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內地開始調整幹部工資，時間自去年十月開始：最高級別、即正國級（七位政治局常委）的工資，由七千零二十元人民幣，增至一萬一千三百八十五元人民幣；最低級的辦事員之基本工資，則由六百三十元人民幣增至一千三百二十元人民幣。
財產公開 喧騰已久
這個增幅，在港人看來，可說微不足道。香港的洗碗工人以及清道夫等不需技術的勞工，每月沒有八千元工資，也請不到人。
但是，內地幹部的工薪收入只佔他們生活收入的一小部分，高級幹部的生活所需都是公家供給和「可以報銷」的。比如住房、醫療、警衞和家務人員，都按級別配給，級別愈高，供應愈齊全。還有如宴請、外遊（美其名為考察）、專車，都由公費提供。也是級別愈高，可供報銷的數目愈大。有的地方幹部，一如「土皇帝」般，「朕」下命令，下面不得不辦。
現在內地肅貪反腐，針對的還是在這些權力以外的「黑色收入」。即接受賄款，接受名貴禮物，或者是直接把公款通過種種名目據為私有。至於這種特權所賦予的享受，仍未有徹底的處理辦法。
當然，中央也已有若干不准的規定，像濫用公車、豪華請客、巧立名目出遊等有所收斂。但權力的制約，仍然沒有嚴格的規定和法律的制衡。這就牽涉到法治和民主監督的問題。
至於財產公開，此議喧騰已久，但就遲遲未能落實。為甚麼一些落台的貪官，能擁有各地的幾十套房子？過去供給制時期，某些地方幹部為中央最高領導人建造出巡別墅，這是巧立名目提供別墅之始。但那時候，別墅還算是「公家」的，不過只供私用罷了。現在的貪官，在各地擁有的房產，卻是私有的。許多地方的貪官在收購農地、霸佔農地之中，也分一杯羮給上級領導，是這些上級貪官擁有房地產的來源。貪官擁有大量非法財產，是上級包庇、下級奉獻的產物。
供給薪金 兩制結合
全世界主要國家或地區的最高領袖的年薪都遠比中國的高。例如香港行政長官的年薪約四百四十萬港元，比習大大要高三十餘倍。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的年薪約一千三百萬港元，更加是習大大的九十多倍。至於俄羅斯總統普京的年薪不足一百萬港元，算是少的了，難怪他公開「呻窮」。
各國國情不同，這些公布的年薪收入，也許不足以說明他們收入的全部。但總的來說，都比中國領袖的薪金收入要高得多。
因此，中國高官的個人享受費用，肯定不能以公開的月薪作比較。即使壓縮了某些公家供應的項目，其「供給制」的部分，都遠比自掏荷包的部分為大。當然，全世界的高層領袖都有享用一定的公費供給之權，但其比例相信沒有中國之大。
中國的幹部待遇，至今仍是供給制和薪金制相結合，仍然是供給部分遠比薪金部分為大，而且是供給部分與權力成正比。權力愈大，供給部分愈多。
我們常常聽到「高薪養廉」的口號，新加坡據說是採取高薪養廉有效的國家之一。香港在港英統治後期也是如此。但高薪養廉只是倡廉的方法之一。法治不健全的國家和地區，總是不能消除以權謀私的弊病。
國家幹部的薪酬，應該使他們能過上社會一般中產以上人家的生活水平，更不能使一些國營企業的高層薪金和紅利遠在高級幹部之上，以致形成權錢交易和官商勾結的現象。
同時，嚴厲打擊貪腐，建立制衡和法治的制度，最為重要。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 (2015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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