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熱情逾美不足為怪

美國特工斯諾登離港赴俄，逃避美國通緝，此舉肯定是北京當局主意，以免影響結束不久的中美會晤所營造的「良好氣氛」。但說是「中美的默契」，恐怕言過其實，這應是中方單方面的決定。

特工事件 無礙關係

中美兩國首腦在美國加州的「莊園會晤」，被中國譽為「開創大國關係新模式」。六月十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登新聞和照片，標題和內容有兩個特點：第一，大字標題「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會見美國總統奧巴馬。過去江澤民和胡錦濤都曾偕同夫人出國作國事訪問，但未見標題把主席和夫人並列。

第二，報道內容指出：「雙方進行了親切友好的交談」。中國對外事活動的新聞報道，過去一向分三個級別：對社會主義友好國家和第三世界的某些友好國家，在會談報道中，便稱是「親切友好的談話」；一般西方友好國家，報道是「友好的談話」；至於在中蘇交惡以後，對這些超級大國的來使，便只降級為「進行談話」，連友好的字眼也欠奉。今天把中美首腦會晤，升級為「親切友好」，可見當局對這次中美會談和中美關係寄以很大期望，當然不會因一個小小的特工而影響雙邊關係。

中方很熱，美方卻沒有表示出相應的熱烈，當然也不算太冷淡，奧巴馬夫人米歇爾居然不在場，更引起許多猜測，說她要陪同兩個女兒應付考試無法抽身，理由頗為牽強。不過，奧巴馬也懂得補救一下，轉達了米歇爾對彭麗媛的問候和奉上親筆歡迎信，並期待「在不久的將來」同女兒訪華。

中美彼此之間各有所求。當前，兩個大國確是在國際上舉足輕重，如果彼此之間能真正形成戰略夥伴關係，世界和平可期。中國正處在和平發展時期，希望美國不再以圍堵中國作為中心任務；美國則在經濟上有求於中國的合作，畢竟兩國之間有上千億美元的經貿規模，中國還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

唆使嘍囉 挑起事端

兩個大國有共同的政治經濟利益，但因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不同，美國以至美國人對中國的猜忌和隔閡實際上長期存在，加上美國傳媒對中國人權問題的渲染，美國人了解中國比中國人了解美國為少。須知道，中國有逾二十萬的留學生在美國，是美國人留學中國的十倍；近年移民美國的中國人數以萬計；中國連續十多年成為美國增長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場，如果不是美國的高科技禁運，這個貿易額還會急劇增長。

照理，中美的合作共贏是正確的方向，但美國就是有「心病」，總認為中國的崛起是對美國世界第一地位的威脅，是對美國擔當世界霸主的挑戰。因此，它近年執行的是對中國圍堵的政策，自己不出手，總要讓它的嘍囉如日本、菲律賓等在亞太地區挑起事端，威脅地區和平。美國就是忘了上個世紀的歷史教訓：英國張伯倫政府對希特拉納粹德國的綏靖政策引發二戰；日本突襲珍珠港，使美國蒙受重大損失。

曾經是搞「均勢」外交政策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回顧：現在看來，在二十一世紀搞均勢是不行的了，還是在擴大利益組合上，構建利益共同體為好。今天西方大國的冷戰思維仍未熄滅，但應該是理順國際關係特別是中美兩個大國關係的時候了。

 中美會晤，習近平伸出熱情友好之手，但奧巴馬限於國內政客們拒中、懼中勢力的影響，未能顯出相應的熱情，這是不足為怪的。

吳康民    電郵﹕hmng@puikiu.edu.hk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 (2013年6月27日)

 

香港如何走出政治爭拗的困局？

​香港社會動盪不安，政治爭拗連續不斷，以去年新特首選舉前後為分水嶺，至今愈演愈烈。

​為什麼？主要是香港社會內部矛盾激化所致。

​回歸16年，香港的經濟板塊，財團勢力發生重要變化。英資財團逐步讓給本地財團，由於官商勾結，本地某些財團的勢力急劇膨脹，地產霸權逐漸形成。他們的財富躍居世界富豪榜的前列。財團勢力的壯大，當然要求在政治上有話語權。西方發達國家的政壇無不如此。但香港不是獨立國家，高層領導的任命權掌握在中央人民政府手裡。大財團也深知此點，他們的手也伸向中南海，通過某些高級官員影響中央決策。這種人事的拉鋸戰在去年的特首競逐中到達頂峰。

​​由於形勢的微妙變化，個別參選人“自毁長城”，中央中途換馬，令某些利益集團心有不甘，於是興風作浪，此是重要原因之一。

青年人是反建制的生力軍

​回歸16年，香港財富相對集中，地產霸權一支獨秀，房地產猛漲，影響廣大普羅大眾生活，造成過渡的貧富懸殊，加深社會的內部矛盾。為此，激進的反建制勢力便有了市場。加上一般青年人通過努力創業導致社會地位的上升頗有困難，在大中學生羣中頗有怨氣。過去所謂“獅子山下”努力奮鬥的前景似乎變得暗淡。青年人的反叛精神在政客的鼓動下，成為一股反建制的生力軍。

香港的政治結構看來似乎並不太適應當前形勢。《基本法》規定，香港政制應是行政主導，這是繼承港英統治的基本原則。但港英統治時期，港督會同行政局有絶對權力，立法局只是橡皮圖章，行政官員則是執行者。回歸以後，為了開放民主政治，逐步增加立法會民選成份，最終達至普選。這個發展過程中，便爭論不斷。到了今天，所謂真普選和假普選的爭論，以中央定調和反對派的“佔領中環”的行動對立達到高潮。相信未來數年，矛盾只會激化而並没有緩和的跡象。

行政主導，空有其名。就是一些局部的地區性的課題，如填海，堆填區、地區土地改變用途，也遭到區議會和當地居民以局部利益為名而加以反對。現在反建制示威遊行無日無之。行政主導遭受重大壓力，施政寸步難行。

美國利用香港圍堵中國

​以上提的是內因。一般來說，社會矛盾是是內因主導，但外部勢力的滲入也不可小覻。

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對中國的堀起心有不甘，美國聲稱重回亞太地區，目標便是對準中國。日本屢次對華挑釁，菲、越在南海進行騷擾，就是圍堵中國的一些配合行動。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英美勢力在此經營已久，這當然是一個圍堵中國最佳的橋頭堡。如果英美不利用這個“入侵”中國大陸的跳板，才是不可思議的事。

​英國統治香港多年，根深蒂固，“港英餘孽”不少。養兵千日，用在一時。今天香港社會矛盾激化，反建制勢力活躍，反共輿論陣地強大，經常挑起事端。小則可以起“亂港反中”作用，大則可以組成圍堵中國的“第五縱隊”。亂像背後，都可以隠約看到外國勢力的身影。

​美國中情局的一個小職員，最近揭露美國特務入侵香港的電腦網絡，轟動世界，連日成為本港以及國際的大新聞。其實這只是冰山一角。美國在香港的活動，何止侵犯個人私隠這麼簡單？它出錢出力，涉及香港政治的事情多的是。香港就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一個重要情報中心，政治活動中心，這是不容置疑的。

​英國早已不是世界霸權大國，它當然没有圍堵中國的能耐。但作為美國的盟友，理應幫忙。它的潛力和思維模式對香港的影響，相當根深蒂固。它在統治香港末期所留下“政治種子”，特別是政客彭定康在香港回歸前對過渡期的一番人事布局，現在便是發揮作用的時候了。有的人物已經浮頭，有的還潛伏着。英國的MI6和美國的中情局合作無間。今天揭出他們的真面目，有的人已經暴跳如雷，正好證明我的判斷。

外因是通過內因起作用

​但是，外因是通過內因起作用的。如果一味強調外國勢力的入侵，而不解決內部矛盾，香港前途堪虞。

​香港有沉默的大多數，他們是希望香港繁榮穏定的。對於當前的無休止的爭拗，他們是感到厭倦的。但他們的無能感也相當強烈，包括不少的工商業者和某些財團。如何喚起他們關心香港的命運和前途，努力改變目前吵閙的局面，是一個重要課題。

​香港的輿論傳媒，也直接間接助長了這個亂局。一方面某些輿論幕後受到若干利益集團的操控；另一方面傳媒奉行製造轟動才是新聞的哲學。如何使輿論承擔社會責任，負起引導公眾正確認識當前社會危機，合力推動香港走出困局，邁向健康前程，又是另一個重要課題。

​“一國兩制”需要維護。但港人必須首先肯定“一國”，“兩制”才能健康發展。“佔中”只能推翻對“一國”的信任，結果“兩制”也不可能完滿運行，亂象也因此而起。有人說﹕“佔中”倒果為因，何來和平合作，的確為此。香港需要的是和平協商，而不是暴力威脅。我們希望以日後的政改方案的討論咨詢開始，營造一種和平協商的氣氛，來改變目前的這種劍拔弩張的局面。

吳康民    電郵﹕hmng@puikiu.edu.hk

本文發表於明報 (2013年6月26日)

 

權貴二代比比皆是

北韓的三代金氏王朝封建繼承，為大多數民主國家所詬病。金日成傳位金正日，尚可說得過去，但金正日再傳給黃毛小子金正恩，便招人笑話。由於北韓政壇極不透明，突然冒出一個年不過三十的小娃娃當頭兒，國際評論家都不看好。

但是，以北韓的封閉社會來說，不這樣做又會怎麼樣？因為金正恩是金正日的兒子，是北韓開國元勳金日成的孫子。這樣，對政局便會起穏定作用。否則，冒出一個外姓的人，雖然在政壇上已有名堂，或已是政治局高層，或已是軍隊中的次帥，但能壓得住陣腳嗎？不會引起權鬥嗎？

所以，金氏王朝的封建繼承，也許對穏定北韓國內形勢發揮作用。

仍然奉行君主立憲的歐洲國家，由於已有憲政基礎，他們的君王只是虛君，權力主要掌握在內閣手上。封建繼承對政局没有什麼影響，如最近荷蘭女王退位傳嗣，就是一例。

美國的布殊父子先後擔任美國總統，但没有人說他們是封建繼承。一不是老布殊傳位給小布殊，二是他們分別通過民主選舉上台。當然家族影響力有一些，但不涉及家族私相授受。前總統克林頓的妻子希拉莉，即前任美國國務卿，據說有意競逐下屆美國總統，那是憑她自己的實力，更加没有封建繼承的味道。

新中國的封建繼承

新中國成立以後，毛澤東當權，直到他逝世為止。中間雖然一度由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但誰都知道大權牢牢掌握在毛的手裡。於是貴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可以被以莫須有的罪名奪權，更以非人手段把他整死。但是毛還是不敢搞封建繼承，而是推出林彪為接班人，並居然寫進黨章憲法。最後又因林彪功高震主，毛有意整他。迫得他倉皇出逃，折戟沉沙，橫死異國。

到了此時，毛澤東的封建意識浮頭了，覺得先前選出的接班人都不理想，更有意反對他，還是自己的親人可靠。於是浮起培植自己的妻子江青和侄兒毛遠新接班之想。但封建繼承之念剛浮頭，時不與我，已是風燭殘年。他死後不僅封建繼承不能實現，江青和毛遠新更成為“四人幫”及其幫兇而身陷囹圄。

時至今日，太子黨和官二代在政壇上甚為活躍。數“風流人物”，果然是若干革命元老的子弟。但對太子黨和官二代又不能一概而論，其中有不少是能幹的， 有能力的，靠自已的本事和歷練上位的。不過既有好的習近平（革命元老習仲勳的兒子）；也有壞的薄熙來（革命元老薄一波的兒子）；既有靠自已在基層鍛練一個台階一個台階升上來的劉源（劉少奇的兒子，解放軍上將），也有靠父蔭坐直升機上來的李小鵬（李鵬的兒子，山西省長）。

香港封建繼承比比皆是

 由於權貴第二代一般都會受到較好的教育，成長環境的優勢也許可以造成他們的社會見識豐富，又得接触的文化氛圍薰陶的好處。不過，他們獨特的優勢是社會上的人脉關係眾多，有叔叔伯伯的扶持，上位的機會就比基層人物出身的大得多。所以就是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這種封建繼承也不少見。香港參政和營商的也不少是權貴二代，像新屆的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香港的立法會和各種委員會。至於大財團家族的封建繼承更比比皆是，凡乎所有大財團都是第二、三代接班。但只要是憑實力上位，而不是如“阿斗”那樣的也要佔個位子，就不應全加否定。

吳康民    電郵﹕hmng@puikiu.edu.hk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 (2013年6月20日)

 

建制派為“佔中”之火助燃﹗

​“佔領中環”口號的提出，以及一連串的所謂商討日，討論會以及慢條斯理地開展“工作”，又不宣布實行的日子，好讓行動有一個較長的醖釀期，並吸引了建制派的視綫，繃緊建制派的神經。“佔中”還未實施，已經收到十分主動的效果，果然是個高着。相信這是反對派台前幕後的集體創作，決不是一個戴耀廷有這麼高的智慧。

​“佔領中環是衝着中央和特區政府來的，說是要爭取真的普選，反對有篩選的普選。

​2017年離今天還有四年，政府仍未提出普選的咨詢方案，討論還未開始，為什麼要提出“佔領中環”這麼激烈的，含有暴力成份的口號？這就是策劃者高明之處。如果提出反假普選或爭取真普選的口號，已有所謂真普選聯盟之類的口號或組織，司空見慣，毫無新意。只有“佔領中環”，就有癱瘓香港金融中心，斷絶東西交通，或者引致暴力，造成香港大亂的意思。這個富有刺激性的口號，果然引起港人注意，國際矚目。口號的提出，便已先聲奪人，製造宣傳效果。

全版廣告與發言收效甚微

​​但是建議人說要集思廣益，廣泛討論，又指出他們也希望和平進行，並要限制參加人數，對參加者的身份加以挑選，而且實行的日期未定。總之是故弄玄虛，拉長議論期，使“佔領中環”天天佔領傳媒輿論空間，引起萬眾矚目。

​建制派最近發動輿論反擊，辦法是由各大社團刊登全版廣告，並由建制派頭面人物發表千人一面的反對講話。

我認為這種做法反而為“佔中”口號添加柴火。結果不是讓公眾認清“佔中”的反中亂港隂謀，而是覺得“佔領中環”的口號一提出，果然“威力無窮”，需要各大社團和社會上的大人物重砲回擊。兩軍對壘，既然一方要重砲出擊，想必敵方來勢十分兇猛也。

其實這些小丑跳樑，只能蠱惑公眾於一時，其擾亂治安，破壞社會穏定的用心昭然若揭。過去某些激進分子在示威遊行時，非法佔據馬路，阻塞交通，已為公眾所詬病。如果“佔領中環”實現，癱瘓中區交通之際，必然引起公憤，令眾人鳴鼓而攻之。這些反中亂港的分子，徹底暴露，也是一件好事。是膿瘡的膿，必須擠掉，方可絶後患。

犯法的話不必說在前頭

​行政長官梁振英也來湊熱鬧，指出“佔中”不可能不犯法，不可能和平。是的，如果“佔中”成為事實，肯定產生暴力，肯定犯法。但人家還在“商討”呢，還未公開行動的細則，何必把話說在前頭？

我認為，對付這些反中亂港分子，應該靜觀其變，他們要幹的事情，你愈發緊張，他們越“得戚”（得意）。他們的目的，就是要引起公眾的注意，整天成為傳媒和公眾注意的焦點，這樣，他們便成功了一半。現在他們還没有行動，只說在“商討”和醖釀的階段，你們便這麼緊張，這不是正中他們的下懷嗎？俗語說，大哭的嬰兒有奶吃，現在建制派是不是在喂奶呢？

靜觀其變，讓其充分表演

​立法會的某些激進議員，他們在破壞莊嚴的議會殿堂的表演已經發揮得淋漓盡致了，大家也看得生厭了。如果是全民普選，他們能够得逞嗎？他們過去當選還不是靠小選區的比例代表制麼。現在他們要所謂“真普選”，是可以討論的。但他們不為此圖，在咨詢討論還没有開始時，便提出“佔領中環”這麼暴力和刺激的口號，這不是自暴其醜嗎？既然他們已經提出來了，在没有付之行動之前，我們應該後發制人。對他們這種反中亂港的行徑，加以揭發批判是應該的，但應該多講道理，以理服人。至於大登廣告，先判有罪，我卻認為是不必要的。

吳康民    電郵﹕hmng@puikiu.edu.hk

本文發表於明報 (2013年6月15日)

 

形象工程定業績 官員報喜不報憂

由於官場官僚主義盛行，對於各級、各部門的工作情況不作深入了解，或是只看表報了事，或是走馬觀花“視察”一番。浮光掠影，毫不了解實情，於是造成形象工程流行，報喜不報憂成為常態。官場陋習，至今未改，積重難返。領導人在上面作洋洋大文的報告，說什麼要“大力推動政務公開”，“要讓人民群眾更加全面了解政府工作，更加有效地監督政府行為”，但是只要看看群眾上訪有增無減，地方群體聚眾示威事件頻發，各地“維穏”編制和經費大幅度增加，便知道官民矛盾達到何等嚴重的程度﹗

領導對下級了解不深入

形象工程流行，始於各地大建樓亭館所，大搞所謂地標。後來雖經中央三令五申，禁止興建豪華辦公大樓，但禁者自禁，各地形象工程的建設更是變本加厲。

最近因為中央推行城鎮化，縣以下的村鎮搞形象工程更為積極。因為縣城村鎮有多一點的高樓大廈，便有機會被評定而升級為市。縣和村鎮的官員都可以官升一級，這又是地方大搞形象工程的另一個誘因。

歸根到底，就是領導對下級的政績了解不深入，憑下級書面匯報，或是走馬觀花地視察一番，以印象評分，以招待逢迎的印象定幹部升遷。這也是公費吃喝愈來愈豪華，招待上級官員愈來愈花心思的原因。

由於中央決定﹕“以大城市為依托，以中小城市為重點，逐步形成幅射作用大的城市羣，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已經成為戰略方針。如果中央没有狠抓遏制大搞形式主義的形象工程，則城鎮化可能並没有真正發揮大中小城市的協調作用。

以數目字評定政績

同樣的弊病也出於對意外事件的死亡人數的評績。據說某市如有交通意外，煤礦崩塌、高樓大火之類的慘劇發生，上級便多以死亡人數多寡來評定該地或部門的政績。例如說死亡人數在十人以上的，是一個評價，再上若干十人的，又是一個評價。於是有當地或當事部門便在上報中，往往壓縮死傷人數。如死亡逾十餘人更只報九人。特別是一些煤礦的礦難，多有“毀屍滅跡”的，以免上級加大處分。年前浙江的高鐵事故，竟有將失事車廂在當地“活埋”的怪事，並對事故原因則請多推搪。總之，有關方面總想推缷責任，這些都是已經公開的秘密。其他不少事故在發生之後，地方或部門隠瞒不報或以大報小的不知有多少。

況且，如有傳媒如實報道，必遭打壓。不少地方又以“維穏”為名，壓制知情人的揭發或上訪，為此製造更多的冤案。

根源在於官僚主義

 報喜不報憂源於長期存在的官僚主義。鄧小平早在三十三年前就指出，“官僚主義是一種長期存在的，複雜的歷史現象”。並說我們的官僚主義“有自己的特點”，既不同於舊中國的，也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它與我們“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有密切關係”。他認為應下放權力，讓下級“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處理”，“而不應統統拿到黨政領導機關，拿到中央部門來，就很難辦”。官僚主義者靠一些數目字的規定來判斷下級的政績，結果便出現報喜不報憂的現象。所以，形象工程流行，報喜不報憂成為常態，官僚主義才是根源。

吳康民    電郵﹕hmng@puikiu.edu.hk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 (2013年6月13日)

 

台、緬強人扭乾坤大陸又如何？

​緬甸總統登盛推行改革，該國的開放進展驚人。經過數十年的軍人獨裁統治，緬甸成為南亞最落後的國家。上世紀八十年代，以民族英雄、革命元老昂山的女兒昂山素姬為首成立了全國民主同盟，成為最大的反對派，但昂山素姬長期被軟禁，軍人獨裁如故。

​“一九八九年，緬甸被聯合國列為世界最不發達國家之一。雖然自然條件優越，自然資源豐富，但國民經濟發展緩慢。

​我在一九九七年初游緬甸，見證了緬甸各項設施的落後。由曼德勤（緬甸第二大城市）乘車南下，緬甸公路出奇的壞，一旦下雨，積水盈尺。公路和兩旁的田地連成一片汪洋，中途被迫要停留敏鐵拉（MEIKTILA）及勃固（PEGU）過夜，而兩地最好的酒店也破爛兼漏雨，夜不能寐。

​​現在軍政府登盛將軍一聲改革，既與反對派昂山素姬修好，讓他參選議會獲勝。又大力開放社會，吸引外資。於是美國、日本等外資企業陸續有來。過去被禁的可口可樂，歷經半個世紀，重新到緬設廠，並由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主持揭幕。其改革開放速度之快，令人矚目。有人估計下屆大選，可能政黨輪替，由昂山素姬上台。

​究竟緬甸是不是由最高獨裁領導人一聲改革開放，就能開放黨禁，向西方靠攏？我們是局外人，對緬甸政情所知不多，但倒很有興趣了解其來龍去脉。

台灣蔣經國開放黨禁

緬甸離我們較遠，但台灣卻是近鄰。現在許多台灣人都感激蔣經國掌權時的“改革開放”。說蔣經國開放黨禁，解除戒嚴，是造成台灣今天走向民主和經濟繁榮的重要原因。

大家知道，蔣介石是現代中國的最大獨裁者。他在大陸掌權二十多年，到台灣再當權二十多年。掌握權力時，鎮壓異已不遺餘力，殺害共產黨人和進步民主人士無數。他獨裁、反共、不民主、搞封建繼承。

​蔣掌權到死亡的一天，之後便是他的兒子蔣經國繼承權力。

在蔣經國掌權時代，是不是他看到世界潮流，浩浩蕩蕩，不可抵禦，因而開放黨禁，發揚民主，成為改變台灣面貎的開路先鋒？抑或有其他推動力，促進台灣的民主改革？緬甸和台灣是十分值得探討的兩個改革先例。

緬甸軍政府獨裁，大蔣小蔣獨裁，眾所周知，但是不是他們在一念之間，改變了該國和該地區的政治面貌？

緬、台和大陸情況不同

​在中國大陸，習近平剛剛上台，廣大海內外炎黃子孫寄以期望。正是因為中國長期是人治社會，當第一把手的擁有莫大的權力。按緬甸和台灣的先例，是不是這位最高領導人的意志便能改變中國社會，進行政治改革？

應該說，中國的事情比緬甸和台灣的複雜得多，相信多數人不會如此樂觀。緬甸只有五千多萬人口，台灣只有二千多萬，中國大陸卻是有十三億多的啊﹗緬甸國土面積只有六十七萬多平方公里，台灣只有三萬六千平方公里，而中國大陸卻是九百六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大國。

​​國情的複雜更在於社會政治結構不同，權貴集團形成的歷史不同。習近平也許比登盛和蔣經國高明得多，但要一言九鼎，扭轉乾坤，卻完全不易。

緬甸的軍頭，是單個系統；蔣氏王朝，更是一統天下。過去說國民黨有四大家族，還不是蔣介石一個人說了算。蔣死後由嚴家淦接總統位，誰都知道蔣經國才是真命天子。況且小蔣掌握情治機構多年，根深蒂固，要進行改革，順應潮流，便容易得多。

依靠人民便能改革

​中國在毛澤東、鄧小平等強人過後，形成多個權貴集團。既各有幕後元老的人脉，又有不同國企的經濟後盾。一切的高層人事決定，都帶有利益集團的背書，也是各派勢力妥協的產物。鄧小平繼承毛澤東的強人風格，但他還不能如毛澤東般，把四巨頭（毛、劉、周、朱），殺的殺，（對劉少奇）；貶的貶，（對朱德）；削權的削權（對周恩來）。到了鄧小平時代，鄧還要賣陳雲、李先念等元老的賬。今天的習近平，比他們受到的制肘更多。如何周旋在各派系之間，施展拳腳，就要看他的本事了。

​但是我們仍然寄以希望。因為領袖如果依靠的是人民，這便是一個巨大無比的力量。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歷史發展的動力，這話完全正確。

吳康民    電郵﹕hmng@puikiu.edu.hk

本文發表於明報 (2013年6月11日)

 

中國共產黨應該整黨清黨

中國共產黨有八千多萬黨員。中國差不多不夠十個成年人，便有一個黨員。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這個比例是不是太大了？

革命勝利 地位變了

在過去戰火紛飛的年代，在過去白色恐怖十分嚴重的年代，參加革命，參加共產黨，是要冒着殺頭的危險，至少要冒坐牢的危險的。那時候，參加共產黨，並沒有甚麼實際的利益，絕對不能升官發財，而是捨身為國為民，憑的就是一股憂國憂民的熱情，一股為民族求解放，為廣大無產階級，即工農大眾謀解放的熱情，參加到共產黨這支革命隊伍中來。當然，那時候也許有少數隨大流的，意志並不堅定的分子，但很快便被革命洪流沖洗掉，或者自己早就掉了隊。

現在呢，革命勝利了，共產黨掌了權，而且權力愈來愈集中。要當官，便必須入黨，有「黨證」，是當官的基本條件。

當然，當前仍然是有許多有志服務人民、服務社會的青年參加共產黨。上一世紀，許多有志氣有專業知識的青中年人，都憑着一股服務社會服務國家的熱情，熱切要求參加共產黨。甚至有些已經在民主黨派中有崇高地位的「民主人士」，也都熱切地希望參加共產黨。由於統戰工作的需要，有的只能當個秘密的共產黨員。有些可敬的民主人士，在臨終時刻也希望最後能為一個崇高的共產黨員。像著名的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就是其中的一個。

也有許多滿腔革命熱情參加黨的，在歷次過左的政治運動中都受到無情的打擊，有的甚至因此丟掉可貴的性命。雖然不少後來在「撥亂反正」中，得到了平反，但他們的經歷，卻是可悲可嘆的。

改革開放年代，實行市場經濟，既發展了工商業，促進全國的經濟發展，造就經濟起飛，使我國躍居世界經濟生產總量的第二位，這是可喜的現象。但由於體制改革沒有到位，出現官商勾結，形成新的權貴集團，蠶食着國家的資產。某些人藉「共產」之名，卻有攫取「私產」之實。

掌握權位 必須入黨

要掌握權位，必須入黨。許多盼望掌握權位的人，爭取入黨。有一些希望拉幫結派的人，也發展他們的同伙入黨。甚且有的鄉鎮、姓氏、宗族也把同鄉，同姓、親戚拉進黨內，「同撈同煲」，以共產之名，取「私產」的實惠。

 有一些掌握權力的黨員，也腐化變質。「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毛澤東語）。難道不是這樣嗎？現在揭露出來的貪腐官員，不論是「蒼蠅」還是「老虎」，哪一個不是共產黨員？

因此，必須來一次整黨清黨的運動，把這些喪失了革命鬥志的黨員，把這些貪污腐化的黨員清除出去，才能保持共產黨的純潔性。人數眾多並不表示共產黨的強大，精銳部隊才配得上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共黨章表明：「中國共產黨黨員永遠是勞動人民的普通一員」，「所有共產黨員都不得謀求任何私利和特權」。

中共領導人不止一次提出黨的腐敗會導致「亡黨亡國」的危險，但「十八大」的報告，對「黨的建設」只有幾句話輕輕帶過。我們希望，作為執政黨，新上任的領導班子應有一個整黨清黨的決心！

吳康民    電郵﹕hmng@puikiu.edu.hk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 (2013年6月6日)

 

換人不可能 推新有難度

​最近，關於北京啟動更換特首的Ｂ計劃，傳聞不絕如縷。謠言多講幾次似乎成真。但了解北京政情的人，應該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今天梁振英班子雖然陸續出事，但並未傷其筋骨。出事的是個別的行政會議成員，並非領導班子的關鍵人物。且CY施政上也還沒有出現重大紕漏。中央也深知，梁振英在各種反對勢力的聯合進攻下，令他舉步維艱。加上他的班底薄弱，施政經驗缺乏，適度有為變無為，並非個人之錯。

​“中央對香港人事，從來是十分理智從事，絕非「衝冠一怒」，草率便下決定。董建華主政七年，也是在與公務員班子長期磨合不暢之後，有商有量，讓他體面下台。

​現在梁振英上台不足一年，如果逼他下台，既自爆中央選人一再出錯。（先選中唐英年，後轉支持梁振英），也令有志從政者心寒，更增加2017年選人之難。瞻前顧後，中央決不會在目前做此蠢事。

​​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已成定局，中央不能在這個立場上倒退。原本的如意算盤是，這一屆的行政長官，五年政績昭著，2017年出馬參加普選，挾高民意接受民選考驗，勝利連任。

但目前看來，這個算盤是打不響了。

​五年之內，梁振英如何起死回生，扭轉乾坤，創出佳績，實在不敢寄以過高期望。在資本主義社會，在普選的政制底下，人心總是思變，「換一位來試試」的心態普遍存在。所以，由梁振英再出馬來爭取連任的可能性不大。

下一屆推出誰候選

因此，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既有選舉方式之爭，還有人選推舉之難。目前，正是選舉辦法的角力，往後還有推出候選人的難題。

中央過去對於在香港的選舉，往往有過分樂觀的看法。《基本法》關於回歸十年的政制設計，便是一個樂觀的設計。2017年進行普選，當年也是對本港建制派組織群眾的能力作較高的估計。認為經過多年經營，建制派必能推翻所謂六四比（即民主派選票佔六成，建制派佔四成）的形勢。證之近年的選舉，六四比已變成近五五比。假以時日，建制派必能壓倒反對派。

​但去年一場特首選舉，形勢發生重大變化。香港的重要利益集團倒戈相向，港英餘孽浮頭興波作浪，外國勢力積極在幕後發功。香港的傳媒陣地幾乎一面倒地作反梁宣傳。政改方案尚未開始諮詢，反對派已擺出一個全面進攻的陣勢。把理性探討貶為「假普選」，主動佔領「道德高地」，並以「佔領中環」相威脅，迫使中央就範。

中央被迫提前出手，由喬曉陽南下宣布普選底線；並由張德江警告香港如因政改而分化，將弱化其國際地位。如此公開而提早地表態，證明中央對香港形勢發展的憂慮。

樹欲靜而風不止

​但樹欲靜而風不止。正是香港所處的國內外因素，這場政改風暴是一定要到來的。

現在政改諮詢還沒有開始，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正式諮詢起步，肯定更是劍來槍往，火藥味更濃。如果按照喬曉陽定下的底線進行篩選，又不知道會爆發什麼樣的抗議活動。

​​就是不篩選，一是選出一個泛民主派的候選人怎麼辦？二是建制派推出一個什麼樣的能人參選？

選出民主派的特首，再由中央否決，不加委任，這是下下之策，此所以喬曉陽要提早宣布底線的原因。如果建制派推出一位頗為平庸或者頗有爭議的候選人，在篩選之下出選，但得票率偏低，又如何能建立他（或她）的統治威信？

​回歸15年，香港的政治生態愈來愈複雜，各種勢力的拉鋸使香港政局更難於掌握。人們不禁會想，當年訂立《基本法》之際，如果充分估計到香港政局的複雜性，在第45條關於行政長官選舉辦法，刪去選舉兩字，變成「通過協商產生」，並把「最終達至……」一段刪去，豈不是一了百了？

吳康民    電郵﹕hmng@puikiu.edu.hk

本文發表於明報 (2013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