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14日 星期三

一石掀起千重浪 京官發話惹爭議

中央港澳辦前副主任,現任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日前在該會會議上發炮,批評香港教育種出「苦瓜毒豆」。學校教育對國家民族意識、公民意識、人生理想目標、歷史、文化、地理知識方面存在很大缺失。而教育行政當局,辦學團體等都有責任。而且他矛頭直指教育當局,說在制訂政策,學校管理、課程設置上都有問題。正是由於香港教育領域亂象叢生,香港回歸時才蹣跚學步的「娃娃」,竟能鬧出持續70多天,震動國際的「佔中」騷亂來。
「一石掀起千重浪」。陳佐洱的講話,代表了中央若干人的心聲,也反映了內地關心香港情况的公眾,對為何會發生時間延長如此之久、影響如此深遠的這場騷亂發出的疑問。
早些時,北京《人民日報》,幾乎天天對香港「佔中」騷亂作出顯著報道。內地公眾也都知道香港發生了如此破壞社會秩序、漠視法治精神的大事。因此,陳佐洱的疑問,是有代表性的。
港英時期控制教育極嚴
回顧港英統治時期,對學校教育和青年學生工作是十分重視和控制特別嚴格的。二戰以後,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後,港英的教育司署,警察部門裏的「政治部」,特別重視對學校和教師學生的監察和控制。
1952年立法通過的《教育條例》以及1958年第二號的修正案,重點在於防止政治活動進入校園。其中對於學校設立的登記,教師的註冊均有詳細規定。其附屬的《教育規則》,更對「所有各種教授課程、教育、娛樂、體育、宣傳或活動而涉及政治或部分有政治性質」;或有「任何學生參加遊行、宣傳或政治活動或勞資糾紛或擾亂治安集會者」;「涉及政治或部分有政治性敬禮、歌唱、舞蹈、口號、制服、旗幟文字或表記」,均不得在學校內進行。
當年其法例規定之詳細及嚴密,可謂點滴不漏。至於教師註冊的嚴格,也可謂空前。在解放後的大陸大學畢業的,均被拒絕註冊為教師。當年負責訓練師資的3家教育學院,對學員的入學資格審查極嚴,左派愛國學校畢業生或曾肄業學生,絕對不被錄取。
大學由遙控變放任
今天陳佐洱有此一問,也頗合情理。對比港英統治時期對教育控制的嚴苛,與今天回歸以後對教育管理的鬆懈,的確形成強烈對比。
港英統治時期,對大學教育的管制,當然仍要表現出西方對學術研究自由的風度,表面上沒有像控制中小學那麼「嚴格」。但當年僅有的兩家大學,港大是由英國人直接控制,中大原由3家學院組成。崇基有美國背景,新亞由親台灣學人掌握。但港英仍派其親信,高級政務官鄭棟材入主聯合書院,直接參加主持中文大學的成立。
今天的大學,特區政府的影響力甚為薄弱。社會上不少政治搞手如戴耀廷、陳健民之流,以至如鄭宇碩等多次被揭學術論文抄襲者,仍然尸位素餐,佔據高位,成為煽動反中亂港的搞手。高等學府種出「苦瓜毒豆」,其來有因。
「佔中」參加者不少是「玩票」
不過,今天香港「聰明好學、熱情天真」的青年學生變成「苦瓜毒豆」,也不能光怪教育當局。說青年人「不必細品,一目了然」也有點以偏概全。我認為香港的青少年人,大多數不是「苦瓜毒豆」,一場「佔中」騷亂,參加者也有不少並不是真正認識到這場政改和普選方案爭議的真諦。他們更多地是好玩和隨大流地參加的。既不必面臨槍林彈雨,也沒有太大風險,於是就加入玩一次了。
教育工作需要反思
說到「佔中」騷亂以後的教育發展,的確需要深刻反思。新一代被「洗腦後」如何「補腦」,這倒有討論的必要。民政事務局前局長何志平,在同一會議上的發言,是頗為實事求是的。他說,全球化下青少年意識形態的變化,對他們發生影響的後現代主義,互聯網的崛起和應用,全球化人才流動性、競爭性的加劇,引發青少年就業困難。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使香港在回歸初期佔全國的GDP 16%減為2%,經濟角色的轉移使小島自大的心態崩潰,使他們的心理狀態不易適應。因此,他認為,應該加強與青年一代溝通,不要以成年人的眼光去要求他們應該做什麼。
習主席講話實事求是
內地有影響力的人物,對香港問題的發言,在此敏感時期,應該特別慎重。一不要刺激被批評的群體的神經,二不要被反動政客所利用。
早前習近平主席在會見赴京述職的特首梁振英時,指出香港推動政改要堅持3個有利:一是有利香港居民安居樂業;二是有利香港社會繁榮安定;第三才是有利於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他的發言的排列並不是隨便說的,而是強調先照顧香港的局部利益,最後才是有利於國家整體利益。我們人在香港,反對「佔中」騷亂,也是為了安居樂業,社會繁榮安定。陳佐洱的談話,似乎把考慮「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放在首位,這當然也沒有什麼不對。但在切合大多數港人的基本心態來說,習主席的講法,令人感到親切些。
亡羊補牢,未為晚也。一場在香港來說,是回歸前後空前的騷亂,已經暫時告一段落。但要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探討深層次的原因,仍有許多工作要做。京港合力,找出事件根源,探討「大亂而後大治」的方案,是完全必要的。我們反對一言堂,只有百家爭鳴,才能正確判斷事件的前因後果。協同各方力量,採取有效措施,解決深層次矛盾,才能得到一個繁榮穩定,大家安居樂業的香港﹗

本文發表於明報 (2015年1月14日)

2015年1月8日 星期四

鄱陽湖乾涸 三峽發警號

據報道,近日江西省鄱陽湖正面臨乾涸的危機。在最近的枯水期,鄱陽湖的大片湖區變成大草原,大湖區變成小河溝。此外,去年十月下旬,鄱陽湖已經進入了十二米的枯水位,提早了二十四天;八年前更創下枯水期長達二百六十天的紀錄。對此,專家們指出,這是三峽工程建成之後,對鄱陽湖造成的嚴重生態災難。
這則令人難過的新聞,使我回憶起,我在一九九二年參加全國人大第七屆第五次會議上,爭論三峽工程是否上馬的情景。
當年,中央提請大會通過的三峽工程上馬議案,是早有準備的。主張上馬的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副總理鄒家華、水利專家錢正英,都作了充分說明。在早前的論證會議上,有的反對派,即反對三峽工程上馬的人,都不讓參加。有份參加的,但最後沒有在論證書上簽名的,也有十幾位專家。
在那一次大會上,我們已經感覺到當局上馬的決心非常堅決,但大會的氣氛仍然十分緊張,令會場內外都議論紛紛。然而,在我們這些港澳代表之中,沒有一個是水利專家,甚且連學土木工程的人也沒有,當然討論不出個所以然來。
科學論證 不如領導
投票的結果是,贊成上馬的,有一千七百六十七票,剛剛過了三分之二;反對的則有一百七十七票;棄權的六百六十四票,我也是投了棄權票的。
後來,我讀了水利專家李銳的幾篇文章,覺得他的論點頗有道理。李銳引經據典,說明三峽工程上馬的危險性。以往,李銳曾經說服了毛澤東,使三峽工程暫緩上馬。在爭議之中,毛澤東很欣賞李銳的才華,更把他調到身邊,當了一名兼職秘書。
毛澤東與周恩來當政時,三峽工程被擱下來,亦因為張愛萍將軍說過一句話:「不能建造一個戰爭的目標。」把毛澤東給說服了。
毛周之後,鄧小平上位,張愛萍再和他談過三峽上馬的問題,鄧小平卻批評他:「你的膽子太小。」
事實上,中國的事情,往往就是一切都要由領導人拍板定案。過去,社會上有一句順口溜:「法律不如政策,政策不如領導人的講話。」現在,這種風氣禍延至科學論證,變成科學論證也不如領導人的講話。
三峽工程的上馬與否,跌跌撞撞,各有反對者和支持者。中央元老陳雲、姚依林是反對的,反觀王任重、李先念、張體學是贊成的。無論如何,最後還是鄧小平說了算。
長江是我國最大的河流,全長六千三百公里,流域面積一百八十萬平方公里,佔全國總面積百分之十九,生活着全國約三分之一的人口。歷史上,該區洪澇災害最為嚴重。上世紀三十年代發生兩次大洪水,分別淹地四千六百多萬畝和二千二百多萬畝,淹死人口分別約十四、五萬人。解放後,一九五四年的大洪水,雖經大力防守搶救,仍淹地四千七百五十多萬畝,死亡人數三萬三千餘人。所以,長江中下游的防洪問題,是歷史上往往為人議論的課題,三峽工程因而也討論了許多年。
針無兩利 種新禍根
可惜,針無兩頭利,三峽工程既已建成,卻種下了新的禍根。今日長江下游的乾涸危機,只是其中之一。至於生態環境改變,致使多種動植物,特別是魚群,難以存活。山坡變動則可能產生滑坡。地震或戰爭的風險更加不用說了,那可能造成比水災更大的災難。
今天鄱陽湖的乾涸危機,只是一個訊號。來日方長,如何應付三峽大壩建成後種種可能出現的大問題,有待專家們研究。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 (2015年1月8日)

2015年1月7日 星期三

評汪洋在美國論壇上的講話

國務院副總理汪洋,早前對香港的「佔中」騷亂,定性為「顏色革命」。他就是認為「佔中」是外國勢力特別是美國勢力挑起的。目的是要推翻特區現任政權,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香港既「山河變色」,便可進一步推動中國的「顏色革命」,像在北非及阿拉伯多國搞的「顏色革命」一樣。他的話雖然沒有講得這麼具體,但是他的意念大概就是如此。
到了上月初,他赴美國參加中美商業關係論壇,卻是另一個調子。他說:「中國對環球經濟發展及多種模塑世界秩序的規則中的美國的主導地位有充分了解。我們基本上接受這些規則」。並說,「這些規則早在中國改革前已在美國的領導下建立」。「中國既沒有意願,也沒有能力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
這些話,似乎又有點討好美國的味道。既承認美國的領導地位,又承認美國確定的「世界秩序和經濟發展的規則」。那不是說,中國應該對美國馬首是瞻和「蕭規曹隨」嗎?
這些話與往前對香港騷亂的評定,如果聯繫起來分析,似乎有點屈服於現實的味道。早前的估計,是美國野心勃勃,總要找尋機會圍堵中國以至顛覆香港和全中國的現有政權。後來又轉個大彎強調中國承認美國的領導地位,甚至塑造世界秩序的規則,令人有點感到他前後講話不太協調。
反對建立霸權
去年汪洋訪美的時候,便曾呼籲兩國「不能走離婚的道路,像鄧文迪和梅鐸,代價太大了」。那麼中國就像鄧文迪嫁給美國大亨梅鐸做老婆,央求美國不要離婚,否則代價太大。
我們反對在世界上建立霸權,也反對美國的霸權主義。當然更不會像上世紀美蘇爭霸一樣,與美國爭霸。我們主張大小國一律平等,和平共處,共存共榮。所以,中國的強大,絕不是要挑戰美國在經濟上領先的地位。
但說到對美國在當今世界上的領導角色是不是要加反對,那就要看美國在國際上扮演什麼領導角色。
如果美國過往常常要干預別國內政,甚至對它不滿意的政權採取武力顛覆等等做法,如對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亞那樣,這種侵略的「領導角色」當然要反對。如果是因為美國經濟在全球領先,美元成為國際金融活動的結算貨幣,這些領導地位是經濟發達所形成的,可以承認而不必反對。
中國不會威脅美國
所以,國際關係上有兩種領導角色:一是由於經濟發達和金融中心所形成的領導地位;另一是由於軍事力量的強大,處處干涉外國內政,肆意顛覆外國政權,搞「顏色革命」,當然應該反對,並不應承認它的霸權。
應該說,領導地位,一種是地大物博、經濟發達而形成的;另一種是靠軍事力量用武力干涉他國內政而形成的。前者無可厚非,後者應該譴責。
不過,美國的領導地位卻是有其兩重性。既有地大物博經濟發達的一面,又有其軍事力量強大干涉外國內政,以至通過顏色革命顛覆他國合法政權的一面。所以,對其兩面性應該有所分析和作不同的評價。
強調中國不會對美國的領導地位造成威脅,現實的確如此。但說中國基本上接受美國塑造的「世界秩序的規則」,這話說得太籠統了。世界秩序是世界人民塑造的,不是美國一國塑造的。美國過去實行的若干霸權主義行徑,已是破壞世界秩序的元兇。
講話要講辯證法,不能一到美國,便盡說些討好美國的話。

本文發表於明報 (2015年1月7日)

2015年1月3日 星期六

京港同揪大老虎 肅貪倡廉奏凱歌

京港兩地,在上月底,也就是年近歲晚,分別打下了一隻大老虎。
北京揪出的大老虎,是國家領導人級的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統戰部長令計劃,香港揪出的大老虎是前政務司長許仕仁。許放在全國的級別上來說,只能算是副部級,但在香港,卻是特區政府的第二把手,算是大老虎了。
京港齊打大老虎,可見反腐肅貪,倡廉正風,是國家和特區領導和人民,人同此心。這是一件大大的好事。
北京已經揪出了4隻大老虎,包括原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原軍委副主席徐才厚、原全國政協副主席蘇榮,連同令計劃,便成兩雙或成「四人幫」。
令計劃的官位雖不及周永康,但他的經歷,卻有特別之處。原因是他曾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坊間稱「大內總管」,就是最高領導人的「心腹」。可以說是「位居要津」、「權傾一時」。
同時,他又是「權力世家」。父親雖然官職不高,但兄弟姊妹,大多是官場要人。二哥令政策,是山西省政協副主席,最近被查。
更惹人注目的,是他的兒子兩年前因駕駛法拉利名貴跑車撞車身亡。令計劃卻利用權力禁止報道車禍和兒子駕駛名貴跑車,姓令的都令人對他們「另眼相看」。
打虎應與建立制度並行
令計劃涉嫌違紀受查,可能涉及他背後提拔和重用他的更高一級的人。正像周永康一樣,他能步步高陞,並擔任最要害的公檢法部門的最高領導,沒有極大後台,鬼才相信。
習近平掌政,敢於向這些最高層信任的人物動手,不僅需要有膽識,而且更是要有破釜沉舟的勇氣、不惜與傳統習慣勢力開戰。這是他相信這種作為受到廣大人民的大力支持,背後有這股強大的支持力量,「雖千萬人,吾往矣」!
這一次內地的反腐肅貪,一浪高一浪,不僅是敲山震虎,也為今後制度化的肅貪倡廉創造條件。
所以我曾建議,打老虎應與建立制度同時進行,就是建立互相制衡、財產公開、定期檢查的制度。這是中央領導人和廣大群眾屢屢倡議的。同時,我們建議提高公職人員的薪金待遇,雖不一定是要高唱「高薪養廉」,但使各級公務員花自個兒的職業收入,已能達到一般中產者或以上的生活水平,讓他們生活優裕,減少貪念。
高官判刑第一個
香港揪出許仕仁如此高級官員,並加判刑,應該說是二戰以後第一個。他是退職前特區的第二把手被繩之於法。港英統治時期,最著名查處的高官只是「捉葛柏」,而葛柏不外是個警司。港英殖民地統治者很少對英籍高官加以處分,葛柏事件是逼出來的。
今天許仕仁被判刑,特別的是他早已退休,獲邀請再出山擔任第二把手。而其官商勾結,由來已久,甚至涉及北京某高官。據其自供,某高官曾通過同案被判刑的關雄生,贈予逾千萬元的款項,成就他過奢侈生活的費用,更是令人匪夷所思。此事涉及京港兩地,亟需查個一清二楚。
香港吏治向以廉潔著稱。自從有了廉政公署,更如在有心貪腐的官員頭上懸一把劍,使一般公務員不敢以身試法,加上香港各級公務員的薪金福利待遇,向來優於其他行業。况且香港早已實行行政、立法、司法互相制衡制度,實行廉政,並無阻力。但今天仍出現許仕仁的這個大案件,出現一隻貪腐的大老虎,實在需要朝野深思。
貪腐團伙化危害更大
京港兩地揭出的貪腐事件,都是有團伙性的。周永康當權多年,在石油幫、四川省和公檢法等部門,都有千絲萬縷聯繫。周案牽連多人,當局先從外圍入手,揪出不少周永康有密切關係而涉及貪腐違法的中小老虎,最後才打下這隻特大老虎。由此可見,貪腐行為,大多帶有團伙性的。
許仕仁案,同樣涉及多人,其中更牽連香港大地產財團之一的負責人,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警惕。貪腐如果團伙化,或有強而有力的後台,其為禍將更大。香港本來以廉潔都市著稱,此案肯定對本港聲譽有所影響。難怪審判花時甚久,但終於打下重槌,塵埃落定,希望今後香港仍能保持廉潔之都盛譽。

本文發表於明報 (2015年1月3日)

2015年1月1日 星期四

北京肯定梁振英 三個有利先利港

梁振英到北京述職,習近平接見他,說了香港推動政改要「三個有利」。甚麼是「三個有利」?就是一要有利於居民安居樂業,二要有利於社會繁榮穩定,三要有利於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佔領騷亂 無人得益
前兩個有利是有利於香港,最後一個有利是有利於國家。他這個先本地後祖國,先局部後大局的提法,正是考慮了港人的利益。他並沒有唱高調,要港人顧全大局,先照顧國家的安全和利益,防止外國敵對勢力進行「顏色革命」,而是為香港的安定繁榮着想,與一些反動政客和入世未深的青年學生的想法不一樣。
反動政客是希望亂中取勝,青年學生是激進好勝。結果在七十多天的「佔領」騷亂中,香港的繁榮穩定損失了多少?廣大市民的安居樂業又損失了多少?政客們的激進言論和行動,破壞了香港的固有優勢,破壞了香港的繁榮安定。讓有理性的市民認清了他們的真面目。今年及明年的選舉,他們是得是失,未可逆料。至於青年學生,既荒廢了學業,有的還留有案底,前途是凶是吉,同樣未可逆料。鬧了這麼多天,香港從整體而言,是誰也沒有得益。
「文化大革命」時,造反派叫出「愈亂愈好」的口號。現在過逾四十年,「愈亂愈好」的後遺症迄今未除。道德淪亡,禮節盡失,社會上弄虛作假,假貨毒食普遍。信義廉恥,均見後退。禍延人際關係、親友倫常、旅遊文明、商品信譽。
總之就是作為一個文明古國固有的良好道德,被盡量破壞之後,修復不易。特別令我們年長一輩痛心的是人心不古,道德淪亡。
香港是否要重蹈「文化大革命」的覆轍?實在說不準。青年人不知「文化大革命」為害之深,影響之深遠,卻想在香港複製造反、搗亂的局面。反動政客在背後推動,外國勢力乘機挑撥,這就是「佔領騷亂」的結果。
「佔中」的台前幕後,都說要推動民主。經過「佔中」之後,民主推進了多少?市民的民主意識提高了多少?相反,經年的政治爭拗,加上近三個月的騷亂,香港是倒退了。原來的地理環境優勢和「一國兩制」的優勢不斷喪失,經濟停滯不前。「佔中」後遺症不少,香港競爭力因而削弱,周邊社會安定的地區和國家將趕上和超前。
外國勢力 在港搗亂
梁振英在京述職時說,他「面對自從回歸以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和困難」。是的,他上任以來,並不是犯了甚麼重大的錯誤,他仍是兢兢業業,盡量希望做一些有利民生福利的工作。但立法會在泛民主派的阻撓下,總是拉布,總是否決。一些地區勢力,也只是顧局部利益,反對這反對那,使某些建設施政寸步難行。
外國勢力當然希望香港有動亂以便牽制中國大陸,符合它們圍堵中國的政策。美國人因此出錢出力,利用它的代理人在港搗亂。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英國人近年在港的活動也日趨積極。也許這是與美國的默契。英國利用在港長期殖民統治積累的人脈關係和統治經驗,更重要的是培養了不少「港英餘孽」。他們散布在社會各個層面,不時利用他們仍有的社會影響力,在關鍵時刻插上一腿。
英國人近來更沉不住氣,要在英國議會上討論香港問題,甚且要派議會代表團來港「調查」,做法甚為露骨。英國已日落西山,不再有昔日「日不落國」的光輝。難道它已忘記李克強總理不久前給它一筆大的生意利益了嗎?難道大英帝國「夕陽仍然無限好」?但請不要忘記下面還有一句:「只是近黃昏!」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 (2015年1月1日)

2014年12月25日 星期四

黃克功案件和沙飛冤案啟示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倡「依法治國」,文化藝術工作立即加以配合。最近內地拍攝《黃克功案件》,重現七十七年前的「依法治軍」精神,並隆重舉行首映。中共元老看後,指出「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決定的關鍵時刻,這部電影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甚麼是「黃克功案件」呢?那是中共在陝甘寧即陝北時期,有一位老紅軍團長黃克功,因感情糾紛槍殺陝北公學女學員的案件。
當年對於黃克功的處理,各人有不同意見。原因是黃克功在十六歲少年時期參加中共,經歷過長征,立有戰功。他雖然犯了殺人罪,但有人認為正當抗戰之際,應輕判以便他戴罪立功。另一方面,有人認為,黃克功逼婚不遂,殺了年僅十六歲的女學生,應該殺人償命。
結果,事情鬧到毛澤東那裏,毛下達的指示是:「黃克功卑鄙無恥、殘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處死,是他自己行為決定的。」毛澤東一錘定音,翌年五月,黃克功被處決。
「黃克功案件」讓我們想起解放後的另一案件。中國人民解放軍有一位著名的攝影家沙飛(原名司徒傳),廣東開平人,曾因拍攝魯迅先生的最後遺容及葬禮而著名。一九四二年,沙飛加入共產黨,成為軍中攝影家,其多幅攝影作品成為現代中國攝影佳作和經典。
判處死刑 不能輕率
抗日戰爭時期,沙飛曾任晉察冀軍區政治宣傳部第一任編輯科科長。一九三九年,他拍攝著名的白求恩醫生的遺容和追悼大會。一九四○年,他拍攝了《聶榮臻將軍與日本小姑娘》的組照,顯出解放軍的人道主義精神,鼓舞日本國內的反侵略戰爭運動。在解放前,沙飛的攝影佳作及照片的影響力極大。
解放初期,即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在石家莊和平醫院留醫,沙飛因神經錯亂,開槍誤殺為他治病的日本醫生津澤勝。翌年二月,沙飛被原華北軍區政治部軍法處判處死刑,三月被處決,時年僅三十七歲。直到三十六年後,錯誤被糾正,沙飛獲平反,恢復軍籍和黨籍。
前後兩案相比,黃克功案處理並無不當。如按當前律法,也可以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即殺人應該償命,但念他有軍功,或一時情緒激動殺人,所以略為從輕發落。
後者則是因為當年並沒有律師辯護制度,也沒有精神科醫生檢驗並作出辯護,只憑領導一錘定音。理由或因是要嚴於治軍,或因是為了表示對支持新中國政權的日本醫生的愛護,於是作出嚴酷的死刑決定。
不知是何人說過,人頭落地是不能再生長出來的,判處死刑應有嚴格規定。當前,我國法院的死刑決定要經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就是鑑於各地有不少誤判死刑而往後發現行兇者另有其人的案件,攝影大師沙飛的錯判就是一個例子。
今天,中國的法治已有相當大的進步,但離「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憲法第一百二十六條),還有一段距離。
依法治國 法大於黨
猶記得曾任第六屆全國人大委員長的彭真,在記者詢問他「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時,竟然答不上來。當年,事實上是黨大於法的,但他作為「最高權力機關」「人大」的領導人,又不好拆下最高權力機關的招牌,因此只好啞口無言。今天倡導「依法治國」,理應黨也在法律底下行事,而不應黨大於法。我們熱誠希望「依法治國」能真切地實行。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 (2014年12月25日)

 

2014年12月22日 星期一

美古和解釋善意 世界和平又一章

美國突然宣布,結束對古巴逾半個世紀的孤立、圍堵甚且準備顛覆其政府的政策。決定與之恢復邦交、貿易往來,旅遊探親等等。並在近期重開駐古巴大使館,使兩國關係完全正常化。
想當年,美國以大欺小,採取各種措施,企圖顛覆不聽話的卡斯特羅政權。並曾派遣古巴流亡人士組成的武裝部隊,進攻豬灣(Bay of Pigs),但行動失敗。往後的小動作絡繹不絕。如派特務擬刺殺卡斯特羅,甚且採取低級的小動作,如卡斯特羅前往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美國通知紐約各旅館不准接待,以至卡氏聲稱準備帶同帳篷與會。
美國當局的種種欺壓行徑,引起拉丁美洲——即美國後院的眾多國家的反彈。這也是近半個世紀來,南美多國反美情緒高漲,不少國家由左翼領袖上台的原因之一。
遊古巴 觀政情
筆者有幸在1998年曾到古巴訪問多天,考察該國情况。由於是自由行,因而可對其政情了解一二。
第一,該國雖算是「共產主義國家」,但不搞個人崇拜。全國未見有卡斯特羅的照片和宣揚其個人事迹的宣傳品,與改革開放以前的中國大異其趣。
第二,該國雖然物資缺乏,人民生活清苦,但社會上不見貧富懸殊現象。有個別貪腐官員,如陸軍中將奧喬亞,曾獲英雄稱號,因參與走私販毒而被處決。部長會議副主席(相當於副總理)因生活腐化而被撤職,開除黨籍。
第三,古巴人民個性活潑樂天,到處可見人民群眾上酒吧喝酒聊天,當街載歌載舞,到海灘下水游泳。未見有乞丐或衣衫襤褸的苦口苦面的流浪者。
第四, 古巴社會褔利辦得甚好,公費醫療尤為人稱道。古巴醫學教育在南美洲十分著名,向南美輸出醫生和醫療隊經常見諸報道。
總之,筆者在古巴的一周觀察,與華僑及當地華文《光華報》的人員接觸,得出的感覺是﹕這是一個「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國家。
和解有政治考慮
回頭看奧巴馬對這一次美古關係的解凍,當然有他的政治考慮。也許還為下一屆的大選作準備。拉美國家大部分對美國以大欺小,長期有不滿情緒,它們的取向將影響美國內的拉美裔的選民。就是逃亡美國的古巴難民的下一代,也不再有反古情意結,這些後裔也願意美古重新修好。民主黨為爭取這些選民,也影響這一次對美古關係解凍的決定。
其實美古關係的惡化,是始於美蘇兩霸嚴重對立的冷戰時代。1962年前蘇聯準備在古巴部署導彈基地,曾一度出現大戰危機。蘇聯前領袖赫魯曉夫的冒險主義,在美國的強硬態度下軟化。結果是蘇聯撤除古巴導彈基地,換取美國撤回土耳其導彈而告終。當年古巴是扮演被動的角色,還是主動積極,則不得而知。
有利國際和平事業
美古關係解凍,對於國際關係的和平發展,當然是一件好事。也說明霸權主義的外交政策,並不能得逞。二戰以後,由於美蘇爭霸,出現過好幾次大戰陰霾密佈的局面。但因為核子武器的發展,大家都不想玉石俱焚,反而避過了大戰的危機。蘇聯解體,美國曾獨霸於一時。後來中國崛起,金磚五國經濟也加速發展,世界愈來愈多元化,相互制衡,世界和平得以維持。只有日本安倍之流,仍然不忘軍國主義,還準備進一步「修憲」擴軍。但好戰總是要失敗的。和平是世界的主旋律,是大趨勢。一兩隻蒼蠅嗡嗡叫,正是「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本文發表於明報 (2014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