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楊光文章 引起左右攻擊

俗語說，做人難，做女人更難。今天我要說，為名人辨誣難，為有爭議的人物辨誣更難。

我在本月19日在本報寫了一篇短文，題目是〈為楊光辨誣 還「六七」真相〉，居然引起各方，特別是工會、抗暴中受難的被港英迫害的群眾，甚至楊光的家人的不滿。正像一位退休工友來信，指楊光「自己默默負着責任50年，從不涉及其他人士」，他的意思是：楊光作為六七暴動的旗手，一切行動他負責，別人不應來霸佔他的功勞，事實是否如此呢，我相信如果楊光在地下，也不承認他能包辦一切吧。

我是親自聽過周恩來總理對「反英抗暴」評價的一人。雖然當年「四人幫」還在台上，他作評價時還有許多顧慮。但明確提出這是不符合中央的政策，是「圖上作業」。因為對香港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是毛主席定的，因此周恩來總理敢於對反英抗暴採取批判態度。

「六七暴動」的主因

我在「為楊光辨誣」一文中為「六七風暴」定性的一段文字是：「香港工人階級的覺醒，老殖民主義統治手法的不靈，內地極左的政治運動方興未艾，中共派駐香港官員為了表功自保，這才是『六七暴動』的主因」。直到現在，我仍然堅持這個結論。

工聯會的朋友們認為這是為工人階級的英勇鬥爭抹黑，我沒有這個意思。工人們為反對殖民主義的殘暴統治的英勇精神值得肯定，但正確的路線才是最重要的。中國共產黨在解放前也歷經幾次左的路線的禍害，在上海的工人鬥爭，不是也有「飛行集會」等「左」的行動嗎。毛主席曾經多次總結左的禍害，鄧小平也曾提出「左」的比右的更可怕的警告。

如果抱着「左」的觀念不放，那就會一如毛澤東所總結的，左傾錯誤，「曾經給了我黨和中國革命以嚴重損失」。同樣，「左」的路線也給香港的群眾運動和工人運動造成損失。

沉醉於「火紅年代」

「反英抗暴」時，群眾的反殖民主義、反階級壓迫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因為執行錯誤路線，所遭遇的損失更大。當年工會罷工以後的「復轉改」，不是一次艱巨的工程嗎？

當年的工會朋友不是學了許多毛澤東著作嗎？毛澤東提倡的鬥爭要「有理有利有節」，大家做到沒有？當年的「反英抗暴」，就是因為港英摸透了中國對香港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沒有變，因此才敢於採用強硬手段。但因為「港英不投降，就讓它滅亡」的口號，於是抗暴行動不斷升級，終於要放真假炸彈，引致傷及無辜。某些行動變成影響群眾利益，以至不獲得公眾同情，這是「反英抗暴」終於失敗的原因。現在還有些人沉醉在那個「火紅的年代」，而不認真檢查群眾運動不應影響群眾利益，這實在是一種悲哀。

來自「左」右的攻擊

攻擊我的這篇短文的人們，認為我對楊光不敬。不敬些什麼呢，說是沒有肯定他是「反英抗暴」的旗手，說他缺乏辯才，「甚至可以說是個傀儡」。我是實話實說，也許用詞不當，在此我願意向楊光家人道歉。

我從未想到在悼念一位友人，竟受到如此嚴酷的左右攻擊，特別是「反英抗暴」中受到傷害的朋友們。但受到港英的鎮壓是一回事，檢討一次群眾鬥爭的正確與否是另一回事。你不同意「反英抗暴」的定性，可以討論嘛。何必把一位朋友當成敵人？

但反對左派的從左派陣營走出去的叛徒們，卻認為這是為楊光開脫，「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作為鬥委會主任難辭其咎」。

事實上我與楊光相處多年，特別是在全國人大的日子裏，從未與他有任何齟齬，大家友好相處。他的逝世，我是很沉痛的，在此再次表示悼念之意。

本文發表於明報 (2015年5月30日)

法治教育 自治亂始

香港究竟亂夠了沒有？香港是不是已經進入了大動亂時期？

香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曾有過一次「九龍暴動」，六十年代曾有一次「反英抗暴」，但都因港英當局強行執法，甚且出動英軍而平息下來。不過，這一次的動亂，自從去年九月「佔中」行動以來，並未停息過。看來，香港還沒有亂夠、亂透。物極必反，也許只有大亂，才能夠達致大治。

法治自由須維護

看看最近的一場「第三十屆全港校際辯論比賽」，原本是青年學生的正常學術活動，參加的有近二百支中學隊伍，分為中英文組，結束時並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主持頒獎。

然而，就算是這樣的學術活動、青年學生的活動，居然也受到一些反建制的政客搗亂。立法會議員毛孟靜、梁國雄甚至親臨現場指揮，由高齡過氣女政客譚香文充當前線打手。

從現場的照片來看，這些人醜態百出，更有人用紙球拋向主禮嘉賓，難得林鄭司長鎮定應付，臨危不亂。但公眾從報章上看到這種局面，不禁慨嘆香港究竟還要亂到甚麼程度！

我在上周剛寫過一篇《法治不彰，佔中囂張》的評論，指出法治與自由是香港成功的兩大基石。但今天所見，自由已被濫用，法治卻是軟弱無力。難怪有人指出，現在是「暴民政治」上場。

雖然有一部分青年人不滿現實，但並不能為此而漠視法治。現在，這種罔顧法治、破壞社會秩序、推毁原定學府領導任命制度的風氣正在蔓延。騷亂從學府推向社會，再由社會衝進學府，究竟過去內地「文化大革命」時代的「造反有理」以及「砸爛一切」，是不是要在香港重演？

當前，香港的確有點「小文革」的味道。多年來，受過內地極左運動之苦而南來的居民不少。你們和你們的後代，是否願意再受「二遍苦」？是否可以縱容這些無法無天的動亂製造者，再在我們安居的香港製造災難性的動亂？

治亂世必用重典

俗語說，大亂之後必有大治。也許是這樣。但這個大亂，我們受得了嗎？

「必須把亂源消滅在萌芽狀態」，是一句有哲理的語言。我們當然不願意讓一個好好的香港，置之死地而後生。這個代價太大、太大了。如果一切沉默的大多數都行動起來，大亂應該可以不會蔓延至此。

其次，當局如能加強執法，運用例如《公安條例》等種種法律，將搗亂者繩之以法，局面也許不致達到如此難堪的地步。

也許，當局認為，要讓這些搗亂分子表演夠了，讓公眾認清他們的真面目，以後發制人的策略，再來收拾這些搗亂分子。然而，廣大的社會公眾受得了嗎？社會的正當運作經得起折磨嗎？政府的撥款建設有益於民生的建議，被拉布拖得無影無蹤，這個社會還能算是安定、繁榮的社會嗎？

中國歷史上常常說，「治亂世，用重典」，但現在香港算不算亂世？不過，當前香港用典卻是輕的。是否當局在等待公眾忍無可忍的時候，然後「該出手時才出手」？抑或是受制於某些不可言宣的因素，方才左顧右盼，欲行還止？

是時候了！是行動的時候了！即使不用重典，也要有一定的懲戒方法，特別是使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少年，接受一場法治的教育！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 (2015年5月28日)

法治不彰 佔中囂張

每當經過金鐘政府總部和立法會對面的空地和馬路旁，都見有大量的僭建帳篷和其他「建築物」。

最近，有人竟「大興土木」，在那裏釘搭木屋，準備長期駐守。當香港有廣大普羅大眾為「上樓」（即爭取居所）而煩惱的時候，竟然有大量僭建物長期居於金鐘鬧市之中。

容忍僭建 咄咄怪事

自從去年九月所謂「佔中」的非法行動以來，金鐘就成為「佔中」僭建者的天堂。至於旺角和其他地方有沒有，因未有目睹，不好評說。但金鐘位處港島中心，特區政府和立法會的所在地，竟可以長期容忍「僭建」，的確是香港的一樁咄咄怪事。

幾十年前，有一些偷渡來港的鄰近地區民眾，曾因居無定所，便在一些偏遠的山坡僭建木屋，作為棲身之所，但港英當局仍然不時用武力拆卸，絕不寬容。實際上是此風不可長，如果人人都可以在公地上僭建，則香港的社會秩序和法治精神便蕩然無存。因此，這些無家可歸的，雖然值得同情，但未聞有人支持這種破壞法治的非法行徑。

現在這些佔領公地，佔領鬧市的非法行徑，竟可以存在達半年之久。該執法者不加執法，非法行徑變本加厲，而且擬作長期打算。據說並以此迎接來日的再一次大規模的「佔中」行動之用。

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並曾以此自豪。私人物業如有僭建，例如圍封露台，搭建花架，挖掘地下室、或對原圖則作一些改動，都是犯法的，有關部門應立即加以拘控，並不留情；此種事例，屢見不鮮。公眾都認為這是依法行事，並不以為怪，也不會同情僭建者。

現在這種僭建的犯法行為，竟然出現在眾目睽睽的金鐘，而執法者視若無睹，遲遲不加處理和拘控，這只有助長犯法者的氣燄，傷害香港的法治精神。

與此並駕齊驅的，是對違反公安條例，故意犯法的滋事分子，不加拘控，更不加定罪的事例不少。

「佔中」以來，曾有一千多人被捕，但法庭極少定罪，不是被判罪名不成立，就是罪名成立或判服務令，或就警誡了事。

名人效應 多判無罪

有的人是慣犯，而且有名有姓，不知是否「名人效應」，多數宣判無罪，或是輕判。

回憶六七年的「九龍暴動」，港英當局卻是執行「寧可捕錯千個，不願放過一個」的政策。亂捕亂判，造成不少冤假錯案。

「六七暴動」當然是「左」的錯誤，當年受內地「文化大革命」影響，更把矛盾激化。

例如當年培僑中學副校長黃浩炯乘車外出，被警察截查，黃校長和司機並無參加任何「暴動」情事，當局也並未經律師抗辯的程序，卻以莫須有罪名加以重判。又如現任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當年是個中學生，不過在校內散發傳單，也非「暴動」，即判刑入獄。相對於今天這些無法無天的「佔中」犯罪分子，處理手法相距何止千里？

法治與自由，常常被稱為香港成功的兩大基石。但法治和自由，又是相互制衡的。自由不能無邊，如果為一己或小集團的自由，而妨礙大多數人的自由，便應以法治約束之。如果法治不彰，使廣大市民感覺其自由受到威脅，這個管治就顯得無能。特別是有些受法律教育的政客，實際上是訟棍，往往從政治角度叫喊着一些片面混淆視聽的「法治」，歪理從這些人的口中叫出，仍有一定的欺騙性。廣大擁護法治精神的公眾，必須鳴鼓而攻之。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 (2015年5月21日)

為楊光辨誣 還「六七」真相

前工聯會理事長、大紫荊勳章獲得者楊光病逝。論者認為他是「六七暴動」的元兇，應該為當年放真假炸彈、暗殺電台廣播員林彬、擾亂香港社會秩序負責。蓋棺不能論定，該是楊光親友的一大憾事。在這裏，我認為應該出來為楊光說幾句公道話。

當年「六七暴動」，開頭原是新蒲崗的一塲勞資糾紛。在內地「文化大革命」左的運動瀰漫全國的時候，香港的北京派出機構新華社領導人，既為表功響應中央號召，又為了自保，居然利用一塲勞資糾紛，加上不少勞工階層對港英的老殖民主義的統治手法不滿，遂煽動起這一場所謂「反英抗暴」的大風暴。

反英違反「長期打算」政策

「反英抗暴」根本違反了中央自解放以後的對香港的政策。1949年全國解放以及抗美援朝以後，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禁運，使剛成立的新中國，在恢復經濟建設中遭遇某些戰略物資的缺乏及高精技術輸入的困難。但香港作為一個英國人統治的窗口，用處極大。即使禁運，利之所在，仍然是個「漏洞」。所以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深知此中利害，決定對香港的政策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並不急於收回。

而當年反英抗暴叫出的口號是「港英滾出去」，即是擺出要收回香港的態勢，這與中央的對港政策不符。但當年是「四人幫」的極左派當權，他們執行「愈亂愈好」的政策，對香港的極左的「反英抗暴」，便只有鼓勵而沒有制止的份兒。

加上當年內地到處是「鬥爭當權派」，領導幹部人人自危。香港新華社的負責官員，作為領導幹部，也不例外。他們為了自保，不惜犧牲群眾利益，於是一場小小的勞資糾紛，經過他們的指揮發展成大規模違反群眾利益的「反英抗暴」鬥爭，以迎合「四人幫」的胃口。

老殖民主義為「反英」點火

而當年的港英統治，卻仍貫徹一套老殖民主義的統治手法。既無視民眾疾苦，輕視福利建設，也處處採取高壓政策。特別是柏立基當總督的時期，把他在非洲及馬來半島當權時的老一套殖民統治的手法，帶來香港。殊不知新中國成立以後，香港基層群眾的覺醒，已非其他英國殖民地可比。

香港工人階級的覺醒，老殖民主義統治手法的不靈，內地極左的政治運動方興未艾，中共派駐香港官員為了表功自保，這才是「六七暴動」的主因。

由香港新華社一手包辦成立的「鬥委會」，既然標榜為「香港各界同胞」，當然也要顯示出「工人階級領導」。於是楊光作為香港左派工聯會的理事長，理所當然地被推為主任。

其實，楊光「一切聽指揮」，自己並無決策權。事無大小，都得聽新華社的。而且事實上鬥委成立不久，楊光就已成港英當局監視以至追捕對象。他率眾到總督府示威以後，就只能躲進中國銀行（舊址）大廈頂樓，作為「寓公」達數月之久。

暴動不應由楊光負責

至於要放真假炸彈，以至炸死北角無辜小童，暗殺在電台上叫囂反共的廣播員林彬，都不是楊光作出的決定。也許執行者是某些工聯會的屬員，但指揮行動的都另有其人。楊光當時只是一面空頭旗幟，甚至可說是個傀儡，並未參與實際工作。

就我所知，楊光是一個平和但缺乏主見的人，因為他聽話，所以才能擔任這個「反英抗暴」的「旗手」。

楊光一生淡泊自持，絕對不是一個「工人貴族」，是真正的無產階級。他從電車售票員開始（我曾乘過他當售票員的電車），當過電車工會副主席。曾領導過電車工人爭取權益的鬥爭，遂逐步升上工聯會高層。由於他平實、聽話，為工人階級所接受。但又因他文化不高，缺乏辯才，所以也不算是一位出色的工會領袖。

本文發表於明報 (2015年5月19日)

以史為鑑 反對戰爭

最近日本首相安倍訪問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二戰所犯的戰爭罪行仍然顧左右而言他，既不懺悔也不道歉，引起美國人民以及其他受過日本侵略傷害的國家人民不滿。美國當權者仍希望日本右翼勢力作為它在亞太地區的看門犬，自然不便苛責。但珍珠港一役，美國人怎能忘記？

徹底悔改 獲得尊敬

近讀不久前逝世的前德國總統魏茨澤克早年的演說，對前德國的侵略罪行的懺悔，句句擲地有聲。他的講話，與前德國總理勃蘭特，在波蘭猶太人殉難者紀念碑前下跪的一幕，可說互相輝映。

前德國總統魏茨澤克是一位傳奇人物。他年輕時曾擔任希特拉納粹軍隊的軍官，他的父親更是希特拉政權外交部國務秘書。兩代人都曾為納粹德國効勞，而竟能徹底悔改，與繼承其戰爭罪犯外祖父岸信介的安倍形成強烈對比。

德國人對二戰所犯罪行的懺悔，不僅見諸個別領導人，而是舉國上下，眾口同聲。因而不僅獲得歐洲人的尊敬，也為世界人民所景仰。魏茨澤克第一次把二戰結束日定義為德國的解放日，而不是說是甚麼「自我生存」的戰爭，肯定納粹犯下的反人道罪行。

魏茨澤克的幾句懺悔的話：「誰不反觀歷史，誰就會對現實盲目；誰不願反思暴行，誰將來就可能重蹈覆轍。」真是擲地有聲！

魏茨澤克重視對青年人的歷史反思教育，他說，德國人毋須為自己沒有犯過的罪行負責，但是祖輩卻為你們遺下了沉重的遺產！魏茨澤克認為前輩應該幫助年輕一代重溫歷史，幫助他們清醒地接受歷史真相。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國一百六十萬大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閃擊波蘭。英法雖然形式上向德國宣戰，但卻按兵不動。兩國顯然是想德國的侵略轉向東進攻蘇聯。長達八個多月的宣戰竟然按兵不動，這種「綏靖政策」和所謂「靜坐戰爭」，增大了希特拉的胃口。

喪失警惕 萬劫不復

早在此前兩年的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日本已經準備好全面進行侵華戰爭。更早的「九一八事變」，日本侵華不戰而佔領我東三省，同樣是源於蔣介石政權的「綏靖政策」。日本侵略軍在九一八事變，炮轟東北軍北大營時，中國軍隊得到的命令是「保持鎮靜，不准抵抗」。

受到國民黨政府不抵抗政策的鼓勵，日本又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進攻上海，當時受到十九路軍的堅強抵抗。但蔣介石仍然堅持不抵抗主義，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在同年五月五日，與日本簽訂了一個喪權辱國的《淞滬協定》，承認日本軍可以留駐上海。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對侵略者退讓的歷史教訓要講透，對侵略者的罪行同樣要講透。廣大群眾一旦對強鄰虎視眈眈喪失警惕，就可能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終其一生，魏茨澤克都在糾正德國法西斯對歐洲犯下的罪行，勸告人們重視歷史教訓。

魏茨澤克的這些話都出自一九八五年在聯邦議會上所作的一次演講。這篇演講被編印成冊，發行二百五十萬份，翻成二十一種文字，成為德國及其他國家反戰的教科書。

今年是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我看他的這篇演講詞也應該在亞洲特別是中國和日本之間流傳。特別需要讓安倍之流的軍國主義分子細讀。當然，反戰更重於對年輕一代的教育。讓中日和世界青年人團結起來，以史為鑑，反對戰爭。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 (2015年5月14日)

魯平、周南、廖暉

魯平、周南、廖暉，都是香港回歸前後主持香港事務的重要人物。現在魯平已經仙逝，周南與廖暉也已先後退休，是可以對他們進行評論的時候了。

魯平辭世，港人對他一片讚揚之聲。我已於5月5日在本報發表一篇短文，表達心意。就連當年與魯平交手的「死對頭」、香港末代英國總督彭定康，也不念舊惡，擱下被罵為「千古罪人」的罵名，對他表示讚揚和悼念。

魯平所以獲得各界讚揚，是他肯與各界溝通，聽取不同意見，接納群言，訂定政策。雖然他不是最後決策者，但他既堅守立場，又靈活吸收來自各界的不同意見。在訂定《基本法》和決定回歸前後的若干原則問題，有商有量，給香港各黨各派的頭面人物，留下從善如流的好印象。

周南官大派頭也大

周南的官位似乎比魯平的大，《中英聯合聲明》的草簽儀式，周南是代表中方的簽字代表，魯平等只能站在後頭。官大派頭也大。周南總被人覺得高不可攀。我這個小人物，在北京開會時，隨時都可和魯平接觸，私人閒談不知多少次，也向他反映了香港教育界和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態。但人在香港，要見周南可不容易。有一次我要向他反映一些大專院校知識分子的情况，他卻表現出不大耐煩的樣子，會談匆匆了結。他總給人有這個印象，一切都了解，一切都胸有成竹，不勞你們前來囉唆。

有一次是我「救」了他，而他卻不知恩圖報。事緣周南在擔當香港新華社社長之外，又升任全國人大常委。在一次人大聚會中，已故的人大代表廖瑤珠律師，素對周南頗有意見，在場上指着他說，你實際上擔任國務院的港澳工作派出機構，不應再擔任人大常委，這是違反憲法的。周南啞口無言。我於是發言解開這個僵局，說新華社香港分社，是一個「專業單位」，並非「行政機關」。但後來新華社的發言人在批評彭定康的時候，又出來公開說新華社是國務院的派出機構。

廖暉從未發表意見

大家知道周南是個詩人，平日喜愛吟詩作對，寫寫書法，認為勝於聯繫群眾，了解港情。他在港時，便編有《香草詩詞》兩集，以與京港兩地草委、諮委唱和為樂。忽然之間，京港兩地詩人輩出，也許是周南身教言教的結果吧。

至於廖暉，是主政港澳工作最久的一人，也是從未對港澳工作發表意見的一位主任。

廖暉是紅三代在位最久的一個，也是華僑港澳工作世襲最長的一位。

廖暉是國民黨元老廖仲愷和何香凝的孫子。廖仲愷是國民黨左派，早年被刺客刺殺。何香凝繼承夫志，成為國民黨左派一面旗幟，與宋慶齡等國民黨元老，主張國共合作，反對蔣介石獨裁，因此新中國成立以後，兩人都處政府高位。何香凝長期擔任中央僑辦主任，她之後由其獨子廖承志繼任。廖承志年少時參加中共，曾活躍於廣東及港澳之間，擔任地下工作。抗戰時在粵北曾被蔣介石逮捕，經國民黨元老力保，加上廖仲愷的名聲，蔣介石不敢加以殺害，抗戰勝利後被營救出獄。之後長期擔任粵港之間的地下工作，解放後擔任華僑港澳工作的領導。第六屆全國人大原本內定選他為國家副主席，惜會前逝世。

廖暉並沒有什麼革命經歷，因祖父輩關係而安排他擔任中僑辦主任，後轉至港澳辦擔任主任達十數年之久。而直至升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時，仍然兼任。如果廖瑤珠在世，一定再罵他的兼職違反憲法。

港人從許仕仁案認識廖暉

廖暉擔任港澳辦主任十數年，可說破了中央部委主任的紀錄。

當我擔任全國人大代表，每年開會時，有中央領導人前來聽會，廖暉必然隨同，但從不發一言。我見到他，說希望到港澳辦拜訪他，反映一些香港情况。他總是說好！好！好！但具體約定時間時，又常常「甩底」，推說事忙改期，結果沒有下文。

香港人知道他的名字，恐怕也是在去年許仕仁案件發生時，突然冒出廖暉「資助」許逾千萬元的「費用」，並着他「慳着使」，令人摸不着頭腦。不過此款是私款還是公款，只有天知道。

本文發表於明報 (2015年5月9日)

西方政黨 歡樂舞會

甚麼是政黨？按照中國官方的看法，政黨是代表一定的階級、階層、政治集團，並為其利益而鬥爭的政治組織。

政黨政治，始於資本主義社會。通過議會競選，由資產階級政黨輪流執政，於是出現了執政黨和在野黨（或者叫反對黨）。

資本主義社會，有兩黨制或者多黨制，但基本上是最強大的兩黨為主。也有若干黨聯合起來，取得選舉勝利，因而產生聯合執政。

現代中國，也曾經有兩個主要的政黨，國民黨和共產黨。在抗戰以前，共產黨是不合法的，雖然有短暫的國共合作，但基本上彼此之間是處於你死我活的鬥爭。國民黨蔣介石政權「剿共」不遺餘力，而且手段殘酷。蔣介石退居台灣之後，認為其敗在於共產黨的滲透，於是實行「白色恐怖」，實行寧可殺錯千個，也不可走漏一個的政策。殺了成千上萬，至今台北中心立有「白色恐怖」紀念碑，以紀其事。

新中國成立，蔣介石國民黨政權敗走，中共奉行一黨專政。但為聯絡各支持中共的民主人士，實行多黨合作，即允許各民主黨派存在及參政。但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一役，民主黨派及其代表人物，大多數被打成右派清除，現在說民主黨派聯合參政，徒具其名而已。

政黨只是選舉工具

香港回歸之前訂立的《基本法》，對政黨的存在並無明文規定。但該法的第二十七條，說明香港居民享有「結社」的自由。成立政黨，也可說是一種「結社」。而事實上，香港已有多個政黨參政，如民主黨、自由黨、公民黨、工黨等等。

因此，香港事實上已經存在政黨政治，不過沒有與英美等國家一樣形成兩黨競逐，輪流執政而已。

以美國為例，政黨只是一個選舉工具，政綱並無太大的區別。例如當前最大的民主黨與共和黨，有人說民主黨偏左，共和黨偏右，事實並非如此。現在的總統奧巴馬，他是民主黨，上台以來，他的政策，無論對內對外，有哪一點偏左？他本身是黑人，但近年歧視黑人、濫殺黑人的事例並不少見，也未見他大聲疾呼，號召種族團結。

況且美國政客，游走在共和黨與民主黨之間的，大不乏人。有意競逐下屆總統的希拉妮，她在讀書的時候，是傾向共和黨的，後來又變成民主黨人參政。前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在參選之前，由於他在二戰中的戰功，聲望正隆，那時卻是一個無黨派人士。民主、共和兩黨都想拉他加入，作為本黨人的身份參選，增加勝算，終於他以共和黨人的身份參選。

由此可見，無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其實彼此沒有太大區別。

不同勢力妥協產物

資產階級的兩黨制或多黨制，都是背後的不同財團利益和勢力既爭奪又妥協的產物。當年興起的政黨，代表的是資產階級和地主貴族的爭鬥，例如英國的輝格黨和托利黨，又如美國南北戰爭時期的共和黨與民主黨。資本主義的發展，地主貴族也已資產階級化，兩黨制的區別便不再是這兩者的對峙，而是不同財團的矛盾了。至於英國的工黨，也不真正代表工人利益，嚴格來說，它只是資產階級聯同工人貴族的另一派別而已。

別說工黨，就是有的共產黨也已變質，變成代表既得利益集團，變成當官者的一種身份象徵罷了。

政黨的英文名稱叫（Party），與開舞會的歡聚同字。也許有的人認為參加政黨一如參加舞會一樣，歡樂一番罷了，那還有甚麼理想和承擔呢。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 (2015年5月7日)

斯人駕鶴西歸 老友又少一人 ——悼念魯平主任

國務院前港澳辦主任魯平逝世了，港人應該對他相當熟悉。特別是在中英談判回歸前後的政治爭拗之中，魯平的態度鮮明，堅持立場。與當年英國派來香港、佈置香港回歸後的陰謀詭計的末代總督彭定康，拳來腳往。以把他評為「千古罪人」的一幕，最為人津津樂道。

有論者認為他是偏左，言詞激烈；另有論者則是說他堅持立場，維護國家主權。今天蓋棺論定，應該說他是洞悉玄機，對英國人在放棄殖民地之前，總會認真佈局，既可長期維持沒有英國人的英國影響力，又善於「分而治之」，使紛爭不絕，以便火中取栗。證之於非洲及南亞各英屬殖民地獨立後的政治情况，都可以充分說明這一點。

我與魯平是同齡人

但這一次對手是新興的中國，是在改革開放以後欣欣向榮的中國。對手雖然強硬，老奸巨滑的英帝國主義者也不示弱。看今天香港由英國人一手栽培的「港英餘孽」，在關鍵時刻便已發揮作用，可見一斑。

魯平與我是同齡人。他只小我一歲，同是解放前的大學生，同是當年參加反蔣介石政權的學生運動。從創立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我擔任常務委員開始，到香港特區成立前的籌委會和預備委員會，我都是成員。特區成立，我還是第一、二屆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那20多年間，我曾來往京港之間數十次，與魯平主任開會接觸無數。由於我們出身和經歷有點類似，所以很談得來。有時他會與我談一些「悄悄話」，算是內幕吧。我也遵守保密原則，並不向外傳播，至今還是留在我的肚裏。

我出版的第一本政治評論集，《港事我問》，也是魯平主任為我寫的序言。

我們是談得來的好朋友

在擔任全國人大代表時，每年到京開會，我都會和魯平主任會晤。即使公事繁忙，他也總會撥冗與我一談，直至他退休以後。

到了退休時，他通知我，每年寒冬，他會到珠海避寒。並把通訊地址和電郵告訴我，希望我有空到珠海探訪他。可惜我因為疏懶，自從我的二哥吳健民卸任珠海市委書記之後，甚少到珠海旅遊。最近一次，只是在去年去澳門的時候，承黃維樑教授之邀，去橫琴澳門大學新校區作一番巡禮，但並沒有進入珠海腹地。

今天突聞魯平兄逝世消息，事出突然，心中悲愴。年來多位老友仙遊，今又少了一位敬佩的朋友，願魯平兄安息。

本文發表於明報 (2015年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