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是一個悲劇。
在上世紀80年代撥亂反正的改革開放高潮中，出現這樣的一個轉折，特別令人嘆息。
何况，青年學生是國家的未來。無論如何，向學生和群眾開槍都是不對的。
中國的青年學生都有愛國的革命傳統。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反內戰反飢餓運動，都是新中國成立以前，推動歷史前進的群眾運動。五四運動，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勢力，提倡民主與科學，促進中國的現代化；一二九運動，推動國共合作，醞釀抗日戰爭；反內戰反飢餓全國大遊行，配合解放戰爭使蔣介石腐敗政權最後走向滅亡。
「六四」的一場政治風波，內情複雜，至今不少真相尚未解密。可以肯定的是，其中涉及黨和國家高層對改革開放路線的走向有不同看法；青年學生和廣大群眾對權貴集團種種貪腐行為的強烈不滿。事件的發展和處理事件手法的笨拙，終於演變成不可挽回的歷史大悲劇。
「六四」已經悄悄地平反
說到平反「六四」，我認為，「六四」早已悄悄地平反。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六四」以後，中共中央十三屆四中全會的公報，已為「六四」定性，指出：「近兩個月來全國的政治形勢」，有「極少數人利用學潮，在北京和一些地方掀起一場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動亂，進而在北京發展成了反革命暴亂」。至於目的呢，「就是要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推翻中國共產黨，顛覆新中國，這個罪名可說是最嚴重的了，的確是名副其實的「反革命暴亂」了。
到了1992年10月12日，江澤民在中共十四大上的政治報告，卻是「反革命暴亂」與「一場政治風波」並提。說1989年春夏之交發生了「一場政治風波」，但又平息了一場「反革命暴亂」。這似乎是一個交接點的提法。
1997年9月12日召開的中共十五大，江澤民的報告中，再也沒有一句話提及「六四」了。
2002年11月8日，江澤民第三次在中共十六大上作的報告，對「六四」的說法，便變成「嚴重政治風波」。
鄧小平生前定調的變化
至於鄧小平呢，他在當年6月9日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把「六四」性質定為動亂，他指「動亂這兩個字恰如其份」。同年9月，會見李政道教授時仍說，不久前發生的是「政治動亂」。但同年10月1日，會見朝鮮國家副主席時，又說發生的是一場「政治風波」。
近年來，中央有關領導人及官方傳媒，一律在提到「六四」時，都用的是「一場政治風波」，很少提出「反革命暴亂」和「動亂」了。
這個定性的變化，就是有意淡化「六四」這個歷史事件。提法的轉變而且是在鄧小平生前。
如果說「六四」是關係國家生死存亡的重大事件，那麼在它10周年或20周年的時候，便應該隆重紀念，像紀念「七七盧溝橋事件」抗日戰爭開始，或者1945年抗戰勝利一樣。
對頭面人物的寬容態度
相反，現在是全國忌談「六四」，相信中央是有苦衷的。因為肯定和否定都會引起一大串的問題，涉及許多人和事。因此中央的態度是把事件擱起來，不肯定也不否定，等到適當時候，才再來總結這樁事情。
北京對「六四」風波發生前後，只有表態而沒有參加行動的頭面人物，從來都採取十分寬容的政策。雖然他們公開表態反對開槍鎮壓，在國內外的影響很大。但對他們仍然保持原職或享受相應福利，還有公開發表文字的權利。其中如著名的戲劇家吳祖光，他是中共黨員，因「六四」事件的表態而被中共要員胡喬木登門勸他退黨。著名翻譯家楊憲益，「六四」後仍能出版著名的作品《漏船載酒憶當年》，1993年還能來港接受港大名譽博士學位。書畫家黃苗子，「六四」時公開表態反對鎮壓，後曾避居澳洲。不久即由當局示意力邀，再回北京生活會客。他們都以高齡辭世，北京《人民日報》上刊有訃告和紀念文字，可見當局對於涉及「六四」的人物的寬容態度。
未能忘懷 仍然有待
「六四政治風波」已經過去了23年，港人對此未能忘懷，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了解到中國國情的複雜性，當年政局的詭譎，今天社會矛盾的增加，北京高層不得不強調「維穩」的苦心，我們還是要有點耐心才好。
本文發表於明報（2012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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