對於資本主義、資產階級思想，也要採取科學態度，不要把一些有利於發展生產、發展社會主義事業的改革，都當作資本主義去批判。

他問道﹕為什麼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呢？

鄧小平的話仍然擲地有聲

年前他的講話，今天仍然擲地有聲，並且是解決當今政壇弊病的鎖鑰。但是政治改革，也就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仍然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

就是領導體制，也沒有按照鄧小平理論的指引加以解決。

鄧小平說，權力過分集中，妨礙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實行，妨礙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妨礙集體智慧的發揮，容易造成個人專斷，破壞集體領導。

但是現在的黨政領導，從中央分工，便是由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攬對「公檢法」的領導，其權力之大，威權之嚇人，可說無可匹敵。

公是公安，是執法部門；檢是檢察院，是檢舉違法行為的部門；法是法院，是以法律為準繩的獨立審判。公檢法應該是相互制衡的，這才能公平執行憲法和法律，防止冤假錯案發生。現在卻是一攬子「統一」起來，而且由一個人統一領導，這如何能達到制衡的目的呢？

公安部門的權力最大

而且，眾所周知，現在是公安部門的權力最大，除了軍隊，就是只有它掌握槍桿子的，檢察院和法院瞠於其後。一切案子，基本上是公安部門說了算，到了地方，就是一個村鎮的派出所話事，他們權大於法。

所以，公檢法，是「公」領頭，「檢」「法」次之。公安部長還領銜為國務委員。在黨內地位，最高人民檢察院院長和最高法院院長，連政治局委員都不是。

我曾擔任全國人大代表多年，香港回歸之後，並曾擔任香港全國人大代表團團長。鑑於港人多年來每多投訴內地公安對港人港商的正當權利的侵犯，我們多年來都要求公檢法部門，派主要官員前來港區人大代表團全體會議中，聆聽代表意見。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都應邀派出副檢察長和副法院院長等前來聽取批評。唯獨公安部門連一位處長都未派出。在香港特區成立前的籌備委員會上，原公安部副部長田期玉也是委員，我們因而稔熟，我曾以此詢問，他只笑而不答。

體制和分工影響黨的領導

中共中央「十八大」將在下半年舉行，現在人們只關心人事上的變動，但體制和分工更影響黨對全國的領導。我們希望十八大也應再次認真研究鄧小平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十七大」報告的開頭，便說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同時也指出，「民主法制建設與擴大人民民主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還不完全適應」。

怎麼辦呢，報告指出﹕「確保權力正確行使，必須讓權力在陽光下進行。要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互相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

這是完全正確的。要使公安部門的權力在陽光下進行，便要在體制上使公安部門、檢察院、法院能相互制約，健全組織法制和程序規則，保證國家機關按照法定權限和程序行使權力。

胡錦濤在報告中說﹕「社會主義愈發展，民主也愈發展」，「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一定能夠不斷發展具有強大生命力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這話說得非常好，我們對「十八大」充滿期待。我們希望，新的領導體制，應該由不同的政治局常委分別領導公、檢、法機構，不要由一個人獨攬大權，失去了互相制衡的效果。

本文發表於明報（2012年6月9日）

「六四」未能忘懷 澄清仍需等待

「六四」是一個悲劇。

在上世紀80年代撥亂反正的改革開放高潮中，出現這樣的一個轉折，特別令人嘆息。

何况，青年學生是國家的未來。無論如何，向學生和群眾開槍都是不對的。

中國的青年學生都有愛國的革命傳統。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反內戰反飢餓運動，都是新中國成立以前，推動歷史前進的群眾運動。五四運動，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勢力，提倡民主與科學，促進中國的現代化；一二九運動，推動國共合作，醞釀抗日戰爭；反內戰反飢餓全國大遊行，配合解放戰爭使蔣介石腐敗政權最後走向滅亡。

「六四」的一場政治風波，內情複雜，至今不少真相尚未解密。可以肯定的是，其中涉及黨和國家高層對改革開放路線的走向有不同看法；青年學生和廣大群眾對權貴集團種種貪腐行為的強烈不滿。事件的發展和處理事件手法的笨拙，終於演變成不可挽回的歷史大悲劇。

「六四」已經悄悄地平反

說到平反「六四」，我認為，「六四」早已悄悄地平反。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六四」以後，中共中央十三屆四中全會的公報，已為「六四」定性，指出：「近兩個月來全國的政治形勢」，有「極少數人利用學潮，在北京和一些地方掀起一場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動亂，進而在北京發展成了反革命暴亂」。至於目的呢，「就是要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推翻中國共產黨，顛覆新中國，這個罪名可說是最嚴重的了，的確是名副其實的「反革命暴亂」了。

到了1992年10月12日，江澤民在中共十四大上的政治報告，卻是「反革命暴亂」與「一場政治風波」並提。說1989年春夏之交發生了「一場政治風波」，但又平息了一場「反革命暴亂」。這似乎是一個交接點的提法。

1997年9月12日召開的中共十五大，江澤民的報告中，再也沒有一句話提及「六四」了。

2002年11月8日，江澤民第三次在中共十六大上作的報告，對「六四」的說法，便變成「嚴重政治風波」。

鄧小平生前定調的變化

至於鄧小平呢，他在當年6月9日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把「六四」性質定為動亂，他指「動亂這兩個字恰如其份」。同年9月，會見李政道教授時仍說，不久前發生的是「政治動亂」。但同年10月1日，會見朝鮮國家副主席時，又說發生的是一場「政治風波」。

近年來，中央有關領導人及官方傳媒，一律在提到「六四」時，都用的是「一場政治風波」，很少提出「反革命暴亂」和「動亂」了。

這個定性的變化，就是有意淡化「六四」這個歷史事件。提法的轉變而且是在鄧小平生前。

如果說「六四」是關係國家生死存亡的重大事件，那麼在它10周年或20周年的時候，便應該隆重紀念，像紀念「七七盧溝橋事件」抗日戰爭開始，或者1945年抗戰勝利一樣。

對頭面人物的寬容態度

相反，現在是全國忌談「六四」，相信中央是有苦衷的。因為肯定和否定都會引起一大串的問題，涉及許多人和事。因此中央的態度是把事件擱起來，不肯定也不否定，等到適當時候，才再來總結這樁事情。

北京對「六四」風波發生前後，只有表態而沒有參加行動的頭面人物，從來都採取十分寬容的政策。雖然他們公開表態反對開槍鎮壓，在國內外的影響很大。但對他們仍然保持原職或享受相應福利，還有公開發表文字的權利。其中如著名的戲劇家吳祖光，他是中共黨員，因「六四」事件的表態而被中共要員胡喬木登門勸他退黨。著名翻譯家楊憲益，「六四」後仍能出版著名的作品《漏船載酒憶當年》，1993年還能來港接受港大名譽博士學位。書畫家黃苗子，「六四」時公開表態反對鎮壓，後曾避居澳洲。不久即由當局示意力邀，再回北京生活會客。他們都以高齡辭世，北京《人民日報》上刊有訃告和紀念文字，可見當局對於涉及「六四」的人物的寬容態度。

未能忘懷 仍然有待

「六四政治風波」已經過去了23年，港人對此未能忘懷，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了解到中國國情的複雜性，當年政局的詭譎，今天社會矛盾的增加，北京高層不得不強調「維穩」的苦心，我們還是要有點耐心才好。

  本文發表於明報（2012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