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潮州商會舉辦周恩來在潮汕的展覽，並請來周總理的親侄女周秉德和兩位曾任周恩來貼身工作人員前來主禮。不久前，我又前往重慶訪問，再次瞻仰曾家岩50號的周恩來當年革命史蹟。近日又再讀了不少有關他的回憶錄。夏日冥思，忽發奇想，如果1949年新中國成立，不是毛澤東主政，而是周恩來當第一把手，開國首30年，中國會怎麼樣？
大家知道，按照中共元老陳雲的評價，毛澤東一生，開國有功、建國有過、文革有罪的三分法，毛澤東領導顯然罪大於功。原因是建國以後，他一向執行「左」的路線，從「三反」、「五反」、鎮反、工商改造，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到全面針對知識分子的「反右」、「三面紅旗」、「大躍進」，直至發動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無一不「左」。由於他的「個人專斷作風」，「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終於搞出一個「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均見中共建國以來歷史問題決議）。
「左」的路線有客觀因素
當然，中國革命成功以後走了一條極左的彎路，不僅是毛澤東一個人的責任，也有一定的客觀原因﹕
其一，領導中國革命的中國共產黨，當年並不完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而是一個帶有小農經濟色彩的農民起義軍。一如歷史上的李自成、洪秀全那樣。由於中國產業工人階級並不強大，因而這個歷史發展有它一定必然性。
其二，受蘇聯十月革命的列寧和斯大林，特別是斯大林的重大影響。當年中國的經濟狀是「一窮二白」，亟需蘇聯的援助。所以「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帶來的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而是「斯大林主義」。毛澤東雖然對斯大林的霸道有所不滿，但仍然學到的是他的那一套。可以說，毛澤東是另一個斯大林。
如果建國以後是一個集體領導的團隊，那麼當年的四巨頭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其他3人應該對毛澤東有所制約。很可惜，正是上述的毛澤東的個人專權愈來愈嚴重，其餘3位領袖不僅不能在高層領導中發揮作用，而且愈來愈受到毛澤東的排擠。
毛澤東個人專斷
朱德是一位敦厚的長者，本來戰功彪炳，原稱「朱毛」，地位在毛澤東之上。但他建國後自願讓賢，並不爭權奪利，實際上處於一個靠邊站的地位。劉少奇堅持應該有一個「新民主主義」較長的階段，不應急急忙忙邁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被毛澤東貶之為「叛徒、內奸、工賊」，不僅把他打倒，而且把他軟禁客死開封。
周恩來曾多次被毛澤東批評為「右傾」，正因他堅持實事求是。他的資格和地位在長征中原本也是位在毛之前，但毛並不喜歡他。只是周委曲求全，而毛又要利用他的才能維持政權運作，這樣周才能「屈己從人事兩難」，勉強得以善終。
如果當年是周恩來當第一把手，當然「左」的干擾不可避免。且「摸着石頭過河」，加上國際風雲緊急，中國革命成功以後不免會走彎路。不過，如果周和劉少奇、朱德當權，肯定不會使中國的彎路走得如此的彎和時間如此之長。3年饑荒餓死幾千萬人的事也許不會發生，對知識分子的政策也不至如此的絕，文化大革命更加不會演變得成為如此重大的「浩劫」，而且延禍至今，其後遺症不會如此嚴重。
世界上沒有如此多的假如。中國人只能認命。
今天我們懷念周恩來，主要是要吸收歷史教訓，避免再走彎路。「左」的根源仍然未完全清除，各種干擾正確路線的因素仍然存在。我們紀念周總理，應該進一步發揚他的實事求是、聯繫人民群眾的作風。
本文發表於東方日報 (2014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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