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結束七十年 警惕日本軍國化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七十周年。七十年來，小的戰爭連續不斷，但卻沒有再發生大的戰爭。原因之一是二戰的戰爭禍首德意日三個法西斯國家，國內發生重要變化。

德國人對戰爭禍害的悔改最為深刻，現在更是歐洲維持和平的支柱。意大利國力大不如前，也沒有再發動戰爭的本錢。日本受到戰後《和平憲法》的限制，規定該國必須永遠放棄發動戰爭的權利。

戰爭危險仍然存在

另一個原因是，核武器的發明和普及，這種殺傷力最大的武器，在戰爭中一加採用，必然玉石俱焚，採用者未必能獲得最後勝利。

再者，由二次大戰孕生的聯合國，有中、美、俄、英、法作為核心的常任理事國。「憲章」中表達「使人類後代不再遭受在我們一生中曾兩度給人類帶來無窮痛苦的戰禍」。有近二百個國家參加的聯合國，對維持世界和平也起了若干協商、制約的作用。

但是，展望今天的世界局勢，戰爭的危險仍然存在。美國的霸權主義，伸手干預各國內政的做法屢見不鮮。日本的安倍政權念念不忘修改和平憲法，千方百計要突破憲法中的非軍事化和非武裝化的規定，成為亞太地區的一顆定時炸彈。

難怪美國也耐不住性子，由國務院發言人表示：前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和前官房長官河野洋平發表過的談話，對二戰日本犯下的罪行，表示謝罪，因此應該成為日本努力改善與鄰國關係的重要一章。這是美國近年罕見的向日本施壓，希望日本應改善與鄰國、特別是中、韓兩國關係的一種表態。

日本與鄰國中、韓、俄都有領土糾紛。日本侵佔我國釣魚島，近年更因日本悍然宣布把釣魚島「國有化」，造成兩國關係緊張。日本不承認南京大屠殺的罪行，又對二戰侵佔他國領土時強徵中國、韓國等婦女為「慰安婦」的暴行加以否認。但是安倍上台以來，言行不一。

連參拜靖國神社這種刺激二戰時受害國人民神經的事，也不願承諾不再。總之，安倍上台以後的表現，給人以言而無信的感覺。

在港暴行史料不多

香港也是二戰時日本侵略軍佔領時的受害地區。老一輩的不會忘記那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歲月。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青年學生「保衞釣魚台」的反日運動，表現了學生運動中的愛國熱情，今天仍為人津津樂道。

日軍在香港的暴行，今天仍然缺乏文字記載。我曾在某份報刊上看到一篇日本在赤柱聖士提反書院中屠殺多位港人和強姦多名護士的報道。但其他日軍暴行記載的資料不多。

手頭有的幾本有關香港歷史的小書，如香港廣播電台的《香港史話》，薩空了的《香港淪陷日記》、葉德偉編著的《香港淪陷史》，都未有涉及日侵略軍在香港暴行的章節。

也許日本侵略行徑在太平洋戰爭發生之後，已是強弩之末，連製造暴行，也沒有「當年勇」矣。

但是，語云，以史為鑑，鑑古知今。對於日本軍國主義的復辟，的確不可掉以輕心。看日本街頭，往往有一些年輕的軍國主義者，唱着舊軍歌，穿上舊軍服，舉起太陽軍旗，招搖過市。我在旅遊東京時，就曾見過一次。去年又曾在報上看到一位日本小孩子，穿着原侵略日軍的軍衣，拿着假槍，神氣活現的照片。

由此可知，日本軍國主義教育，正在毒害少年兒童。靖國神社旁邊的「遊就館」，充滿宣揚軍國主義的展覽，可為明證。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 (2015年1月29日)

不應小覷「港獨」言論！

中華民族從來就被公認是一個大一統的民族。雖然這是一個以漢族為主體聯合各少數民族形成的國家。但即使在歷史上的元朝和清朝，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都沒有改變這個大一統的中華民族管轄一國的本質。

中國歷史上歷來有內戰。就是現代國民黨和共產黨經歷多年的內戰，都沒有分裂成兩個國家。今天兩岸分治，但大家都承認只有一個中國，最終都是要統一的。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政府，1949年退據台灣，美國人希望兩岸分治後，最終台灣獨立。蔣介石卻堅持「反攻大陸」，至死不承認「兩個中國」。當年美國強迫蔣介石退出金門、澎湖，以造成兩岸分立的局面。毛澤東識破美國人的陰謀，炮轟金門，幫愛面子、堅持反攻大陸的蔣介石一手，使美國「台獨」陰謀不能得逞。這就是毛澤東說的「炮轟金門，意在擊美」的原意。

藏獨疆獨不成氣候

中國國內曾有「藏獨」和「疆獨」的活動。「藏獨」近年已見低沉。「藏獨」領袖達賴，口口聲聲表明不會尋求西藏獨立，但又強調所謂「大藏族地區」，即把四川、青海等藏族聚居地也列入。可見其口是心非，居心叵測。主要原因都是有外國勢力，特別是美國勢力在背後策動。

疆獨卻在近年頗為猖獗，多次製造恐怖事件，與國際激進回教活動有密切聯繫。其中也頗有國際背景，明顯受東土耳其激進分子策動。美國本來身受恐怖活動之害，「9‧11」慘劇便是嚴重恐怖活動之始。但美國人奉行雙重標準，從來不譴責東突恐怖組織策動對新疆地區的恐怖襲擊，還包庇疆獨主要分子到美國「避難」。

港獨始作俑者

至於在香港，提倡「港獨」最早是立法會議員梁家傑。他曾宣稱香港已由英國殖民地變成「中國殖民地」。「殖民」是外國統治的稱呼。如此說法，香港當然原來不是中國領土，只是由異國英國佔領變成另一異國中國佔領罷了。不過最近，梁家傑知道「港獨」不得人心，已公開表示「立此存照」反對「港獨」。知過而改，善莫大焉。

還有一個陳某，提倡所謂「本土論」，隱然藏有「港獨」禍心。不過他是遮遮掩掩，也不太引起人們的注意。

不過，最近港大學生刊物連續發表多篇提倡「港獨」的言論，公然鼓吹「香港民主運動需要根本的改變，民主回歸論死亡，『香港民主獨立』應運而生」。「民主回歸派追求民主卻沒有獨立意識，非殖化卻沒有獨立」，「這些都是發生在一個稱作一國兩制的荒謬制度底下」。

如此囂張地否定「一國兩制」，否定「回歸」而強調「獨立」，叫囂17年的香港回歸是「完全荒謬的」。其號召「港獨」達至如此囂張的程度，這難道是青年學生自己的心底話嗎？這些話難道沒有更深層次的背景嗎？

絕非小題大做

行政長官梁振英在這一次的《施政報告》中首先對所謂「香港獨立」思潮，對《學苑》的謬論和所出版的鼓吹「香港民族論」等書籍加以批駁，有的輿論認為是「過敏」和「小題大做」。最近這一類謬論，在繼承所謂「香港本土」論和「香港變成中國殖民地」論之後，在「佔中」這個反建制、反中央的騷亂之後出現，決不是偶然的。這標誌着國際反中勢力對香港內部矛盾的挑動有新動作，對此我們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過去79天的「佔中」騷亂，其根子並未因清場之後連根拔掉，其在反動政客和社會各種反中反共勢力的推動下，加上外國勢力的滲入，在適當氣候之下，動亂必然會捲土重來。果然，這邊廂「佔中」暫停，那邊廂便浮出個「港獨」呼聲來。這完全不能掉以輕心的。這不是小事，是內外反共勢力的一次新的部署。

「港獨」違反「3個有利」

當前，點出叫囂「港獨」的危險性，要求港人與「港獨」理論和行動劃清界線，是完全必要的。「港獨」問題的浮出水面，各方面的輿論都指出這是死路一條。習近平最近對港事的表態，見諸他會見梁振英時所表述的，香港推動政改要堅持3個有利，一有利於香港居民安居樂業，二有利是香港社會繁榮安定，三有利於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佔中」騷亂已經是「三違反」這3個有利，「港獨」更加不用說了。「港獨」理論和行動如果得逞，中央肯定不會猶豫地加以鎮壓，那時候「一國兩制」可能宣告結束。這對香港各界人士會有利嗎？對香港的居民安居樂業、社會繁榮安定會有利嗎？

哲人有云，應把一切有害的東西消滅在萌芽狀態。「港獨」理論和行動雖然仍處於萌芽狀態之中，喚起港人警惕其危害性，防止「港獨」毒素蔓延，絕對不是「小題大做」，而是及時提醒港人加強警惕，也警告外國勢力不要得寸進尺，你們的陰謀詭計絕對不能得逞！

本文發表於明報 (2015年1月22日)

當年回歸太樂觀 今天解套能靠誰

當年中英談判香港回歸祖國問題的時候，中央宣布，香港回歸以後，一切不變，既維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連原有的行政、立法、司法架構、施行法律、生活方式都維持不變，並以「馬照跑、舞照跳」作為號召。雖然有少數人半信半疑，但比較傾向祖國的人都為之雀躍。

變得太多 亂源之一

既然一切不變，行政長官就應該由北京指定和任命。當然，北京不會派一個英國人，也不應派一個內地人，便應改為任命一個香港人擔當，而不必搞個甚麼選舉的遊戲。

行政會議呢？港英時代，重要的決定都是由港督會同行政局作出的，那麼回歸後就應該改為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策。

立法會呢？須知港英時期的立法局，大部分立法局議員都是由港督委任的，甚且前期還由港督親自擔任立法會主席，後期才由港督另行委任。果如是，回歸後的立法會就不致出現事事否決、事事拉布的怪現象。澳門回歸以後，至今仍維持有委任議員的制度。

港英的管治制度設計，是為了保持權力的高度集中，以及行政的通暢，令出必行，從而創造一個有行政效率的社會。

既然基本不變，為甚麼後來卻變得太多了？多變正是造成今天社會亂源的原因之一。最基本的原因是，當年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對香港社會的複雜性估計不足，對英美勢力的影響力估計不足，對香港社會各種政治力量的對比估計過分樂觀。他認為，中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後，無論社會以至經濟發展上，都出現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對香港同胞一定有無比吸引力，再加上祖國力量日益強大，香港區區小島，何足道哉！

不幸的是，當前香港的亂源，並不在於祖國的經濟力量和國際影響力倒退，反而由於祖國的強大，國際聲譽日隆，因而中港彼此之間的融合出現新的問題。一部分反共政客利用和擴大這些矛盾，加上往年因內地「左」的政治運動而南來的新移民及其後代，有着畏共以至反共情緒，還有反共傳媒渲染內地的某些陰暗面和個別侵犯人權事件，青少年教育工作沒有抓好，部分接受美英價值觀的高級知識分子一哄而起，遂造成早前「佔中」的大規模騷動事件。

一場佔中 三敗俱傷

「佔中」騷動近三個月，其來有因。今天香港社會的矛盾，不僅僅是有關政制改革方案之爭，就算沒有當前的普選問題引起的爭論，也可能在其他的政治課題上爆發出來。當前的香港社會是一個躁動的社會，樓價高企，地產商一枝獨秀，官商勾結的案件通過許仕仁案暴露無遺。青年學生並未經歷過民族苦難，又缺乏國民教育，因而有一種無根感。

另一方面，由於種種原因，特區政府表現出弱勢的一面，令警察部門也只能對破壞法治和社會治安的行為採取一再忍讓的態度。這一場「佔中」，可說是三敗俱傷：泛民主派及其影響或操縱下的青年學生，行動愈來愈激進，達到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泛民失掉選票抑或是增加選票，下一次選舉便知分曉；到了如此地步，中央也只好堅守底線，堅守立場，但在港人心目中，變成了只見中央強硬一面，未見其懷柔策略；特區政府益顯弱勢，並無任何解套的方法。

誰能解套呢？應該是依靠廣大的中間群眾，可惜中間勢力並未出現強而有力的領導，像「反佔中」簽名運動只是簡單的表態。天下滔滔，誰主沉浮？端賴有心人的啟動、群眾的響應，形成一股遏止香港淪落的力量，香港才有希望！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 (2015年1月15日)

一石掀起千重浪 京官發話惹爭議

中央港澳辦前副主任，現任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日前在該會會議上發炮，批評香港教育種出「苦瓜毒豆」。學校教育對國家民族意識、公民意識、人生理想目標、歷史、文化、地理知識方面存在很大缺失。而教育行政當局，辦學團體等都有責任。而且他矛頭直指教育當局，說在制訂政策，學校管理、課程設置上都有問題。正是由於香港教育領域亂象叢生，香港回歸時才蹣跚學步的「娃娃」，竟能鬧出持續70多天，震動國際的「佔中」騷亂來。

「一石掀起千重浪」。陳佐洱的講話，代表了中央若干人的心聲，也反映了內地關心香港情况的公眾，對為何會發生時間延長如此之久、影響如此深遠的這場騷亂發出的疑問。

早些時，北京《人民日報》，幾乎天天對香港「佔中」騷亂作出顯著報道。內地公眾也都知道香港發生了如此破壞社會秩序、漠視法治精神的大事。因此，陳佐洱的疑問，是有代表性的。

港英時期控制教育極嚴

回顧港英統治時期，對學校教育和青年學生工作是十分重視和控制特別嚴格的。二戰以後，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後，港英的教育司署，警察部門裏的「政治部」，特別重視對學校和教師學生的監察和控制。

1952年立法通過的《教育條例》以及1958年第二號的修正案，重點在於防止政治活動進入校園。其中對於學校設立的登記，教師的註冊均有詳細規定。其附屬的《教育規則》，更對「所有各種教授課程、教育、娛樂、體育、宣傳或活動而涉及政治或部分有政治性質」；或有「任何學生參加遊行、宣傳或政治活動或勞資糾紛或擾亂治安集會者」；「涉及政治或部分有政治性敬禮、歌唱、舞蹈、口號、制服、旗幟文字或表記」，均不得在學校內進行。

當年其法例規定之詳細及嚴密，可謂點滴不漏。至於教師註冊的嚴格，也可謂空前。在解放後的大陸大學畢業的，均被拒絕註冊為教師。當年負責訓練師資的3家教育學院，對學員的入學資格審查極嚴，左派愛國學校畢業生或曾肄業學生，絕對不被錄取。

大學由遙控變放任

今天陳佐洱有此一問，也頗合情理。對比港英統治時期對教育控制的嚴苛，與今天回歸以後對教育管理的鬆懈，的確形成強烈對比。

港英統治時期，對大學教育的管制，當然仍要表現出西方對學術研究自由的風度，表面上沒有像控制中小學那麼「嚴格」。但當年僅有的兩家大學，港大是由英國人直接控制，中大原由3家學院組成。崇基有美國背景，新亞由親台灣學人掌握。但港英仍派其親信，高級政務官鄭棟材入主聯合書院，直接參加主持中文大學的成立。

今天的大學，特區政府的影響力甚為薄弱。社會上不少政治搞手如戴耀廷、陳健民之流，以至如鄭宇碩等多次被揭學術論文抄襲者，仍然尸位素餐，佔據高位，成為煽動反中亂港的搞手。高等學府種出「苦瓜毒豆」，其來有因。

「佔中」參加者不少是「玩票」

不過，今天香港「聰明好學、熱情天真」的青年學生變成「苦瓜毒豆」，也不能光怪教育當局。說青年人「不必細品，一目了然」也有點以偏概全。我認為香港的青少年人，大多數不是「苦瓜毒豆」，一場「佔中」騷亂，參加者也有不少並不是真正認識到這場政改和普選方案爭議的真諦。他們更多地是好玩和隨大流地參加的。既不必面臨槍林彈雨，也沒有太大風險，於是就加入玩一次了。

教育工作需要反思

說到「佔中」騷亂以後的教育發展，的確需要深刻反思。新一代被「洗腦後」如何「補腦」，這倒有討論的必要。民政事務局前局長何志平，在同一會議上的發言，是頗為實事求是的。他說，全球化下青少年意識形態的變化，對他們發生影響的後現代主義，互聯網的崛起和應用，全球化人才流動性、競爭性的加劇，引發青少年就業困難。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使香港在回歸初期佔全國的GDP 16%減為2%，經濟角色的轉移使小島自大的心態崩潰，使他們的心理狀態不易適應。因此，他認為，應該加強與青年一代溝通，不要以成年人的眼光去要求他們應該做什麼。

習主席講話實事求是

內地有影響力的人物，對香港問題的發言，在此敏感時期，應該特別慎重。一不要刺激被批評的群體的神經，二不要被反動政客所利用。

早前習近平主席在會見赴京述職的特首梁振英時，指出香港推動政改要堅持3個有利：一是有利香港居民安居樂業；二是有利香港社會繁榮安定；第三才是有利於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他的發言的排列並不是隨便說的，而是強調先照顧香港的局部利益，最後才是有利於國家整體利益。我們人在香港，反對「佔中」騷亂，也是為了安居樂業，社會繁榮安定。陳佐洱的談話，似乎把考慮「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放在首位，這當然也沒有什麼不對。但在切合大多數港人的基本心態來說，習主席的講法，令人感到親切些。

亡羊補牢，未為晚也。一場在香港來說，是回歸前後空前的騷亂，已經暫時告一段落。但要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探討深層次的原因，仍有許多工作要做。京港合力，找出事件根源，探討「大亂而後大治」的方案，是完全必要的。我們反對一言堂，只有百家爭鳴，才能正確判斷事件的前因後果。協同各方力量，採取有效措施，解決深層次矛盾，才能得到一個繁榮穩定，大家安居樂業的香港﹗

本文發表於明報 (2015年1月14日)

鄱陽湖乾涸 三峽發警號

據報道，近日江西省鄱陽湖正面臨乾涸的危機。在最近的枯水期，鄱陽湖的大片湖區變成大草原，大湖區變成小河溝。此外，去年十月下旬，鄱陽湖已經進入了十二米的枯水位，提早了二十四天；八年前更創下枯水期長達二百六十天的紀錄。對此，專家們指出，這是三峽工程建成之後，對鄱陽湖造成的嚴重生態災難。

這則令人難過的新聞，使我回憶起，我在一九九二年參加全國人大第七屆第五次會議上，爭論三峽工程是否上馬的情景。

當年，中央提請大會通過的三峽工程上馬議案，是早有準備的。主張上馬的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副總理鄒家華、水利專家錢正英，都作了充分說明。在早前的論證會議上，有的反對派，即反對三峽工程上馬的人，都不讓參加。有份參加的，但最後沒有在論證書上簽名的，也有十幾位專家。

在那一次大會上，我們已經感覺到當局上馬的決心非常堅決，但大會的氣氛仍然十分緊張，令會場內外都議論紛紛。然而，在我們這些港澳代表之中，沒有一個是水利專家，甚且連學土木工程的人也沒有，當然討論不出個所以然來。

科學論證 不如領導

投票的結果是，贊成上馬的，有一千七百六十七票，剛剛過了三分之二；反對的則有一百七十七票；棄權的六百六十四票，我也是投了棄權票的。

後來，我讀了水利專家李銳的幾篇文章，覺得他的論點頗有道理。李銳引經據典，說明三峽工程上馬的危險性。以往，李銳曾經說服了毛澤東，使三峽工程暫緩上馬。在爭議之中，毛澤東很欣賞李銳的才華，更把他調到身邊，當了一名兼職秘書。

毛澤東與周恩來當政時，三峽工程被擱下來，亦因為張愛萍將軍說過一句話：「不能建造一個戰爭的目標。」把毛澤東給說服了。

毛周之後，鄧小平上位，張愛萍再和他談過三峽上馬的問題，鄧小平卻批評他：「你的膽子太小。」

事實上，中國的事情，往往就是一切都要由領導人拍板定案。過去，社會上有一句順口溜：「法律不如政策，政策不如領導人的講話。」現在，這種風氣禍延至科學論證，變成科學論證也不如領導人的講話。

三峽工程的上馬與否，跌跌撞撞，各有反對者和支持者。中央元老陳雲、姚依林是反對的，反觀王任重、李先念、張體學是贊成的。無論如何，最後還是鄧小平說了算。

長江是我國最大的河流，全長六千三百公里，流域面積一百八十萬平方公里，佔全國總面積百分之十九，生活着全國約三分之一的人口。歷史上，該區洪澇災害最為嚴重。上世紀三十年代發生兩次大洪水，分別淹地四千六百多萬畝和二千二百多萬畝，淹死人口分別約十四、五萬人。解放後，一九五四年的大洪水，雖經大力防守搶救，仍淹地四千七百五十多萬畝，死亡人數三萬三千餘人。所以，長江中下游的防洪問題，是歷史上往往為人議論的課題，三峽工程因而也討論了許多年。

針無兩利 種新禍根

可惜，針無兩頭利，三峽工程既已建成，卻種下了新的禍根。今日長江下游的乾涸危機，只是其中之一。至於生態環境改變，致使多種動植物，特別是魚群，難以存活。山坡變動則可能產生滑坡。地震或戰爭的風險更加不用說了，那可能造成比水災更大的災難。

今天鄱陽湖的乾涸危機，只是一個訊號。來日方長，如何應付三峽大壩建成後種種可能出現的大問題，有待專家們研究。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 (2015年1月8日)

評汪洋在美國論壇上的講話

國務院副總理汪洋，早前對香港的「佔中」騷亂，定性為「顏色革命」。他就是認為「佔中」是外國勢力特別是美國勢力挑起的。目的是要推翻特區現任政權，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香港既「山河變色」，便可進一步推動中國的「顏色革命」，像在北非及阿拉伯多國搞的「顏色革命」一樣。他的話雖然沒有講得這麼具體，但是他的意念大概就是如此。

到了上月初，他赴美國參加中美商業關係論壇，卻是另一個調子。他說：「中國對環球經濟發展及多種模塑世界秩序的規則中的美國的主導地位有充分了解。我們基本上接受這些規則」。並說，「這些規則早在中國改革前已在美國的領導下建立」。「中國既沒有意願，也沒有能力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

這些話，似乎又有點討好美國的味道。既承認美國的領導地位，又承認美國確定的「世界秩序和經濟發展的規則」。那不是說，中國應該對美國馬首是瞻和「蕭規曹隨」嗎？

這些話與往前對香港騷亂的評定，如果聯繫起來分析，似乎有點屈服於現實的味道。早前的估計，是美國野心勃勃，總要找尋機會圍堵中國以至顛覆香港和全中國的現有政權。後來又轉個大彎強調中國承認美國的領導地位，甚至塑造世界秩序的規則，令人有點感到他前後講話不太協調。

反對建立霸權

去年汪洋訪美的時候，便曾呼籲兩國「不能走離婚的道路，像鄧文迪和梅鐸，代價太大了」。那麼中國就像鄧文迪嫁給美國大亨梅鐸做老婆，央求美國不要離婚，否則代價太大。

我們反對在世界上建立霸權，也反對美國的霸權主義。當然更不會像上世紀美蘇爭霸一樣，與美國爭霸。我們主張大小國一律平等，和平共處，共存共榮。所以，中國的強大，絕不是要挑戰美國在經濟上領先的地位。

但說到對美國在當今世界上的領導角色是不是要加反對，那就要看美國在國際上扮演什麼領導角色。

如果美國過往常常要干預別國內政，甚至對它不滿意的政權採取武力顛覆等等做法，如對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亞那樣，這種侵略的「領導角色」當然要反對。如果是因為美國經濟在全球領先，美元成為國際金融活動的結算貨幣，這些領導地位是經濟發達所形成的，可以承認而不必反對。

中國不會威脅美國

所以，國際關係上有兩種領導角色：一是由於經濟發達和金融中心所形成的領導地位；另一是由於軍事力量的強大，處處干涉外國內政，肆意顛覆外國政權，搞「顏色革命」，當然應該反對，並不應承認它的霸權。

應該說，領導地位，一種是地大物博、經濟發達而形成的；另一種是靠軍事力量用武力干涉他國內政而形成的。前者無可厚非，後者應該譴責。

不過，美國的領導地位卻是有其兩重性。既有地大物博經濟發達的一面，又有其軍事力量強大干涉外國內政，以至通過顏色革命顛覆他國合法政權的一面。所以，對其兩面性應該有所分析和作不同的評價。

強調中國不會對美國的領導地位造成威脅，現實的確如此。但說中國基本上接受美國塑造的「世界秩序的規則」，這話說得太籠統了。世界秩序是世界人民塑造的，不是美國一國塑造的。美國過去實行的若干霸權主義行徑，已是破壞世界秩序的元兇。

講話要講辯證法，不能一到美國，便盡說些討好美國的話。

本文發表於明報 (2015年1月7日)

京港同揪大老虎 肅貪倡廉奏凱歌

京港兩地，在上月底，也就是年近歲晚，分別打下了一隻大老虎。

北京揪出的大老虎，是國家領導人級的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統戰部長令計劃，香港揪出的大老虎是前政務司長許仕仁。許放在全國的級別上來說，只能算是副部級，但在香港，卻是特區政府的第二把手，算是大老虎了。

京港齊打大老虎，可見反腐肅貪，倡廉正風，是國家和特區領導和人民，人同此心。這是一件大大的好事。

北京已經揪出了4隻大老虎，包括原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原軍委副主席徐才厚、原全國政協副主席蘇榮，連同令計劃，便成兩雙或成「四人幫」。

令計劃的官位雖不及周永康，但他的經歷，卻有特別之處。原因是他曾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坊間稱「大內總管」，就是最高領導人的「心腹」。可以說是「位居要津」、「權傾一時」。

同時，他又是「權力世家」。父親雖然官職不高，但兄弟姊妹，大多是官場要人。二哥令政策，是山西省政協副主席，最近被查。

更惹人注目的，是他的兒子兩年前因駕駛法拉利名貴跑車撞車身亡。令計劃卻利用權力禁止報道車禍和兒子駕駛名貴跑車，姓令的都令人對他們「另眼相看」。

打虎應與建立制度並行

令計劃涉嫌違紀受查，可能涉及他背後提拔和重用他的更高一級的人。正像周永康一樣，他能步步高陞，並擔任最要害的公檢法部門的最高領導，沒有極大後台，鬼才相信。

習近平掌政，敢於向這些最高層信任的人物動手，不僅需要有膽識，而且更是要有破釜沉舟的勇氣、不惜與傳統習慣勢力開戰。這是他相信這種作為受到廣大人民的大力支持，背後有這股強大的支持力量，「雖千萬人，吾往矣」！

這一次內地的反腐肅貪，一浪高一浪，不僅是敲山震虎，也為今後制度化的肅貪倡廉創造條件。

所以我曾建議，打老虎應與建立制度同時進行，就是建立互相制衡、財產公開、定期檢查的制度。這是中央領導人和廣大群眾屢屢倡議的。同時，我們建議提高公職人員的薪金待遇，雖不一定是要高唱「高薪養廉」，但使各級公務員花自個兒的職業收入，已能達到一般中產者或以上的生活水平，讓他們生活優裕，減少貪念。

高官判刑第一個

香港揪出許仕仁如此高級官員，並加判刑，應該說是二戰以後第一個。他是退職前特區的第二把手被繩之於法。港英統治時期，最著名查處的高官只是「捉葛柏」，而葛柏不外是個警司。港英殖民地統治者很少對英籍高官加以處分，葛柏事件是逼出來的。

今天許仕仁被判刑，特別的是他早已退休，獲邀請再出山擔任第二把手。而其官商勾結，由來已久，甚至涉及北京某高官。據其自供，某高官曾通過同案被判刑的關雄生，贈予逾千萬元的款項，成就他過奢侈生活的費用，更是令人匪夷所思。此事涉及京港兩地，亟需查個一清二楚。

香港吏治向以廉潔著稱。自從有了廉政公署，更如在有心貪腐的官員頭上懸一把劍，使一般公務員不敢以身試法，加上香港各級公務員的薪金福利待遇，向來優於其他行業。况且香港早已實行行政、立法、司法互相制衡制度，實行廉政，並無阻力。但今天仍出現許仕仁的這個大案件，出現一隻貪腐的大老虎，實在需要朝野深思。

貪腐團伙化危害更大

京港兩地揭出的貪腐事件，都是有團伙性的。周永康當權多年，在石油幫、四川省和公檢法等部門，都有千絲萬縷聯繫。周案牽連多人，當局先從外圍入手，揪出不少周永康有密切關係而涉及貪腐違法的中小老虎，最後才打下這隻特大老虎。由此可見，貪腐行為，大多帶有團伙性的。

許仕仁案，同樣涉及多人，其中更牽連香港大地產財團之一的負責人，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警惕。貪腐如果團伙化，或有強而有力的後台，其為禍將更大。香港本來以廉潔都市著稱，此案肯定對本港聲譽有所影響。難怪審判花時甚久，但終於打下重槌，塵埃落定，希望今後香港仍能保持廉潔之都盛譽。

本文發表於明報 (2015年1月3日)

北京肯定梁振英 三個有利先利港

梁振英到北京述職，習近平接見他，說了香港推動政改要「三個有利」。甚麼是「三個有利」？就是一要有利於居民安居樂業，二要有利於社會繁榮穩定，三要有利於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佔領騷亂 無人得益

前兩個有利是有利於香港，最後一個有利是有利於國家。他這個先本地後祖國，先局部後大局的提法，正是考慮了港人的利益。他並沒有唱高調，要港人顧全大局，先照顧國家的安全和利益，防止外國敵對勢力進行「顏色革命」，而是為香港的安定繁榮着想，與一些反動政客和入世未深的青年學生的想法不一樣。

反動政客是希望亂中取勝，青年學生是激進好勝。結果在七十多天的「佔領」騷亂中，香港的繁榮穩定損失了多少？廣大市民的安居樂業又損失了多少？政客們的激進言論和行動，破壞了香港的固有優勢，破壞了香港的繁榮安定。讓有理性的市民認清了他們的真面目。今年及明年的選舉，他們是得是失，未可逆料。至於青年學生，既荒廢了學業，有的還留有案底，前途是凶是吉，同樣未可逆料。鬧了這麼多天，香港從整體而言，是誰也沒有得益。

「文化大革命」時，造反派叫出「愈亂愈好」的口號。現在過逾四十年，「愈亂愈好」的後遺症迄今未除。道德淪亡，禮節盡失，社會上弄虛作假，假貨毒食普遍。信義廉恥，均見後退。禍延人際關係、親友倫常、旅遊文明、商品信譽。

總之就是作為一個文明古國固有的良好道德，被盡量破壞之後，修復不易。特別令我們年長一輩痛心的是人心不古，道德淪亡。

香港是否要重蹈「文化大革命」的覆轍？實在說不準。青年人不知「文化大革命」為害之深，影響之深遠，卻想在香港複製造反、搗亂的局面。反動政客在背後推動，外國勢力乘機挑撥，這就是「佔領騷亂」的結果。

「佔中」的台前幕後，都說要推動民主。經過「佔中」之後，民主推進了多少？市民的民主意識提高了多少？相反，經年的政治爭拗，加上近三個月的騷亂，香港是倒退了。原來的地理環境優勢和「一國兩制」的優勢不斷喪失，經濟停滯不前。「佔中」後遺症不少，香港競爭力因而削弱，周邊社會安定的地區和國家將趕上和超前。

外國勢力 在港搗亂

梁振英在京述職時說，他「面對自從回歸以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和困難」。是的，他上任以來，並不是犯了甚麼重大的錯誤，他仍是兢兢業業，盡量希望做一些有利民生福利的工作。但立法會在泛民主派的阻撓下，總是拉布，總是否決。一些地區勢力，也只是顧局部利益，反對這反對那，使某些建設施政寸步難行。

外國勢力當然希望香港有動亂以便牽制中國大陸，符合它們圍堵中國的政策。美國人因此出錢出力，利用它的代理人在港搗亂。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英國人近年在港的活動也日趨積極。也許這是與美國的默契。英國利用在港長期殖民統治積累的人脈關係和統治經驗，更重要的是培養了不少「港英餘孽」。他們散布在社會各個層面，不時利用他們仍有的社會影響力，在關鍵時刻插上一腿。

英國人近來更沉不住氣，要在英國議會上討論香港問題，甚且要派議會代表團來港「調查」，做法甚為露骨。英國已日落西山，不再有昔日「日不落國」的光輝。難道它已忘記李克強總理不久前給它一筆大的生意利益了嗎？難道大英帝國「夕陽仍然無限好」？但請不要忘記下面還有一句：「只是近黃昏！」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 (2015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