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朝聯手反華 中國爭取近鄰

日本安倍政府拉攏北韓共同反華，金三世願意投懷送抱，兩國秘密在瑞典首都舉行局長級協商。其實，日朝兩國早已有多次接觸。日本希望拉攏中國的近鄰共同反華，但安倍也許反華反昏了頭，他這樣做，是不是助長了北韓核訛詐的氣燄，影響美國的反朝核的政策，同時得罪了南韓？

不難想像，北韓願意向日本靠近，大概是認為日本的物資援助和軍火供應會比中國優越。如果打的是這種算盤的話，中國應該樂觀其成。事實上，中國對北韓的物資供應，包括重要的糧食和石油等，已成為一大包袱和負擔。對於這個金三世「反骨仔」長期知恩而不圖報，不如把它甩掉算了。如果我們能爭取與南韓結盟，何懼朝日聯手？  

北韓常常不按牌理出牌。金三世內政上的政治鬥爭，從突然處決張成澤開始，這位暴君喜怒無常，令其近親和高官們每存「伴君如伴虎」之嘆。這樣的政權能維持多久，實在令人懷疑。

安倍也是半個金三世貨色。此人毫無政治策略修養，只知迎合美國的圍堵中國政策，瘋狂地復活軍國主義，取悅日本的右翼政治勢力。但日本的朝野並非鐵板一塊，也沒有戰前瀰漫全國的軍國主義狂熱，日本人民有反戰的覺醒的一面，深知玩火玩過了頭，只懂為美國火中取栗，可能帶來大災難。今天的日本人民不是二戰以前的愚民，日本政府成功再動員青年去參加零式自殺式飛機攻擊的可能性愈來愈低。安倍既低估了日本人民反戰的覺醒，也高估了北韓政權的穩定性，搞日朝聯盟或日朝聯手反華，恐怕是打錯算盤了。

集中力量 對付安倍

在美國的鼓勵下，中國目前的確是三面受敵。不過，中國在外交上也知所進退。對越南，就派出國務委員楊潔篪前往訪問、談判，希望緩和兩國之間的緊張關係。在歐洲，打經濟牌，李克強訪問英國，簽訂多項經濟協定，並預計明年兩國雙邊貿易額達到一千億美元的目標。雙方也就香港問題表示促進香港的繁榮穩定符合彼此利益，爭取英國不要在香港問題上和美國走得太近，特別不應共同密謀把香港作為反華基地，並申明「中英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已成為兩國各自外交政策中不可或缺的內容」。至於對菲律賓在南海小島上搞小動作，也只低調處理，原因是不想多惹火頭，以便集中力量對付安倍政權「無恥、無聊、無理」的流氓作風。

美國人圍堵中國而採取大包圍，我們應該各個擊破。我們是大國，是強國，周圍的小國，或因歷史原因，或因美國煽動，或因社會制度和宗教信仰不同而對中國產生疑惑，總是對我們這個近鄰的「龐然大物」心存疑慮或猜忌。美俄也是大國，但小國們離它們較遠，感覺不大；相反，中國是近鄰，影響可大可小，難免因某些反華勢力的挑動而和我們疏遠，以致產生某些敵意。

對內開明 免招話柄

中國某些內政的做法，特別是人權問題的一些處理手法，容易受到西方某些反華輿論的利用而成為反華的武器。例如對一些所謂「異見人士」、「維權律師」的逮捕和判刑，被認為是打壓言論自由和侵犯人權，在內地可能習以為常，認為這是屬於刑事處理範圍，但在西方，便被宣揚為重大的人權問題。須知道，這些個別事例是十分煽情的，在香港特別引起港人的疑慮。以中國的強大，個別異見人士的存在何足懼哉？何必大動干戈，招人話柄？

做好外聯工作，反制美國的圍堵，這也是一個應該加強的方面。總之，對內開明寬鬆，對外爭取鄰國，集中優勢兵力，打擊主要敵人。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 (2014年6月26日)

 

昔日嚴酷治港 今朝暴民橫行

最近，香港暴民政治逐步升級。上星期五晚，大批激進分子居然衝擊立法會，並破壞立法會的門窗，意圖闖入，又包圍政府辦公大樓，阻塞交通，為所謂的「佔中」作預演。

香港的暴力行動愈演愈烈，這使人想起，如果這些暴力行為發生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英國人統治的時期，即柏立基、戴麟趾擔任港英總督的時候，情況會怎樣呢？  

第一，所謂「佔中三子」，以及有關鼓動暴力行動的頭面人物，早已被遞解出境。出境去處可能是台灣南部民進黨「台獨」勢力佔優的地區，如果台灣當局不願接收，則羈押在摩星嶺政治犯集中營，不審不判，讓這些人嘗嘗鐵窗滋味。

第二，逾千的暴亂分子將會被警察拘捕，然後由法院即時過堂、即時審判，刑期是數月至數年不等。同時，這些人有了案底，必定影響升學和就業前途，以此阻嚇市民參與。

第三，當局會暗示大學當局，對滋事的頭面人物解除聘約，不讓這些尸位素餐、領取高薪而不作學術研究、不專心教學，卻「專職」在社會上搞風搞雨、煽動搗亂的幕後軍師吃「免費大餐」。

第四，這些名堂繁多的激進組織，將被宣布為非法組織，一有集會，即屬非法，警方必定立即進行逮捕，而不是僅僅驅散。

你死我活 玉石俱焚

上述各種做法，就是某些激進分子歡迎港英重新統治香港、高舉英國龍獅旗的下場。這個叫做「帝國主義專政」。

香港當前的亂局，就是既無「帝國主義專政」，又無「無產階級專政」，以致出現某些無政府主義的狀況。這正是北京發表的「白皮書」指出的，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有模糊認識以及片面理解的原因。

若被這些激進分子把香港攪亂了，對全體港人都十分不利。須知道：香港是亞洲第二、世界第六大的證券市場，去年底，香港股市市值二十四萬億港元；香港是重要的國際銀行中心，世界排名前一百名的銀行中，有七十三家在港設有分支機構；香港是全球第五大外匯市場；香港是全球第九大貿易經濟體，世界各地有上十萬家的專業進出口公司在港設有機構；香港是全球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直接投資地，吸收外來投資居世界第三位；香港是世界主要運輸中心之一，貨運量穩佔全球領先地位，集裝箱運輸量達二千多萬個，同樣居於全球前列……

香港既是祖國的一顆明珠，也是港人值得驕傲的經營果實。如果今天不捍衞這來之不易的豐碩成果，而是親手把它破壞或者毀滅掉，港人情何以堪？又如何對得起祖先和子孫後代？好好的一塊寶地，難道出了甚麼暴政，致使民不聊生，大家活不下去？難道只是為了政改的一些選舉方法，就非得爭個你死我活，不惜玉石俱焚？

少數搞事 全民埋單

香港靠的是經濟、貿易，香港是國際主要的金融中心，攪亂中環，就是破壞這個經濟活動中心；破壞國際金融、貿易等等運作，就是要使全民利益為少數激進分子的要求付出重大的代價！

上周激進分子衝擊立法會的暴力行為，雖說是針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但官方指出，暴亂者大多數不是新界居民，而是一小撮組織要為「佔中」動亂來個預演。也好，這個預演，讓公眾看清暴亂者的真面目！一切愛護香港的港人都應該動員起來，制止所謂「佔中」的暴行出現！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 (2014年6月19日)

 

新亂局 新曙光 新希望

香港政治亂局正在再創高峯的時候，所謂「佔中」癱瘓香港政治經濟中心的行動又如箭在弦上。形勢嚴峻，但也出現了幾件「新事」：

第一， 中央發表了有關香港問題的「白皮書」。內容雖然是重申香港《基本法》的精神和中央對港的絕對權力。但以「白皮書」的形式發表，便有隆重其事和向國際宣示的意味。可以說是中央嚴重關切香港局勢發展的新迹象。說明中央對香港最新的政治動態，有危及「兩制」的貫徹，因此不得不向沾手港事的外國勢力及香港滋事分子發出警告。  

第二，除了不少香港重要商會如中華總商會、香港進出口商會、福建商會、潮州商會等商會早已發表反對「佔中」等反中亂港行動的聲明之外，6月11日，香港總商會、加拿大商會、印度商會、意大利商會、巴林商會，更聯合發表對「佔中」活動表達了《商界的關注》。聲明指出，香港是「一個國際商業樞紐，中環商業區作為本地經濟的主要命脈」，「佔中」將「癱瘓」中環商業區的商貿活動，「香港的國際聲譽一旦受損，將帶來深遠的後果」。因此，「當政治行動妨礙恒常的商業活動」，「我們便不能、亦不應坐視不理」。

國際商界的關注，說明香港亂局已影響國際投資和商業活動的信心。

保安局長發聲警告

第三， 作為政府高官，保安局長黎棟國，罕有地在各大報發表長文《「佔領中環」的本質及對社會和參加者的影響》，指出「公民抗命」不能「凌駕法律」。戴耀廷等人早已聲明，不能保證「佔中」行動是絕對和平的，因此參與者應小心不要觸犯刑法。

黎棟國說﹕「鼓動市民在6•22投票的人，應該向市民清楚說明情况，讓市民在知情下選擇，而非不知就裏地為激進勢力抬轎」。

黎棟國警告說：「行動爆發後或會一發不可收拾，一有衝突或暴力事件發生，最終整個件事可能會失控」。

第四，有消息指，銅鑼灣這個商業黃金地帶，出現街舖以低於舊租約價錢承租個案，也有租客提早解約遷場。

一線街舖提早預租的情况已經絕迹，個別舖位更要在交吉後一段時間才獲承租。有逾1000呎的駱克道旺舖，去年叫價85萬預租，後來叫價一降再降，降至78萬、72萬，65萬仍未能租出，直至最近降至60萬方能租出。

其主要原因，在於政治局勢不明朗，社會上又以「蝗蟲」及限制個人遊趕絕大陸客。導致消費區和遊客區的商業活動的人氣下降，商人前途缺乏信心等等。

中間力量開始發聲

綜上所述，激進分子以「佔中」為主題，當前「主導」了有關2017年普選的「政改」討論。理性泛民的聲音減弱，某些亂港傳媒又興波作浪，煽動、誇大各種激進分子的言論和行動，似乎社會上激進行動已經佔了優勢。

但是，從香港總商會等國際商會的聲明看來，他們「無意干預關於普選的討論，並尊重政治是香港社區生活的一部分」，但當行動妨礙他們的商業利益的時候，他們不能不表示態度。這份宣言，正是代表香港中間力量的聲音。

我們也許因此看到一線曙光。香港的中間力量是多數，當他們開始看到種種過激行動將妨礙他們的營商環境和正常生活的時候，他們從言論到行動都是一股遏制激烈行動的重要力量。這正是我認為香港政局會「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原因。

本文發表於明報 (2014年6月18日)

 

竄改歷史 官商勾結 政治分肥

英國人在十九世紀發動侵華的鴉片戰爭，並因此逼清廷割讓香港。這是英國人侵略歷史上可恥的一頁，但它仍要竄改歷史，在港英統治香港的時代，開頭時不准學校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中稱之為鴉片戰爭，因為以推銷毒品鴉片來發動一場侵華戰爭，顯然並不光彩，而要把它竄改為「貿易戰爭」。好一個「貿易」，英國人也可謂煞費苦心矣！  

言論禁錮 教育控制

當年我所主持的學校，要把歷史教材送審，語文、史地教科書是港英教育司署審查重點，他們還專門請了一位熟讀中國文史的學者協助審查。在我們送審的教科書中，密密麻麻地加上眉批，說這一段有政治性，那一段不可講授。審查不可謂不嚴密，但教育司署又不可能整天派人前來聽課，教師在課堂上怎麼講，怎麼分析歷史事件，港英當局又能如何控制？

歷史是竄改不了的，真相不可能抹掉。港英當局後來又把中史課限制只能講至五四運動時為止。現代史，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後的歷史，一律不准講，用心又是何其良苦？言論禁錮和教育控制在港英統治時期，罄竹難書。

假的就是假的，歷史的真相不可能人為地消除。很可惜，倒是香港回歸以後，中史科才變成選修科，英國的龍獅旗還被某些激進青年高高舉起。英國竄改歷史的事，從沒有人提起了。

香港傳媒和外國傳媒經常揭露中國的官二代利用父兄的權勢謀取利益，這些我們不必諱言。封建殘餘在中國嚴重存在，官二代弄權的事例不少。但是，像美國這樣「民主」歷史悠久的國家，裙帶風是否絕迹了呢？

傳媒揭露，經常批評中國，說三道四的美國副總統拜登，他的次子亨特最近便被任命為烏克蘭最大私有天然氣公司的董事，連亨特的密友也被拉進公司的董事局。消息一出，美國輿論便指摘這是裙帶風，但拜登居然厚着面皮說這只是兒子的個人關係。問題是，拜登四月才剛剛訪問過烏克蘭，並表示支持烏克蘭提高天然氣產量。美國——烏克蘭經濟委員會主任摩根‧威廉姆斯便指摘拜登違反了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即政府成員的親屬不能為與自身政治、經濟利益有關的公司或組織効力。

英美民主 並不完美

其實，美國這種「政治分肥」的現象比比皆是。美國不少大型企業聘請政客及其親屬擔任高級管理人員，美國當選總統把駐外大使的肥缺賞給競選時支持他的「金主」，連前駐華大使洪博培也對此頗有微言。

至於美國的小嘍囉、據稱民主政制歷史悠久的菲律賓，「政治分肥」的醜聞更是絡繹不絕。五月二十六日，某女商人向菲司法部提供書面證詞，指有一百二十名現任和前任的參議員和眾議員，合謀騙取國家巨額財政撥款，數額高逾兩億美元，醜聞還涉及現任預算部長和農業部長。去年開始，已經陸續有數十萬群眾上街示威，抗議政府的大規模腐敗。

列舉以上幾個例子，只是想說明，像一般人所崇拜的英美老牌民主大國，並不是那樣完美：英國會竄改歷史，把侵略戰爭淡化為貿易戰爭；美國似乎並無封建傳統，同樣出現了裙帶風的官商勾結；菲律賓更是等而下之，貪污腐敗恐怕在第三世界名列前茅。

當然，我們不能用英美的醜聞，來掩飾我們的腐敗；相反，我們更應該以此為戒，不作虛弄假，不靠語言偽術，不搞官商勾結，更不應捲入「政治分肥」的醜聞，堂堂正正做人，樹立政治新風。如此，國家方能真正強大，香港方能繼續繁榮。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 (2014年6月12日)

 

物極必反 激進之後理性抬頭

香港的政治亂局，已經發展到極致。過去的星期天，《城市論壇》請來4位民主派的代表，在討論中卻互相指摘。「沒有過激，只有更激」。聲音愈來愈大，搶佔高分貝聲音的「高地」，加上旁觀者的起哄，如果不是警察維持秩序，可能出現一場肢體碰撞的混戰。

同時由公民黨湯家驊主催的一場政改論壇，在場的有政務司長林鄭月娥和內地法學教授饒戈平。但也是場面混亂，大批激進分子在場內外示威，有人趨前打斷饒教授的講話，令論壇一度暫停。湯家驊對場面失控表示遺憾，斥之為「暴民政治」。  

一天之內，兩個場合，本應是理性討論問題，變成叫囂式的混亂。大家可以想像，如果佔領中環的行動實現，不論人數多少，只要一百幾十人，列隊靜坐阻止車輛前進，便肯定可以癱瘓中環。  

香港如動亂 中央必干預

近日，已退休的香港新華社前社長周南，接受香港傳媒訪問。他強調兩點，第一，根據《基本法》第18條規定，如果香港發生特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動亂，可以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即戒嚴。第二，香港的駐軍可能出動，制止可能發生的動亂。

也許有人會說，周南是鷹派，這些都是鷹派言論。但是他說，是有根據，既根據《基本法》的規定，也根據回歸前鄧小平對香港問題的指示。

鄧小平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便指出，「總會有人要搗亂」，「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他並有預見地說：有人「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

鄧小平的預見成為現實。現在無論是「佔中」，無論是「普選」，都是有人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

明報調查 57%寧拒泛民

鄧小平在生的時候，美國人圍堵中國的行動還沒有今天這麼猖狂。當前它聯合日、越、菲，用行動來干擾，遏制中國的發展，而且愈來愈着力。因為今天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已經不是鄧小平時代可以「韜光養晦，決不當頭」的時代了。

鄧小平說，「如果香港發生動亂，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預，由亂變治」。現在要製造動亂的人雖然是一小撮，但因為有外國勢力支撐，能量不可低估。加上當前沉默的大多數還沒有發動起來，某些有影響力的大財團則在靜觀其變，沒有積極支持健康力量，使香港政治角力的形勢變得十分複雜。

根據《明報》發表的調查報告，57%的公眾接受拒絕泛民成候選人的普選方案。就是說，有逾半的受訪市民認為，若有一人一票普選特首，即使排拒泛民代表參選，他們仍會接受方案。因為他們眼於自己有權參加選舉、有投票權，總比原地踏步為好。至於如何完善選舉，是往後的事。

柳暗花明又一村

這正和我在先前的估計脗合。兩個月前，正當政改討論顯現烏雲蓋天，社會上瀰漫着一片悲觀情緒的時候，我在他報寫過一篇評論《車到山前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便表示了另個看法。我認為，現在政改討論鬧得不可開交，雙方箭在弦上的時候，反而可能有戲劇性的變化。因為要在有普選，但不完善和沒有普選，只能原地踏步之間作出選擇，多數人應該願意選擇前者。

事物往往會在激化到似乎要破裂的時候，反而出現「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在該評論的結尾說﹕當廣大的中間群眾站出來的時候，當有理性的民主派議員認真衡量利害的時候，當有關當局在「有商有量」的基礎點作出一些妥協的時候，也許光明就在前面。

星期天的城市論壇和湯家驊主催的政改論壇的混亂，是激進泛民和理性泛民的一場較量。物極必反，激情過後，也許理性泛民會抬頭，這就是我所指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理據。

本文發表於明報 (2014年6月11日)

 

建國後是周恩來當第一把手會如何？

最近，潮州商會舉辦周恩來在潮汕的展覽，並請來周總理的親侄女周秉德和兩位曾任周恩來貼身工作人員前來主禮。不久前，我又前往重慶訪問，再次瞻仰曾家岩50號的周恩來當年革命史蹟。近日又再讀了不少有關他的回憶錄。夏日冥思，忽發奇想，如果1949年新中國成立，不是毛澤東主政，而是周恩來當第一把手，開國首30年，中國會怎麼樣？

大家知道，按照中共元老陳雲的評價，毛澤東一生，開國有功、建國有過、文革有罪的三分法，毛澤東領導顯然罪大於功。原因是建國以後，他一向執行「左」的路線，從「三反」、「五反」、鎮反、工商改造，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到全面針對知識分子的「反右」、「三面紅旗」、「大躍進」，直至發動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無一不「左」。由於他的「個人專斷作風」，「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終於搞出一個「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均見中共建國以來歷史問題決議）。  

「左」的路線有客觀因素

當然，中國革命成功以後走了一條極左的彎路，不僅是毛澤東一個人的責任，也有一定的客觀原因﹕

其一，領導中國革命的中國共產黨，當年並不完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而是一個帶有小農經濟色彩的農民起義軍。一如歷史上的李自成、洪秀全那樣。由於中國產業工人階級並不強大，因而這個歷史發展有它一定必然性。

其二，受蘇聯十月革命的列寧和斯大林，特別是斯大林的重大影響。當年中國的經濟狀是「一窮二白」，亟需蘇聯的援助。所以「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帶來的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而是「斯大林主義」。毛澤東雖然對斯大林的霸道有所不滿，但仍然學到的是他的那一套。可以說，毛澤東是另一個斯大林。

如果建國以後是一個集體領導的團隊，那麼當年的四巨頭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其他3人應該對毛澤東有所制約。很可惜，正是上述的毛澤東的個人專權愈來愈嚴重，其餘3位領袖不僅不能在高層領導中發揮作用，而且愈來愈受到毛澤東的排擠。

毛澤東個人專斷

朱德是一位敦厚的長者，本來戰功彪炳，原稱「朱毛」，地位在毛澤東之上。但他建國後自願讓賢，並不爭權奪利，實際上處於一個靠邊站的地位。劉少奇堅持應該有一個「新民主主義」較長的階段，不應急急忙忙邁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被毛澤東貶之為「叛徒、內奸、工賊」，不僅把他打倒，而且把他軟禁客死開封。

周恩來曾多次被毛澤東批評為「右傾」，正因他堅持實事求是。他的資格和地位在長征中原本也是位在毛之前，但毛並不喜歡他。只是周委曲求全，而毛又要利用他的才能維持政權運作，這樣周才能「屈己從人事兩難」，勉強得以善終。

如果當年是周恩來當第一把手，當然「左」的干擾不可避免。且「摸着石頭過河」，加上國際風雲緊急，中國革命成功以後不免會走彎路。不過，如果周和劉少奇、朱德當權，肯定不會使中國的彎路走得如此的彎和時間如此之長。3年饑荒餓死幾千萬人的事也許不會發生，對知識分子的政策也不至如此的絕，文化大革命更加不會演變得成為如此重大的「浩劫」，而且延禍至今，其後遺症不會如此嚴重。

世界上沒有如此多的假如。中國人只能認命。

今天我們懷念周恩來，主要是要吸收歷史教訓，避免再走彎路。「左」的根源仍然未完全清除，各種干擾正確路線的因素仍然存在。我們紀念周總理，應該進一步發揚他的實事求是、聯繫人民群眾的作風。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 (2014年6月7日)

 

三權分立和三權合作

記得二○○八年，習近平擔任國家副主席時，曾經訪問香港。在一個宴會席上，有記者問及三權分立、權力制衡的問題時，習近平答道：三權分立，也要合作。當時，這個答詞受到傳媒的很多批評，認為不合情理，但今天看來，卻是很符合辯證法的。

黨政不分 無從制衡

中國內地不實行三權分立，而是在黨的統一領導下的三權合作，被人批評缺乏制衡。而且，司法不獨立，立法機關類如「橡皮圖章」，因而貪腐現象得不到監督，弊病叢生。鄧小平生前曾發過話，說西方的三權分立，互相扯皮，沒有行政效率，所以中國不應效法。他的這個「扯皮論」，的確點到要害，至今在內地談三權分立，成為禁區。

香港按照西方模式，按照英國人留下的政治制度搞三權分立，現在看來，同樣是弊病叢生。不僅司法被指為「獨大」，立法會的扯皮比想像中更為嚴重，終使行政效率不濟。

其實，在港英統治時期，香港也不是完全三權分立的。港督有無上的權威，他秉承英國聖旨，有最後裁奪之權。比如遞解英國統治者不喜歡的人，便沒有通過司法程序，而是「港督會同行政局」決定了事，實際上是港督說了算。

中國政治的制衡制度沒有建立，加上人治的傳統，各級領導的第一把手說了算的情況至今十分普遍，特別是要學習領導人的重要講話，說明權威講話比法律更為重要。早年我在人大會議上參政，內地流行一句順口溜，說「法律不如政策，政策不如領導人講話」。我曾批評要實行法治，便要改變這種關係不正常的情況。現在我退下多年，觀察現狀，仍未有改變。

問題在於黨仍站在台前，而不是在幕後。黨應該通過黨員執行黨的政策，黨員在政權中也應遵照法律行事。但現在是黨政不分，各級領導、黨的書記行頭，行政主腦隨後，第一二把手的界線分明，黨領導一切，統一統過了頭，制衡無從談起。

司法獨大 立法扯皮

香港呢？行政長官並沒有過去港英總督那樣大的權力，而司法機構根本沒有回歸，立法會則淪為激進分子「做騷」的基地。有的議員靠在議會上做騷維持他們的知名度，選舉制度也使這些激進議員只需少量選票便可當選。現在的立法會，就是經常為行政決定搗蛋的地方，不是「拉布」，就是拋擲東西，完全不像一個正常的議政機構。這種分立，是制衡還是搗蛋？是建議還是扯皮？讀者自可判斷。

香港的政治制度，從三權分立的制衡來看，可說有過之而無不及。至於內地的三權缺乏制衡，卻又是早就存在的弊病。然而，香港的三權分立發展成為司法「獨大」和立法「扯皮」，又非港人之福。政治制度建設，真正是談何容易！

內地的政制建設，還未到位。法治社會的建立，道路仍然漫長。中國不可能走西方民主的道路，是可以肯定的。但要創造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民主道路，仍需要專家和群眾共同探討摸索，不可能一蹴而就。

在香港，制度的框架已經有了，三權分立的西方政制模式也已經深印公眾的腦中，惟如何完善呢？以目前的政治生態來說，要建立共識還是一條漫漫長路。行政長官普選的共識仍未達致，將來的立法會是實行「兩院制」，即保留功能組別，還是一律普選，也可能又是一場漫長的爭論。

唉！香港的政治生態，走到如此一條崎嶇的羊腸小徑，有心人只能連聲嘆息！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 (2014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